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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等级标准或分化的原则，因而并不必然是交叠的。比如，比斯帕拉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设想为是以不少于五个金字塔为基础的系统，这五个金字塔通过分析就可以辨别出来，并且它们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是：种姓、财富、地方政府、性别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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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化的不同准则同时发挥作用，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很少能被预知。有时，它们的意义是情境化的。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下，比如宗教节日，种姓成员的身份比其他标准都更加重要。另一些情境下，经济力量可能是最重要的标准，等等。举个例子，来自一个相对不洁净的种姓的富裕女性比起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女性，谁的级别更高或更低？对于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的，但它提示了社会分类和分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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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无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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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章的内容从很大的程度上涉及权力和影响力。社会分化，不论其是否基于性别、年龄、阶级或种姓，都制造和复制了权力差异。这些权力差异常会导致无权者中间的反叛和抗议，并且有时这些反叛会导致社会的权力关系产生永久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常常被用来作为这种变化的例证：在欧洲历史上的这场大事件之后，贵族和皇室的特权最终就被平等和民主的正式原则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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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一章所暗示的，在一个社会中可能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关于公平、好和坏的观念以及从根本上看待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不仅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社会都是从内部分化的。然而，某些根本的价值观通常是被广泛接受的，不论是被默许还是被明确宣布。即使那些似乎被深深压迫的人们往往也支持主流的意识形态，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被压迫程度。任何试图对社会做出某种透视的意识形态都显得是“自然的”；如果它成功了，人们会认为他们自己的位置和主导的等级制度都是自然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写到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时，他脑中所有想法的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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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着眼于不平等和分化时，行动者的视角和系统视角之间的区别明显是相应的，而且，通过在两种视角之间有意识的切换，种姓制度和阶级制度都能得到有益的研究。你天生地就属于一个种姓和（或）一个阶级；种姓或阶级结构是一种系统特性，但是每个行动者都以独立和无法预知的方式涉及他或她的相对有权或无权的地位。因此，有必要把握社会过程的两重性——它同时是行动的产物和行动的客观条件——在研究权力的时候。这些将在下一章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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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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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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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Kolenda: Caste in Modern India: Beyond Organic Solidarity. Prospect Heights, IL：Waveland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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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The Modern Reader 1968[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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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ãti，梵文，意思是亚种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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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一章 政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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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寄生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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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茨（M．J．S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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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权力相连接，不论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的权力，还是社会通过对人们的行为施加制度化约束从而掌握权力的方式——约束的范围包括从财产税到刑讯和种族灭绝。不过，政治也与预防违法和风险有关，也就是说，政治关乎法律和秩序、人权的落实、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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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社会，都能通过分析识别出政治，但这决不是说，人类学家研究过的所有社会都拥有与其他社会领域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国家社会中，似乎相当轻易地就能描绘出什么是政治，而什么不是。在这些社会中发展出来专门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涉及正式的政治制度：什么是合法集会、地方行政、选举模式和被社会认可为是政治的其他方面。在非工业社会，从社会生活奔腾不息的河流中，把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挑选出来可要困难多了。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我们把政治作为社会所具有的东西，一套专门化的制度。在没有中央集权政府的社会中，政治系统更多地被看成是被密切编织到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中的东西。非常常见，在无政府社会中，亲属制度和宗教实际上与政治是无法区分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的那种制度上的差异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是缺乏的（例子见Godelier 1975），这意味着期待找到可以确认的例如国会那样的政治机构往往是没有结果的。所以，政治人类学家不得不寻找政治决定的形成机制——他们必须找出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出的、谁受到这些决定的影响、什么规则和规范控制了政治行动、霸权如何受到挑战，以及社会的统治者会安排哪些可能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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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经典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仅仅只是无政府国家是如何被完全一体化的：它们为什么没有因为缺少一个核心权威而四分五裂，它们是如何想办法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的。今天，随着南半球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国家的出现，大多数政治人类学家却反过来研究国家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问题常常是这些社区的居民是如何抵制中央政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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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下也会涉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章的内容将以无政府社会的政治作为其出发点，并且讨论首领和“大人物们”如何获得他们的权威地位，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司法设施的非集中性的居民和“群龙无首”的社会是如何解决冲突的，以及权力如何被看做是政治游戏中的奖赏。从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看过去，像努尔人、帕坦人和雅诺马马人那样的部落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似乎是极其单薄和脆弱的；事实却是，许多这样的群体已经被证明了具有非凡的结构稳定性，它们持续的时间比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欧洲政体还要长，尽管现在，它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国家政府和资本主义经济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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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人类学家强调不同社会如何被整合（系统的视角），另一些则强调个人如何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采取各种策略（行动者的视角）。在这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两种视角都是有用处的，所讨论的实证材料将阐明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同时还有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政治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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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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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政治人类学，对权力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权力的概念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最古老的并且如今仍然最有影响的对权力的定义是马克斯·韦伯做出的，他写道，权力“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Weber 1978[1919]）；也就是，使别人做了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的能力。根据韦伯的看法，人们相互之间都有权力。关于权力的其他观念，包括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激发的概念，也包括结构的权力，就是那些嵌入劳动分工、立法系统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的权力关系。这时，在许多语境中谈论“系统的”或“结构的”权力似乎立即变得有意义了：对规范和含蓄的规则的遵从可以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结构化权力的形式——要说出是谁迫使我将叉放在我的左手边和将刀放在我的右手边可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将文化习俗所规定的任何行为都包括在我们的定义之中，权力的概念将有可能会被稀释并且变成习俗、规范甚至文化的同义词。所以，遵循韦伯对权力、权威（Herrschaft）和影响力的区别可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影响力是权力的默认前提的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权威，在韦伯看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无须理由的。而权力本身则是不断地遭到挑战而必须要加以防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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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对应于以行动者定位和系统视角之间的差别。你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面临着的一个巨大挑战就在于试图充分地评判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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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所有言行举止都是处在某种形式的高压统治之下？还是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我们选择自己的行动，但是并不能选择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你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身无分文，你就不能选择去投资台湾人的电子工业；在政治职位世袭的地方，一些人不能轻易地选择废黜社会中的首领；而只要提夫的法规声明只有男人才拥有土地权利，提夫的女人就不能为她自己买到小块土地（参见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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