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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视角，社会系统，或结构，由持续不断的互动构成，但也由已冻结的行动构成。社会制度和物质结构，如建筑和科技，都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不过，它们是以一种客观形式存在并呈现为一种确定的、人们在其基础上采取行动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它们决定了行动力的环境。伯杰和勒克曼认为，这样，社会的制度化产生了并且社会成为一种对个人意识施加力量的客观现实，尽管社会本身也是主观行动的产物。由此，他们回答了他们自己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现存的人类行动（一种进程）如何能够产生出一个由“各种事物”（社会结构和物质客体）构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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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罗伯所说的珊瑚礁的自我再生产那样，通过每个新的事件而轻微地调整它自己，人类行动在自我再生产并改变社会的时候，也与更早发生的人类行动相关。新的行动并不是更早期行动的机械复制，但同时它们要依赖更早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决定了下一个行动从哪里开始，而不是在哪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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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杰和勒克曼的有影响力的视角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冷冻的”社会生活的观点相一致；他曾经写道：死的（劳动）抓住了活的（劳动）。人类行动有创造力的方面被沉淀为死的物质，如建筑物、工具或习俗。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永久形成因此可被看成是：持续不断的人类行动和限制选择效果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内在张力，在固定的（结构、制度）和流动的（过程、运动）之间的一种固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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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和知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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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以通过互动的持久系统被描绘，也可以通过随着时间变化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的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被呈现，尽管其边界和持续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一体化的一种相关特性与知识和习得技巧有关，更强调的是文化特性而不是社会特性。多年来，人们普遍假定社会成员（至少是小型社会的成员）具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详细的民族志证据和来自不同阵营的批评声音（为了简短地表达，它们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揭示了知识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同一社会的成员未必都具有同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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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多大程度上在社会内部被共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引起了大量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些明显地基于误解：所以让我们从开头讲起，为什么在一个水平上共享并不意味着必然在另一个水平上也是共享的。社会可以呈现为模式化的或是混乱无序的，依据所应用的分析视角和基于经验的关注点。例如，语言从定义上说，就是由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所共享的，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语言的掌握都同样出色。实际上，演说技巧在许多社会中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语言技巧的不平等分布及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后果，以一种极简单而有教益的方式通过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 1972）和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72）的著作得到了表现，他们是两位社会语言学家。简单地说，伯恩斯坦力图证明，在英国，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总体上比中产阶级的孩子获得更差的学校教育。他发现，比起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的家庭所习得的语言与学校所使用的标准版本不太一致。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编码，即“标准英语”，因此与中产阶级的阶层语言相一致。同时，拉波夫证明，对美国黑人孩子的研究显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语言差异比较中，黑人孩子的语言并不呈现为较低的“认知复杂性”，而是他们进行复杂表述的方式不同于主流的习惯用语，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学校的地位。在拉波夫的研究中，学校中受欢迎的语言编码，并不比黑人的社会语言“更加精密”，而是有一套隐藏的机制支持了白人中产阶级长久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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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化，不同种类的语言被传播，社会不平等在符号层次上被复制。长久以来人们相信，“原始的”小型社会的所有成员基本上获得同样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分化和政治权力与掌握知识和符号领域的差异紧密相关，正如在现代复杂社会里一样。而且，这种差异的自我复制的模式很难被根除，即使你积极努力，想要保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获得大致同样的知识和技能主体，就像在民主化社会里所做的那样。他们固生于社会组织和劳动分工之中，而且知识传播中的差异与其他社会差异是相联系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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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式可以说明社会内部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异。女性主义者的方式趋向于沿着以下一个或两个观点的线索：（1）女人体验世界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因为她们是女人；（2）让有价值的社会技能远离女人是符合父权制（男性规则）的利益的。由马克思主义所激励的分析倾向于将知识和技能的研究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研究相联系（参见第九章和第十四章），而由涂尔干所激励的社会人类学家则会将这些差异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由此对社会一体化有所贡献。还应该注意到，“有价值的知识”的说法，以及更加广泛地，对世界的真正的定义，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参见Bourdieu 1982；同样参见第十五章）。不过，无权力的人也和有权力的人一样认为行动的价值和规则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的这种理所当然可以用来解释换个角度也许是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之所以得以维持的原因——他们使社会秩序显得很自然，因而是不可避免地——同时也可以说明文化连续性的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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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重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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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1996）做报告说，他感到在争辩有关社会人类学的“理论的和智力的基础”时缺乏一种活力。在他看来，这门学科承受着三个难题：首先，它已经分裂成一些狭窄的专门化研究，在各个亚领域之间几乎没有形成延及全部的辩论；其次，当时很少有新的学术职位，大家轮流领导致使缺乏新思想；第三，英戈尔德宣称，人类学家似乎不再与广泛的公共而实用的主要问题交战了。为了专注于这些难题，英戈尔德开创了一系列的年度辩论，由曼彻斯特大学主办，整个国家的同行和学生都获得邀请。辩论由人类学理论辩论团体（GDAT）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组织起来：两位人类学家被要求支持某个特定的“提议”，而另两位被要求反对它。最后，听众被要求投票支持或反对该“提议”。尽管这种形式有一点反讽的尖刻——真理不是通过民主表决而被决定的——这些论战无疑为社会人类学中的总体理论思考的复兴做出了贡献。最初的六场辩论（从1988年到1993年）已经以书本的形式出版，标题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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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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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这个概念从理论上说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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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界是被文化所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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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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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即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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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一种跨文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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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研究社会记忆（1989）时赞成对三种记忆的区分：个人记忆（这与传记和个人经历有关）、认知记忆（这与关于世界的总体知识相关）以及很重要的习惯记忆，它比认知记忆更加具体化和一体化。康纳顿认为，习惯记忆通过身体实践，以一种意义重大的方式被创造和复制，这些身体实践埋藏于礼节规则、手势、有意义的姿势（如交叉双腿坐着）、笔迹以及其他的习得能力中，行动者不是像通常获得文化能力那样而只是作为技术能力或者甚至是“社会本能”那样获得了这些习得能力。他特别强调了作为具体化的知识而设定的那些礼仪。和他之前的福柯（Foucault 1979）一样，康纳顿强调了在复制价值观、“内化”知识和社会等级时的身体规训的社会和政治含义。这种知识被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学者有疑义地理解，包括人类学，它所理解的知识可以被描述为是有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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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为了解释社会抗议的传播、蔓延和变化，丹·施佩贝尔（Dan Sperber）提出了他所谓的抗议的流行病学（1985，1989，1996）。使用了来自医学的类比，同样明显的是吸取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施佩贝尔强调了抗议以一种不同于病毒的简单复制的方式蔓延着，“例如，”他写道，“如果你通过我的文本所理解到的正是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复制品，这将会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用他的这种分析，知识和技能每一次通过信息传递而被传播，它们因此都会轻微地变化（或转变），尽管行动者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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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息传递的模式有赖于包括传播技术在内的许多因素，但知识传递的基本的“流行病学的”特征在施佩贝尔看来是普遍的。有趣的是，他提供了一种研究抗议的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通过关注什么是公共的和被交流的东西而直接预想通向行动者心灵的道路，却使研究者能够识别变异和变化，并且，也许还有信息提供者的精神成分的特质。流行病学的模式更进一步看来，似乎克服了某些其他研究知识的方法的缺点，因为它有能力同时解释共同点和不同点、连续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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