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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雅诺马马人(第五章和第七章),努尔人主要地也是通过亲属制度而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加强政治稳定性的途径既包括共同的血缘,也包括同其他家族群体的联盟。与雅诺马马人不同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是以分支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这意味着比起前者,他们具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合作的政治行动的潜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谈论两种民族的时候,都使用了民族志的现在时,而实际上,在写到努尔人正忙于在一场拖延的内战中与苏丹政府对抗时,雅诺马马人正在与政府当局就土地权利的问题进行谈判。他们中的一些领导人出现在国际电视节目上,并且参加了为本土民族而召开的全球会议。所以,认为雅诺马马人的政治界限使其不可能按照亲属制度组织起更大数量的人群的观点不再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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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个人的忠诚是与许多同心圆相联系并在不同的情境下被激活的观点不仅与无政府社会的研究有关,而且也能够应用到现代复杂社会的语境中。法国民族主义者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曾经把他自己的忠贞感情描述成一套分支对立系统,他说,他喜欢女儿超过喜欢侄女,喜欢侄女超过喜欢邻居,喜欢邻居超过喜欢来自法国其他地区的人,等等。总体来看,复杂社会的政治通常可以通过分支对立的模型得以阐明。每个公民都不只属于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群体都能够要求你表示出对它的忠诚。或许你可以补充,在属于欧盟的欧洲,不同的情境下,公民可以同样地是巴塞罗那人(Barcelonians)、加泰隆尼亚人(Catalans)、西班牙人(Spaniards)。在这里,也可以应用不一致的感情忠诚的准则,比如,环保主义分子、爵士乐爱好者或女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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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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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尼西亚包括新几内亚和许多其他东部的小型群岛,其中有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界限在斐济;波利尼西亚由南太平洋上的许多群岛组成,覆盖了从新西兰到夏威夷之间的大片区域。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美拉尼西亚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而新近才住满人的波利尼西亚,则更加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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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一般由自治的乡村单元在亲属制度的基础上整合而成(Sahlins 1963),有分支的趋势,但是群体之间很少在比乡村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联盟。换句话说,它们在乡村的层次上被政治一体化。美拉尼西亚社会的政治领袖是特有的“大人物”,他们因为其个人品质而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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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的各个社会却不同,它们中的许多传统上建立了拥有世袭的皇家领导阶层的政府。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曾经有职业军队、收税员和官吏。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在美拉尼西亚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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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尼西亚的领导阶层依靠个人成就。在每个村子里,希望成为“大人物”的男人之间都有竞争;他们热切希望能够代表村子做出各种决定,并且希望获得大家的尊敬,成为有权势的人。要通过和许多人交换礼物并因此与尽可能多的人相互形成义务纽带才能获得这样的地位。所以,一个“大人物”应该有许多亲戚和一些妻子作为他建立社会网络关系的起点。当一个已经确定的“大人物”去世,一个新的年轻男人的群体将会为建立类似的地位而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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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波利尼西亚社会被封建地主而不是“暴发户”所统治,领导人属于王室或贵族家系(而在多数美拉尼西亚人的社会里,所有家系都是平等的),而且国王的权威被看做是神的意志。农民们生产出的过剩产品非常大量,足够使贵族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当一个首领去世,他的位置立即会被一个年轻些的同族男人所接替。因而,与美拉尼西亚人的系统相反,这个系统的权力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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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斯(Sahlins 1963)比较了这两种系统。它们到达各自的临界点似乎是以非常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相反的——方式。美拉尼西亚人平等主义的、以成就为定位的系统使得富有进取心的个人有可能通过铸造和他人之间的互惠纽带而获得权力。当一个男人想要扩展他的影响范围,他就要开始赠送礼物给陌生人,有时甚至在并非他所属的村子里。这是第一阶段,他将不会得到任何回报:需要时间去建立信心。但是,这种类型的事业计划对于“大人物”来说,是有风险的。在许多情况下,他自己的家族和同村人会抱怨,他们给了他贵重物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因为他将多余的东西投资到“境外”去了。在某些例子中,这种状况会导致这个“大人物”的垮台:他可能被免职、杀害或被驱逐到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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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人的秩序的内在难题是不同的类型,但是这种系统也携带了可能会导致自身垮台的病毒。逐渐地,专门的官僚政府越来越大,而税赋也相应地增加,并且存在着风险:当负担过重达到纳税人无法承受的那个点时,他们就会起来反叛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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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相反的例子揭示了有关政治一体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差异。