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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尔曼对卡古鲁人的启蒙仪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其中很容易就能确认特纳所说的那三个阶段。仪式中必定包含了对两种性别的道德教育和身体改造，但它们的内容不尽相同。男孩子们，大约10到12岁，被带离村子去到灌木丛中（分离），脱去衣服，刮除体毛。然后，他们的包皮被除去，陪伴他们的成年男子开始教他们一些浓缩了卡古鲁人世界观的谜语、歌曲和神话。割礼之后，男孩子们要在灌木丛中暂时的营地停留一段时间（阈限），而在这个阶段，成年男子们会为他们安排不同的考验：他们晚上躲在灌木丛中假装狮子，告诉他们在割礼之后可能会死，等等。这一个拖延的阶段当然就是阈限阶段。最后，男孩子们被带回村子并被给予一些新的名字（重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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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孩子们不同，卡古鲁的女孩子们在启蒙之后并不被认为是经过了根本的转变。当男孩子们被带到灌木丛中时，女孩子们也开始被隔离，单独待在村子里的一个个的小屋里，但是她们也要被割除阴蒂并给以道德教育，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与男孩子们学习到的是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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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限阶段给了卡古鲁社会（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的男孩子们强有力的共同体验；他们一起经受了考验，一起变成了成人。通常，这种共享的经验会创造长达一生的团结纽带；如前所述，这种纽带有时会制度化并且成为社会中缓和政治的因素，否则，这种力量通常是基于家系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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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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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渡仪式的研究多数会涉及启蒙仪式，但是有关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也同样重要。它们使人的身份从一种变为另一种，并且作为一种对大众的集体提醒——就像启蒙仪式——对于社会凝聚力、道德价值和权威的合法性的提醒。在基于亲属制度的社会，婚姻是不同家族群体之间建立联盟的重要机会，也是象征社会延续性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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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球生物的葬礼都标志着其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过渡仪式。在卡古鲁人中，葬礼和两个问题相联系。首先，你必须确保死者从其所生活的土地安全地迁移到了精神世界。最近才去世的人，有点像灌木丛中的青少年，处于“悬而未决、模棱两可”的状态，因此接近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你不能像控制活人那样去控制他们，而同时他们却十分接近活人而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尽快地被确认为是完全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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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死去的人浑身都要被刮去体毛（就像启蒙仪式中的新手）；男人睡在右边，女人睡在左边。两种性别的人埋葬的时候脸都要朝向左边，面对着精神世界。尸体会被极其匆忙地下葬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有污染和危险的，但是服丧的时间至少会持续四天。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与死亡相联系的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遗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仅是关于如何分到更多，也与加强和削弱哪些社会纽带有关。一次死亡事件涉及社会义务、财产和社会身份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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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的挑战可能是普遍的。首先，死亡必须被给以一种象征的——或许是宗教的内容，去使生者说服自己面对接受这个事实；其次，你必须确保生活的继续，也就是在这次死亡事件之后，社会或多或少仍然未受改变地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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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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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读者的印象中，过渡仪式只存在于“外面”而不会在“我们中间”。这是不正确的，但毫无疑问正确的是这些仪式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被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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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社会，有四种传统上比较重要的主要的过渡仪式，尽管其中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似乎就丧失了它们的一些重要性，而葬礼仍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件。洗礼、坚信礼（或初领圣体礼）（first communion）和婚礼在大多数欧洲人中已经越来越不流行，也已经越来越不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仪式都与宗教有关，而宗教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减弱；另一个部分的解释是，这些仪式对于个人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的过程中，不再具有标志性的社会重要性。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社会中，坚信礼的候选人传统上必须死记硬背大量的圣经知识，而失败是常事。在后来的坚信礼集会上，年轻人会收到“成年的”礼物，例如套装和手表——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部分地区，烟盒和一套人造牙齿（常用鲸鱼牙齿制成）直到1930年代都是常见的礼物——这些都意味着他们现在被认为是能够担负全部责任的成年人了。孩子们到了大约14岁的时候，要行坚信礼，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的重要性会减弱：坚信礼之后，他们被正式地期望能够自己谋生，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在仪式之后却不再有巨大的变化。同样的解释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婚礼的重要性被减弱的问题上，因为连续的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了规范而不是一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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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年龄作为社会分化的基本准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你多少是自动改变了你的年龄组的成员身份，却很少有人会改变性别。在老人统治的旧世界，但却是另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里，男孩子们只要简单地等待年龄的逐渐变化，就可以获得全部的政治权利：他们可能合格地成为长老会的成员，并且可能最终成为强大的祖灵。在许多社会，这并非是可以提供给女人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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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本章所强调的，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化的基础，而劳动分工的相对复杂性可能暗示了社会分化的复杂性。同时显示的还有，社会分化不能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被单独地研究。性别和年龄都易于与政治和劳动分工相关，但是它们通常与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在下一章，我们会思考一些刚才提及的与复杂性有关的标准，也就是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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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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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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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 L. Moore: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Polity. Victor W.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Chicago: Aldine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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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章 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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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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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25节第29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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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性别和年龄一样，印度次大陆的种姓制度从表面上看是指天生的归属特征。从理论上说，改变一个人的种姓身份就和改变他或她的性别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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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的概念有所不同，并不仅仅因为阶级存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而种姓通常只与印度教和印度有关。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展示过，阶级社会中多数人都是接替了他们父母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你也极有可能仍然留在工人阶级中），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阶级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许多社会中，阶级身份主观上被认为是一种获得身份而不是归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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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两个概念都很难被正确地界定。让我们从种姓概念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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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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