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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财产与阶级的定义相联系。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控制了生产的手段（土地、工具、机器、工厂等等）并且购买其他人的劳动力（也就是雇佣别人）。在这个阶级以下，你通常会发现农民阶级和独立的手工艺者，同时还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谋生的工薪族。在现代工业社会，我们通常会说到三个重要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或资本家，他们拥有生产的手段；小资产阶级，其成员拥有生产手段但是不雇佣其他人；工人阶级，其成员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此外，还有失业者、罪犯、流浪者等组成的流氓无产阶级，同时，还存在一个贵族阶级，其成员依靠财产的利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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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即使是在那些强调平等的社会里，人们之间也存在着系统的等级差异。实际上，阶级差异倾向于被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所以孩子们会接纳其父母的阶级身份，尽管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不论这些差异是否必然地与拥有生产手段相联系，从系统的视角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视角来说，它们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大部分社会科学家所支持的一种有关不平等的思考方式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不把经济财产作为优先的解释变量。有时，这被称为社会分层理论，并且与马克斯·韦伯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半个世纪之后，韦伯辩称，有一些部分地相互独立的标准共同决定了人的特定等级，而财产并不必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如，在特定社会中，政治权力和智力声望可能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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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和阶层的视角之间的重要差别涉及对冲突的意义的看法。阶级理论几乎就是一种冲突理论，将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看做是根本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变化中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成功的阶级斗争最终会导致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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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思想和其他有关社会分层或阶级的理论都被批判为是我族中心主义的。杜蒙对于大范围的分析使用术语“种姓”的批判是这种论点的代表。一些人坚持认为所有社会都是分层的，因而阶级或阶层的概念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这些概念本身是欧洲人的，并且从本质上与现代国家社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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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后面的几章会回到社会阶层和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把阶级作为社会分化和分类的一种准则。接下来的例子显示了一个之前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如何引入了资本主义，说明了在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确实存在重要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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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在波多黎各的圣琼斯（San José）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Wolf 1969[1956]）。农民们没有为了他们自己大量增长的食物消费需要，而是为了国际市场逐渐开始种植一种主要产品。其中最重要的产品是咖啡，因为其需求越来越强。但是，为了获得生产利润，有一些难题需要解决。土地拥有者要扩大他们的耕作区域，而这样他们又需要找到更多为工资工作的人。他们还需要找到一个贷款方（银行或类似机构）资助他们扩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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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足够充裕的时候，困难的是找到为工资工作的人，因为人们更愿意在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作。不过，逐渐地，咖啡种植者对大多数耕地都建立了控制并最终使土地不再能够被自由使用：所有土地都必须被买卖，这种新状况使得大量之前的自由小农被无产阶级化：他们变成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维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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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描述了两个体系之间的对抗——一方是资本家体系，基于购买、出售和利益；另一方是传统的体系，基于生存性生产——作为一种文化冲突，这是两个价值观相抵触的体系。当地人把西班牙人（大多数咖啡种植者和金钱借出方都是西班牙人）描述成是卑鄙的和个人主义的：“他们掠夺其他人的钱，但是然后他们只是扣押它，而不是花掉它”，并且他们“连只是种点糊口的东西赖以维生的小块田地都不给”（Wolf 1969，p．178）。而西班牙人从他们的角度，将波多黎各人描述成是懒惰的、醉醺醺的，并且不能恰当地规划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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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崭新的、专门化的经济全面发展的时候，在圣琼斯变得有可能区分出四个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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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他们拥有很小的土地，以家庭为基础从事耕作，将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是却不能产生出足够多的剩余产品去扩大他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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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农。他们拥有更多土地，购买劳动力从事耕作，并且获得超出维生所需的大量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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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无产者。他们没有土地，只能通过出卖劳动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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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主。他们专门从事咖啡种植，大规模地购买劳动力并获得大量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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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社会阶级明确地是按照生产手段被加以定义的。庄园拥有者等级最高；没有财产的人等级最低。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许多传统社会，不可能根据所拥有的生产手段将人分为不同等级，因为通常土地是不能被买卖的。