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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老的年龄常常和丰富的经验、智慧以及健全的判断力相联系。在许多社会，年长的男人是政治管理者，而老年女性被认为比年轻女性更少一些“威胁性”，因为她们更加“有教养”且比年轻女性更远离自然。她们不再有月经了，也不再有孩子了；她们“更加干燥”而无法代表“有威胁的”性力量。一些社会中的老年女性因而比年轻女性更加强大。老人大体上控制了政治领域的社会被叫做老人政治（geronto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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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孩子们和青少年常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的许多内在天性仍然有意识地存在——但同时，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完美。他们已经被社会化，因而既不知道罪过也不知道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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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性别和年龄以外的标准被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人，但也有社会只使用这些标准，另外加上个人的优点。因此，似乎很明显，对于社会分化来说，性别和年龄是比种姓、阶级或族群性之类更为根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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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和年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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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年龄是分化的重要准则的社会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等级，或曰制度化的阶段。新几内亚的贝克塔曼人（Baktaman）在男人中间区别了7个年龄阶段，而从一个等级到另一个等级的仪式化过渡赋予了一种等级的相对提升（Barth 1975）。第七阶段的男人实际上拥有了贝克塔曼人现存的全部身体知识，包括不同形式的秘密知识（通过连续的过渡仪式而传递），因此似乎“自然地”，他们应该控制整个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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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年龄可以作为分化的一种纵向准则。它也可以横向地发挥作用，通过将人口（通常只是男性）划分为属于同一年龄范围的同等群体。一些社会缺乏性别、年龄和亲属制度之外的内部划分标准，例如东部非洲放牧的努尔人和马塞人社会，男人（有时是女人）按照年龄段被组织起来，他们并不是亲戚关系，但却在同一时间被割包皮或阴蒂。一种特别的团结存在于这样的群体之中，令人联想起亲属制度，并且年龄团体都具有一些特定的集体义务。这种团体的形成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因为它们穿越了家族的边界（也可参见第十一章）。在一些现代国家社会，同学也可以发展成类似的团结关系，不仅是在英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之中，例如，同一批的老的伊顿公学学生（Etonians）是会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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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范畴的人生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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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都区分不同的人生阶段。范·盖内普（Van Gennep）、特纳和其他人对过渡仪式的研究显示了社会化的过程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制造了人生的断裂，由此人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被赋予新的身份、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些阶段是普遍的吗？这一观点由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 1985）列举理由说明，他提出了五个他认为是普遍的人生阶段。如果他是正确的，人生阶段就可以用来作为可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所有社会中都找到同样的阶段。特恩布尔所说的人生阶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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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期的标志是依靠他人，并且迅速把握文化的各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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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被描述为是孩童时期和成熟时期之间的一个阶段，成熟期指性已成熟并逐渐准备好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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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被看做是青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个阶段，大部分被描述为是一个受到更高教育的时期。实际上，特恩布尔自己也承认这并非是一个普遍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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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第四个阶段（或者，在一些社会是第三个阶段），似乎比前面几个“更加沉闷”，特恩布尔声称，它被责任、工作和常规所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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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阶段是老年，特恩布尔写道，这个阶段，身体和智力的缺陷开始到来，但是“精神和灵魂”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老年人有如此丰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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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同特恩布尔所说那样，年龄和各个人生阶段之间的过渡在不同的社会里都意味着或多或少同样的事情吗？很可能并非如此。例如，无可置疑的是，欧洲人观念中的孩童时期是一直到18世纪才被建立起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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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个体的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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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年龄都具有生物的和文化的方面。