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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暗示了如果性是固定的，那么性别就是流动的。这确实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正统观点。因为性只是作为文化上可利用的性别（也就是，性的文化建构及其社会实践的伴生物），这似乎说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可能是不确定的。在最近有关性别的人类学发展的热烈讨论中，亨里埃塔·穆尔（Henrietta Moore）谈及，尽管努力使性别相对化，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不方便的事实是，人们的身体以二元差异化的形式而呈现”（Moore 1999，p．154；同样参见Moore 1994）。然后，她接着讨论当代西方社会中的身体毁损（文身，等等）、易性癖和同性恋，将它们视为对这种“二元形式”或男性／女性对比的挑战。在许多社会，反复被指出的是，同性恋的男人被归类为是一种“中间的”性别——既非完全的男性，也非完全的女性，并且在许多社会（包括毛里求斯），有着一种广泛的观念，认为女同性恋者从生物学上说多少与异性恋的女性有些不同。在所谓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研究所显现的领域中，这种推理被发扬得十分复杂，因为生殖器、性别身份、性身份和性实践之间的关系都是被问题化的。在这个领域，对事实小心翼翼地观察是关键所在，即使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直接观察可能很难。在挪威的一次反对艾滋病的活动中，为了使一个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性群体被区分出来，人类学家比约格·安德森（Bjørge Andersen）杜撰了一个新词“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这个术语后来成为一个命运多舛的奥斯陆摇滚乐团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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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穆尔的冷淡意见，“已知的人类学资料实际上暗示了，大多数人都没有特地去留意他们的性别身份是不固定的或是可以选择的”（Moore 1999，p．158），她还展示了性／性别界限的不稳定性，对欧美地区最近的发展给以了特别关注，在这种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别身份的不确定和反省的特点可以被进一步认为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现象的一部分，也就是通常的身份反思的现象（Giddens 1991）。正当越来越难明确说出好男人或好女人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其他身份——国家的、民族的、宗教的或职业的——都遭到了详查和谈判。几年之内，整形外科在富裕的西方社会变得非常流行，常被看做是改变身份的企图，而人们通常认为没有比性别还有年龄更加必然和绝对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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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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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别一样，对于社会分层和分类来说，年龄也是一个普遍准则。年龄是一个无法避免和无法逆转的生物过程，但是，和性别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年龄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在许多社会，不论是什么性别，人老了以后，他或她的等级就上升了。霍利评论道，确实，“一些狩猎和游牧社会除外，他们的生存需要依靠身体能力到处走动……非工业社会明显是以长者来定位的”（Holy 1990，p．167）。形成对比的是，现代工业社会中，长者并没有因为年龄而获得特别高的权威：他们不再是成就者，因此，在这种对个人成就给以高度评价的社会中，他们相对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并且，现代社会中文化变化的快节奏使得老人的大部分智慧和文化竞争力都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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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老的年龄常常和丰富的经验、智慧以及健全的判断力相联系。在许多社会，年长的男人是政治管理者，而老年女性被认为比年轻女性更少一些“威胁性”，因为她们更加“有教养”且比年轻女性更远离自然。她们不再有月经了，也不再有孩子了；她们“更加干燥”而无法代表“有威胁的”性力量。一些社会中的老年女性因而比年轻女性更加强大。老人大体上控制了政治领域的社会被叫做老人政治（geronto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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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孩子们和青少年常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的许多内在天性仍然有意识地存在——但同时，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完美。他们已经被社会化，因而既不知道罪过也不知道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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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性别和年龄以外的标准被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人，但也有社会只使用这些标准，另外加上个人的优点。因此，似乎很明显，对于社会分化来说，性别和年龄是比种姓、阶级或族群性之类更为根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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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和年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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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年龄是分化的重要准则的社会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等级，或曰制度化的阶段。新几内亚的贝克塔曼人（Baktaman）在男人中间区别了7个年龄阶段，而从一个等级到另一个等级的仪式化过渡赋予了一种等级的相对提升（Barth 1975）。第七阶段的男人实际上拥有了贝克塔曼人现存的全部身体知识，包括不同形式的秘密知识（通过连续的过渡仪式而传递），因此似乎“自然地”，他们应该控制整个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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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年龄可以作为分化的一种纵向准则。它也可以横向地发挥作用，通过将人口（通常只是男性）划分为属于同一年龄范围的同等群体。一些社会缺乏性别、年龄和亲属制度之外的内部划分标准，例如东部非洲放牧的努尔人和马塞人社会，男人（有时是女人）按照年龄段被组织起来，他们并不是亲戚关系，但却在同一时间被割包皮或阴蒂。一种特别的团结存在于这样的群体之中，令人联想起亲属制度，并且年龄团体都具有一些特定的集体义务。这种团体的形成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因为它们穿越了家族的边界（也可参见第十一章）。在一些现代国家社会，同学也可以发展成类似的团结关系，不仅是在英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之中，例如，同一批的老的伊顿公学学生（Etonians）是会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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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范畴的人生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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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都区分不同的人生阶段。