我们可以回忆起来，在多贡人那里，村子的首领决定谁耕作哪一块土地，而土地权利是与亲属制度紧密相连的。在狩猎-采集社会，关于生产手段是没有系统差异的；例如，所有男人都有弓和箭。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我们会更加密切地观察到在不同社会的经济组织中这些主要的差异，以及它们与政治权力和社会组织的总体联系；在这点上，注意到经济的差异和生产（劳动分工）的社会组织是如何产生分支及渗透到文化领域并产生了个人分类的重要差异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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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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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许多社会，很难认为有权使用生产手段就是阶级区分的主要标准。在这个角度上，韦伯似乎恰好与马克思相反。显然，工业社会中大量人口的组成部分是公共服务者或称为“白领”——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例如，许多公司的高薪主管，在他们经营的公司里只拥有很少数量的股份。这使得有必要出现一个比马克思所建立的概念要温和一些的阶级概念，马克思著书立说的时候，西方社会主要是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这比今天的阶级划分要清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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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对波多黎各的分析揭露了行动者是根据他们的财富符号而确定各自的等级的，因此，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归类产生不同的可能是：某人是否拥有床罩、家里的女人骑马还是骑骡子、他们吃香蕉的同时是否喝牛奶。这些标志在那时的波多黎各是与财产的微分途径紧密相连的。但是，这些无须成为例证。如同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显示的（Veblen 1953[1899]）那样，作为一种印象管理的形式，美国人会为了获得身份符号而努力，以便造成他们比实际的状况更为富有的印象。维布伦将这种策略叫做炫耀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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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皮埃尔·布迪厄建立了一种“文化阶级”的系统理论，将法国作为他的主要经验实例（Bourdieu 1979；也可参见Jenkins 1993）。布迪厄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权力是与符号相联系的，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被默认为是决定了符号等级和主导话语形式的阶级；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控制了上等品位的标准。那些了解得体行为、“恰到好处的”言谈、艺术和音乐中的上等品位等方面的秘诀的人，就具有过剩的符号资本。布迪厄承认，这些差别常常与经济不平等相联系，但是他按照它们本身的头衔，将它们作为权力系统进行了分析。在许多社会的一些人，例如政客和知识分子，都拥有大量的符号资本并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而他们却并不拥有生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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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对法国社会的“品位”所进行的小心翼翼的研究中，布迪厄强调了其社会起源。与认为品位多少是天生的流行观念相反，他的观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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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要由教育所创造：我们的研究显示，所有的文化活动（参观博物馆、参加音乐会、看展览、交谈，等等）和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偏爱，都与教育水平（可以通过学术头衔或待在教育机构的年限进行测量）和社会起源密切相关（Bourdieu 1997，p．1）。品位差异因此表达了“客观的阶级差异”。例如，布迪厄展示了，经典音乐的知识与教育和阶级背景强烈地相关，并认为，上等品位的明确定义表明了确定和加强等级差异的权力，并在同时给予自身一定的声望。就像印度的不洁净的种姓可以通过出价改变其在种姓系统中的等级，从而改变其生活方式那样，现代阶级社会中的“暴发户”也试图尽可能多地盗用意味着上等品位的符号。布迪厄将这种策略称为“资本转换”。也就是说，将经济资本转换成符号资本（文化声望）是有可能的。比如，在法国，贵族头衔是可以被买到的，这明显与比斯帕拉的制酒者的地位攀升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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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生于1930年）所受的教育是哲学专业，但他后来主要成为了一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民族志调查区域在阿尔及利亚和他的家乡法国。他最主要的著作涉及知识、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再生产》（La Réproduction，与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中，他说明了法国人的教育系统是如何通过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展现为是“自然的”从而复制了阶级差异。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1972]）和《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1980）中，布迪厄建立了一种普遍理论和方法，用来研究文化中固有的、通常是看不见的绝对的权力结构。在《学术人》（Homo Academicus，1988[1984]）中，他在法国的学院生活中识别了这种权力结构，但是他主要的经验研究还是保留在《区隔》（Distinction，1984[1979]）中，这本著作广泛论述了法国社会的品位和权力：好品位和坏品位的文化概念是如何表达的，并且是如何有助于维持特定的符号权力关系的。（也可参见Jenkin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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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之间通常有一种清晰的关联，两者却并非是全等的：一些人拥有前者多些，后者少些，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转换会成为希望提高声望的行动者感兴趣的一种策略。当然，转换的主要形式遵循一个方向还是另一个方向，有赖于社会中主导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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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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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形成、阶级和社会分化的研究中的一般原则，是累积的规则。这个“规则”认为，如果某人经济上富裕，他或她很可能也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背景、健康的身体和可靠的职业。这种思路已经被充分地证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却需要意识到不同社会存在着等级标准及其对等级的感知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尽管财富几乎总是能够带来高级级别，它却并非必然地比仪式洁净度更加重要；年长可能带来高级级别或低级级别；女性的性别可能是完全没有资格的或是无关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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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就像本章前面所涉及的——常常存在不同等级标准之间的冲突，这可以被解释为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或权力合法化准则之间的冲突。一个经典的例证是在许多非洲社会所盛行的年龄和教育之间的冲突。村子里的老人想要保持他们经由传统而合法化的权力，而从大学毕业返回的年轻人可能会坚持认为，他们的教育和成就资格更为出众，因此他们应该比年长者获得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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