年龄并不必然地直接和性别相互关联。例如，在喀麦隆的白克瑞人（Bakweri）中间，一个男人要在40岁之前结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要拥有财产和政治影响力才能得到一个妻子。另一方面，女人在性成熟以后不久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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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孩子们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性的，他们的社会化常常以获得双重结果为目的：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成员，以及使他们成为男人和女人。因为这样的原因，男孩和女孩的过渡仪式通常具有标志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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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新几内亚高地哈根山（Mount Hagen）附近的民族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婴儿出生时既具有男性特质，也具有女性特质。为了成为男人和女人，他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系列的青春期的仪式中达到顶点。特别对男孩来说，这种仪式是极其苛求的。按照哈根人自身的说法，这是因为男孩子们不得不比女孩子们付出更多劳动，以成为适当的性别化的人，而这种性别发挥社会行动者的功能。女孩子们所需要的转变较少地借助文化仪式，因为她们被认为已经在身体里携带了必要的成长潜能。如同前文曾经提及的，男人常被看成是主动的，女人常被看成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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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社会，这些启蒙仪式发生以后，孩子们就已经通过性别被清晰地分化了。这些仪式可能会在性成熟或更早的时期发生。在一些中东社会，男孩和女孩都会和母亲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但是，启蒙以后，男孩子们甚至连裸体的女人都不允许看。启蒙仪式通常包括割包皮、文身或其他可见的身体改造，目的是为了粗略一看就能从局外人中区分出局内人，以及从“发育不全的”人们中间区分出“完全的”人。在许多社会，启蒙时期，候选人也要面对大量考验，通常是身体上的痛苦，或是被要求证明他们担负得起成熟的社会成员所应有的责任和权利。在努尔人中，男孩的启蒙仪式包括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穿过眉毛割出六道平行的条纹。伤口“痛入骨髓”（Evans-Pritchard 1940），而男孩子们在整个考验过程中却不能显露出一点儿痛苦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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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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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这个术语与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名字相联系，他在1909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van Gennep 1909，1960）。盖内普写道，通过这些仪式，社会进行自我复制。人们被给以新的身份而不用改变社会结构，各种典礼的公众化特征每年都在提醒居民，社会提供了大家相互间的伙伴关系、权利和义务。之后，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 1967，1969，1974）进一步发展了范·盖内普的视角，他探究了由德布人（现在的赞比亚）提供的那些仪式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水平所蕴涵的意义，特纳研究中的一个总体观点是：过渡仪式同时发挥两种功能，一是允许被整合到社会中，二是使参与者得到一种精神世界一体化和“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神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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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延续了范·盖内普将仪式分为三阶段的做法：分离、阈限（liminality）和再融合。分离的特征是个人或群体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固定点离开朝向某个未知的事物。当这种突破行为被完成，行动者就进入了阈限阶段，这是一个模糊的发展进程，他或她处在某种在社会之外的感觉之中，在两种稳定状态之间“悬而未决，模棱两可”（Turner 1969）。这将行动者置于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社会所承担的风险是，行动者拒绝被融合并且抛弃了社会的价值和权力等级。而行动者个人所冒的风险是个人失范状态和没有社会归属。特纳写道，几乎在每个社会，处在阈限阶段的人“按照他的文化的标准定义和分类法，如果不是从身体上看，从结构上是看不到他的”（1974，p．232）。为了“清除”之前的个人身份，这种艰难而危险的阈限却是必要的，这可以使得他或她做好准备重生为新类型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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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坦桑尼亚的一支母系民族卡古鲁人的时候，贝德尔曼（T．O．Beidelman 1971）写道，如果一个男孩在割礼之后立即死去，他不会被按照常规的方式下葬，因为他死的时候既不是孩子，又不是成人，而是一个边缘的、中间类型的人，甚至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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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融合，在这个阶段，候选人返回成为新的人，通常比原来等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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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受的是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训练，但他的兴趣逐渐发展到符号分析和心理人类学的方向。他的第一部主要专著《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1957）涉及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北部的德布人社会的整合和分裂。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德布人，但他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关注的是象征的仪式和意义。和列维-斯特劳斯不同，特纳强调符号的多义性或模糊性，他展示了符号如何在同时对社会的维持做出贡献，并且对关于存在的问题作出反应。在特纳的仪式研究中，他对过渡仪式的论述最广为人知。这里，他特别注意到了阈限阶段，这是他认为的关键（例如在《仪式过程》[The Ritual Process，1969]）。特纳描述了被阈限所赋予的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这些状态又作为社会整合的不同形式之间的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也就是正式的社会（societas）和非正式的社区（communitas）。对于特纳来说，仪式是社会形式的一种浓缩的表达方式。他认为，通过详细地研究它们，你就可以从总体上对于社会和个人加以综述。其他人类学家后来也试图应用特纳的洞见和有关阈限的概念，将社会和社区纳入语境，而不仅仅是纯粹的仪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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