范·盖内普（Van Gennep）、特纳和其他人对过渡仪式的研究显示了社会化的过程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制造了人生的断裂，由此人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被赋予新的身份、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些阶段是普遍的吗？这一观点由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 1985）列举理由说明，他提出了五个他认为是普遍的人生阶段。如果他是正确的，人生阶段就可以用来作为可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所有社会中都找到同样的阶段。特恩布尔所说的人生阶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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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期的标志是依靠他人，并且迅速把握文化的各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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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被描述为是孩童时期和成熟时期之间的一个阶段，成熟期指性已成熟并逐渐准备好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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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被看做是青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个阶段，大部分被描述为是一个受到更高教育的时期。实际上，特恩布尔自己也承认这并非是一个普遍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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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第四个阶段（或者，在一些社会是第三个阶段），似乎比前面几个“更加沉闷”，特恩布尔声称，它被责任、工作和常规所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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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阶段是老年，特恩布尔写道，这个阶段，身体和智力的缺陷开始到来，但是“精神和灵魂”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老年人有如此丰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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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同特恩布尔所说那样，年龄和各个人生阶段之间的过渡在不同的社会里都意味着或多或少同样的事情吗？很可能并非如此。例如，无可置疑的是，欧洲人观念中的孩童时期是一直到18世纪才被建立起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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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个体的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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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年龄都具有生物的和文化的方面。年龄并不必然地直接和性别相互关联。例如，在喀麦隆的白克瑞人（Bakweri）中间，一个男人要在40岁之前结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要拥有财产和政治影响力才能得到一个妻子。另一方面，女人在性成熟以后不久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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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孩子们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性的，他们的社会化常常以获得双重结果为目的：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成员，以及使他们成为男人和女人。因为这样的原因，男孩和女孩的过渡仪式通常具有标志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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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新几内亚高地哈根山（Mount Hagen）附近的民族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婴儿出生时既具有男性特质，也具有女性特质。为了成为男人和女人，他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系列的青春期的仪式中达到顶点。特别对男孩来说，这种仪式是极其苛求的。按照哈根人自身的说法，这是因为男孩子们不得不比女孩子们付出更多劳动，以成为适当的性别化的人，而这种性别发挥社会行动者的功能。女孩子们所需要的转变较少地借助文化仪式，因为她们被认为已经在身体里携带了必要的成长潜能。如同前文曾经提及的，男人常被看成是主动的，女人常被看成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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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社会，这些启蒙仪式发生以后，孩子们就已经通过性别被清晰地分化了。这些仪式可能会在性成熟或更早的时期发生。在一些中东社会，男孩和女孩都会和母亲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但是，启蒙以后，男孩子们甚至连裸体的女人都不允许看。启蒙仪式通常包括割包皮、文身或其他可见的身体改造，目的是为了粗略一看就能从局外人中区分出局内人，以及从“发育不全的”人们中间区分出“完全的”人。在许多社会，启蒙时期，候选人也要面对大量考验，通常是身体上的痛苦，或是被要求证明他们担负得起成熟的社会成员所应有的责任和权利。在努尔人中，男孩的启蒙仪式包括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穿过眉毛割出六道平行的条纹。伤口“痛入骨髓”（Evans-Pritchard 1940），而男孩子们在整个考验过程中却不能显露出一点儿痛苦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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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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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这个术语与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名字相联系，他在1909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van Gennep 1909，1960）。盖内普写道，通过这些仪式，社会进行自我复制。人们被给以新的身份而不用改变社会结构，各种典礼的公众化特征每年都在提醒居民，社会提供了大家相互间的伙伴关系、权利和义务。之后，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 1967，1969，1974）进一步发展了范·盖内普的视角，他探究了由德布人（现在的赞比亚）提供的那些仪式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水平所蕴涵的意义，特纳研究中的一个总体观点是：过渡仪式同时发挥两种功能，一是允许被整合到社会中，二是使参与者得到一种精神世界一体化和“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神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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