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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人可能要承担和男人一样多的劳动，她们几乎普遍地都要另外对家务劳动负起责任——照顾孩子、烧饭和清洁。相反，男人要负责处理涉及外部世界的家务事。在狩猎采集社会，他们要保护女人和她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分工更细的社会，他们要担任政治和仪式的职务。有些人类学家发现了女人事实上的次属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根源在于生物学，因为女人在怀孕和哺乳的时候，不能灵活地移动。这阻碍了女人自由地行动而将她们束缚在家里，而男人却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合出入。因此，有人认为（Rosaldo 1974），性别之间的权力差异与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有关：男人控制了前者，而女人被限制在后者。墨菲夫妇在关于蒙都鲁库人的专论中认为，这种区别可能有其诱人的地方。在蒙都鲁库人的村子里，只有女人和孩子住在小屋中，所有的男人都住在一个男人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没有墙，由一些长柱子支撑着一个倾斜的巨大屋顶。它的出入口面向村子，这样男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得上那边的情况。女人的位置在家中和田地间，而男人们的位置在于公共空间，为整个村子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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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纳和怀特黑德（Ortner and Whitehead 1981）为这个视角进行了补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大意是，不论正确或是错误地，女人从文化上与私人和排他主义的事务相联系，而男人则与公共和大众利益相联系。他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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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罗撒尔多（Rosaldo 1974）所说的广泛流传的社会差别有关：几乎是普遍地，男人控制了“公共领域”，在其中，“普遍的”利益得以表达和受到管理，而几乎也是普遍地，女人位于或被限制在“家庭领域”，掌管着她们自己家庭的幸福。（198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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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被批评为是我族中心主义的——有人说，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富有意义的，但在其他社会中未必如此——但是，这种区别在许多关于性别的比较研究中却被明确假定并受到显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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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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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次属地位是普遍的吗？——任何地方的女人都比男人等级更低、权力更弱吗？最常见的回答是：是的。但这个问题远非无可置疑。首先，不同社会中，性别关系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从几乎完全平等（就像马来西亚的奇旺人[Chewong]，参见Howell 1989）到那些女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其次，“等级”、“次属”和“女性歧视”这些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也许，就像有人所说，人类学家自己的文化背景在此制造了一种不健康的分析成见，因为他或她事实上假定，人人都想要平等，而人类学家所研究过的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性别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该是互相补充的。最后，并不能完全确定的是男人和女人对任何事物都有着同样的看法，因为权力和权力差异，也许女人并不关心男人视为有关声望的各种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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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做性别高度平等的标志而屡被提及的一个群体是传统的霍皮人（Hopi）社会，他们居住在如今的美国西南部。“当传统的霍皮女人被问道‘男人或女人，谁更重要’时，常见的回答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母亲’，附带的条件是，男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Schlegel 1977，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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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皮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民族，因其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方面而闻名，他们具有母系的亲属制度系统。和其他大多数母系社会不同，女人的兄弟和母亲的兄弟都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干涉她们的行动自由。夫妻双方被认为同等重要而且互补，家户和家系都有一个女性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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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男人在村子的层面上享有正式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尽管希格勒评论道，“女人毫不犹豫地说出她们的想法”，并且，如“霍皮的男人所承认的那样，女人通常能够得逞”。（Schlegel 1977，p．195）在家户和村子之间的层面是宗族，由一对兄弟-姐妹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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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霍皮人的劳动分工并非是例外的。只有男人外出打猎，也只有女人干磨面的活；不过，他们共同干农活。因此，希格勒认为，可能是文化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使霍皮人中存在这么高水平的性别平等：“这里，一种文化的思想焦点是生命，而两性被认为在促进生命上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太可能贬低任何一方。”（Schlegel 1977，p．205）这足够成为一种解释吗？在某些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确实认为女人在繁殖中的角色是次要的，男性的种子被看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许多父系或其他男性主导的社会里（比如在新几内亚高地），人们相信，是女人创造了身体中柔软而脆弱的部分，而男人创造了头脑和骨骼。但是，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真的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吗？或者不如说，它只是这种制度上的秩序的一种结果？这里没有提出一种一般回答，注意到以下这点就足够了：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思想和实践是一起发挥作用的并且只能在被加以分析的时候才被分离。也就是说，指出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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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更容易“服从”是什么意思呢？即使在其他那些平等社会里，假如有的话，女人也很少担任高级的宗教职务。蒙都鲁库人中，只有男人被允许使用甚至是看见仪式中所用的神圣喇叭；即使在霍皮人中，也只有男人才能成为高级神职人员。另一方面，并不明显的事实是，神职人员的职位是社会权力的终极表现。实际上，我们知道，被剥夺了公共职务的女、人——政治的或宗教的——却间接地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我自己在那些明显是男性主导的不同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就遇到很多由衷地抱怨妻子的男人，说控制了家庭领域的女人，常常为他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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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里斯本外围的萨罗伊（Saloio）的葡萄牙地方社区所做的有趣且吸引人的研究中，乔伊斯·里格尔豪普特（Joyce Riegelhaupt 1967）分析了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官方男权无孔不入。在她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葡萄牙女人的从属地位是被法律所规定的，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领域。男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职务。但是，里格尔豪普特发现，这个社区的女人实际上有时比男人还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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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社区的女人的这种强势地位的解释也许在于劳动分工，自相矛盾的是，这里的劳动分工允许女人扮演比丈夫更加公众的角色。男人对农活负责，而家里的女性成员将她们的时间分配给家务劳动、照看孩子、部分农活、去市场和商店。因为男人在地里干活，白天的时候只有女人留在村子里。然后，她们在商店会面，交换信息，建立社交网络。