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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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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读者的印象中，过渡仪式只存在于“外面”而不会在“我们中间”。这是不正确的，但毫无疑问正确的是这些仪式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被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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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社会，有四种传统上比较重要的主要的过渡仪式，尽管其中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似乎就丧失了它们的一些重要性，而葬礼仍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件。洗礼、坚信礼（或初领圣体礼）（first communion）和婚礼在大多数欧洲人中已经越来越不流行，也已经越来越不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仪式都与宗教有关，而宗教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减弱；另一个部分的解释是，这些仪式对于个人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的过程中，不再具有标志性的社会重要性。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社会中，坚信礼的候选人传统上必须死记硬背大量的圣经知识，而失败是常事。在后来的坚信礼集会上，年轻人会收到“成年的”礼物，例如套装和手表——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部分地区，烟盒和一套人造牙齿（常用鲸鱼牙齿制成）直到1930年代都是常见的礼物——这些都意味着他们现在被认为是能够担负全部责任的成年人了。孩子们到了大约14岁的时候，要行坚信礼，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的重要性会减弱：坚信礼之后，他们被正式地期望能够自己谋生，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在仪式之后却不再有巨大的变化。同样的解释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婚礼的重要性被减弱的问题上，因为连续的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了规范而不是一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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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年龄作为社会分化的基本准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你多少是自动改变了你的年龄组的成员身份，却很少有人会改变性别。在老人统治的旧世界，但却是另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里，男孩子们只要简单地等待年龄的逐渐变化，就可以获得全部的政治权利：他们可能合格地成为长老会的成员，并且可能最终成为强大的祖灵。在许多社会，这并非是可以提供给女人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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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本章所强调的，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化的基础，而劳动分工的相对复杂性可能暗示了社会分化的复杂性。同时显示的还有，社会分化不能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被单独地研究。性别和年龄都易于与政治和劳动分工相关，但是它们通常与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在下一章，我们会思考一些刚才提及的与复杂性有关的标准，也就是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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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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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 L. Moore: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Polity. Victor W.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Chicago: Aldine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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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章 社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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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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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第25节第29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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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性别和年龄一样，印度次大陆的种姓制度从表面上看是指天生的归属特征。从理论上说，改变一个人的种姓身份就和改变他或她的性别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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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的概念有所不同，并不仅仅因为阶级存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而种姓通常只与印度教和印度有关。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展示过，阶级社会中多数人都是接替了他们父母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你也极有可能仍然留在工人阶级中），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阶级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许多社会中，阶级身份主观上被认为是一种获得身份而不是归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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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两个概念都很难被正确地界定。让我们从种姓概念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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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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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既包含了“文化”方面也囊括了“社会”方面；也就是说，它既是与印度教有关的符号系统，也是一整套的规范和实践，用于调节社会组织、互动和印度社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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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可以被定义为用世袭身份将整个印度社会划分为几个同族群体的一套制度，同时，这些世袭身份相互间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有关婚姻和接触方面的分离；其次是劳动分工的区别，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每个群体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职业；以及，最后是等级制度，区分高级和低级种姓，将所有群体分为不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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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种姓制度根据归属身份将人分等级，它提供了各种规范调整不同种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劳动分工制造了种姓间的相互依赖，而劳动分工则意味着特定的任务只能由特定类别的种姓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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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种姓制度基于仪式化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而这被用来证明不同种姓之间的分离和劳动分工是正当的。仪式化洁净的变化程度意味着，如果高级种姓的成员吃了由低级种姓成员所准备的食物，那么这个高级种姓成员就被污染了，诸如此类。而且，只有婆罗门（Brahmin）的成员才有资格领导宗教仪式。每个种姓都有自己所提倡的言行举止的标准；例如，高级种姓倾向于成为禁酒者和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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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纳（VARNA）和迦提（JÃ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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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等级制度，将所有印度人口分成了四个主要的群体，不同的种姓（the varnas，梵文意思是“色彩”）：婆罗门（Brahmin，教士）等级最高，接下来是刹帝利（Kshatriyas，武士和统治者）、吠舍（Vaishyas，商人）和首陀罗（Shudras，艺术家和工人）。完全不在种姓系统之内、这个阶梯的最底部，是所谓的贱民（Untouchables），之所以用这样的英语单词称呼他们，因为高级种姓的成员在接触到这种污染的人之后，要不得不经受一套复杂的净化仪式才行。三种高级种姓的成员被认为是“出生两次的（twice-born）”，因为他们参加过一个使精神再生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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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姓制度进行这样的描述，尽管并非是不正确的，却过于简单化并最终可能引起误解。首先，必须注意到，也有一些非印度教信徒被包括在种姓制度之内：印度大约有1.3亿穆斯林有他们自己的种姓（通常是低级的），还有许多异教徒的群体有时被认为是“部落的”常常被归类为贱民。其中一些人，部分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已经转向基督教或佛教。并且，种姓制度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社会以外也存在——从佛教的斯里兰卡到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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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印度人口的这五重分割是高度抽象的，在日常生活只有相对较微弱的意义。印度的社会人类学家斯瑞尼瓦斯（M．N．Srinivas）早在1950年代就写道：“种姓制度的真实单元不是四种种姓中的一种，而是迦提(*)，这是一种非常小的同族群体，从事传统的职业并享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仪式和司法自治。”（1952，p．24）在印度有好几千个迦提，它们分别都代表了一种世袭的职业或手艺（即使有些已经不再被从事），并且对同一地区的其他迦提和特定地方的仪式等级体系具有长时间的义务。大多数迦提相对都比较小，但是有一些很大，并且是内部分化的群体，在不同家系分支之间具有不对称的联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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