她们也去里斯本卖东西，而这样也就能够发展村子以外的社交网络。而男人，由于他们的角色，很少能够相互接触，因为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独立的田地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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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人去市场出售家庭产品，她们就掌管了家庭经济。在政治上，她们也很重要，尽管正式地讲，她们只具有边缘地位。当地的大部分政治事务都与维护和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有关：修路、安装水管，等等。为了达成目的，和权威人士进行私人接触是必要的。多亏了女人们广泛的社交网络，她们常常成功地通过政治头目的妻子去说服她们的丈夫做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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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个例子说明了，在规则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法律和政治思想声明了男人应该掌管政治和家庭经济；而实际上，女人似乎比她们的另一半施加了更大的影响于两者之上。萨罗伊的例子表明，女人的次属地位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先验存在（a priori），同时也提醒我们，即使具备对一个社会的明确规范的完美知识，也不能使我们预测人们会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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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文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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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副标题的样子有点像结构主义者的公式。它是这样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吗？”一个冒号表示一种关系，而两个冒号指几套关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参见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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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似乎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而男人被认为比女人更有教养。奥特纳在一篇被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激发了灵感的论文中注意到（Ortner 1974），女人如同自然，被认为是未被驯服的、野蛮的和难以控制的。因此，她们代表了危险（对于男人而言）而必须被驯服。奥特纳提到了女性存在的三种相关的、普遍的方面，借以支持这一广泛流传的文化观点。（1）女人的身体及其生物功能（生育、月经、哺乳）使她们必须比男人花费更大量的时间在“物种行为”上，而男人则可以更加自由地关注“纯粹的文化事业”。（2）女人的身体及其功能将她们放置到了比男人“较低的”的社会角色（烹饪、清洁，等等）。（3）女性存在的这两个方面给了她一种与男人不同的智力结构，并且被看成是更加接近自然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观点使人联想起了公共／私人的区别。它也暗示了，女人被看成是被动的，而男人被看成是主动的，这是一种流传极其广泛的看法，不论是在性行为方面、文化传播还是社会支持的各自的性别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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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条思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生物差异形成了性别不平等的起点。例如，“她（her）”与小孩子们相联系（小孩子也被认为是未经文化完美雕琢的），用“她”来称呼自然。在父系和从夫居的社会里，需要补充的还有，女人还是“外面”来的，她们和所居住的家族属于不同的家族群体。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女人常常被认为比男人更加接近自然、缺少文化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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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个地方的女人显然都承担了文化角色。在许多社会，实际上女人的角色维持并传递了传统，并且人们常常认为“自然的”，女人比男人有着更加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在许多地中海地区，男人被认为拥有性的“天赋力量”，并且因此，如果女人遭到强奸，受到谴责的是她们本身——她们应该有足够教养保护自己免遭男性的侵犯，因为男人被声称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不过，仍有很多民族志的财富支持奥特纳的普遍假说，也就是在自然和文化之间，女人生育、哺乳和月经致使她们得到暧昧的、有时是“危险的”文化地位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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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对女人类似于文化对自然”的观念备受争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模型过于简单。也有人指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文化区别可能不像奥特纳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汲取的观点所假定的那么普遍。不过，思考总是有好处的，可以有助于解释复杂的民族志资料。认为你的敌人或被征服者不知何故比你自己更接近自然的一般观念远非罕见，当然也不仅局限于男性-女性的关系上。按照种族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这种观念可以用来证明北美的奴隶制是正当的：黑人比白人更接近自然，因此更适合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同时，他们又“像孩子一样”，不能负担责任和获得自由。这样，在文化-自然二分法中的社会不平等的架构就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具使权力差异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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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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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以下观点：在女人和男人之间存在系统差异——不论我们是归咎于生物学差异、社会化还是意识形态，我们都必须也要承认，男人和女人可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体验世界（与奥特纳所说的不同的“智力结构”有关）。这是我们理解埃德温·阿尔丁（Edwin Ardener）的出发点，他写道，“女人的问题还没有被社会人类学家所解决。”（Ardener 1977，p．1）女人的问题不等于“女人的地位”问题，他接着说，而是由女人提出的有关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和理论上的难题。特别地，阿尔丁声称，许多社会的女人害羞而安静，而很难就人类学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谈。他把她们叫做“哑巴”——不是真正的哑巴，而是感觉到女人的交流方式不是人类学家立刻就能理解的（不论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而男人交谈起来就容易一些，他们会以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逻辑谈到他们的社会：阿尔丁明白表示，男性的文化世界比女性的文化世界更加接近人类学家的世界。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人类学，而不是单个的人类学家们，具有一种男性偏见。这一看法在后来的性别研究中影响很大，使人想起奥特纳和怀特黑德对于排他主义的女人和普遍主义的男人所做的区分。如果阿尔丁是正确的，那么女人的世界一般比男人的世界更难探究。不论情况怎样，明显的是，许多社会的女人和男人对于世界的体验可能是不同的。在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中，确实有争论认为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反的道德观念：女人试图提高她们的受尊重程度，而男人则努力提升他们的声望（P．Wilson 1978），并且两套价值系统赋予了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但是，尽管这两种道德与性别有关，却并非无可挽回地必然与性别相连：有一种“酒神式的女人”——“femmes fatales”——她们寻求提升声望的途径；也有一些很少喝酒、稳重而循规蹈矩的男人，每个礼拜天都带孩子上教堂（Erikse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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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性别之间的强烈紧张关系为标志的社会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似乎基于两种价值体系，而且存在部分不可调和的矛盾。真相可能是类似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其他社会如果看起来也不明显，那么通过性别来探究这些道德矛盾可能会硕果累累。这将我们远远带离了最初所关注的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对本质的寻找），而显示了性别研究在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时候是一个同样重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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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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