美拉尼西亚系统是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平等主义,其特征是平等和成就。而波利尼西亚系统则相反,它是世袭的,并且以归属身份为基础,建立在贵族与平民的差异之上。当平等原则没有被充分考虑的时候,美拉尼西亚系统会崩溃,而当制度化的等级系统不再是合法的,波利尼西亚的秩序也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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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差异涉及各自的社会类型在累积剩余产品方面的能力。美拉尼西亚社会所实行的临时性农业(swidden agriculture)使得非常不容易生产出比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更大量的产品,而波利尼西亚的火山群岛发展出的灌溉技术使其有可能供养一个由专业军人和官僚组成的阶级。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剩余量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产生并引导了“大人物”及其家庭的方向,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其结果可能就是产生波利尼西亚的那种政治系统的类型。事实上,萨林斯(Sahlins 1963,也可参见Keesing 1981)评论道,在某些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中,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出现了一些趋势,倾向于发展出世袭制度、以归属身份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贵族和平民家系之间的稳固区别。这种发展趋势的必要条件是过剩的生产产品足够多到出现一种劳动分工,可以使一部分人口完全不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昙花一现”的例子可能指向了一个政权发展的某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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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揭示了合法化的差异和可以被整合到不同类型的政治中去的人口数量的差异:很明显,集权化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比平等主义的美拉尼西亚系统能够整合更多的人口。它因为拥有农业的剩余而从物质上供养了军人,因此拥有了强大的威压手段;而因为类似的供养机制,它还拥有一个专门的管理者阶级。萨林斯所描述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显然就是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Claessen and Skálnik 1978)曾经提到过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的一个实例,斯卡尔尼克(Skálnik 1992)后来说,这种提法是为了缓和那种被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所激发的争论,也就是二分为“国家社会”(即“我们的”)和“无政府社会”(即“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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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策略行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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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从一个大型系统的观点对政治进行分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到了卓越的个体,例如“大人物们”,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让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行动者们是如何将政治权力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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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互补的政治定义之间进行区分可能很方便。首先,它们能够被定义为行动力(agency),就像包括了权力施加过程的各种权威性决定的确立。其次,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系统,这种情况下,这个词语指的是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威的流通。如果使用的是第一种定义,政治显得就像是个体或群体的竞争。所以,按照贝利(Bailey)的观点,创造了政治系统的各种规则涉及“奖赏、人员、领导者(团队)、竞争和控制”(Bailey 1969:20)。而如果使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政治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其一体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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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拉尼西亚的“大人物”的讨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人物们”的个人成就的动机在美拉尼西亚社区间接地产生了政治凝聚力。如果我们坚持应用这一视角,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社会”除了作为大量策略行动的无意识后果之外,并不以其他方式存在。当然,同时,行动者也必须将他们的策略置于对他们的行动方案形成各种限制的系统(或社会)之内。社会生活的这种两重性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我们现在只要考察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它的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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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地区的帕坦人是种植谷物的农民(Barth 1959),人口中只占很微小比例的少数民族帕山人(Pakthuns),实际上拥有全部土地,而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他们的佃户;帕坦人是父方世系的,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都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儿子才能继承他们的父亲,而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那里极度缺乏土地,而在斯瓦特河谷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有关土地权利的竞争。在这样的争夺中,家系的各个分支显得就像是政治合作者。但是和努尔人不同,帕坦人通常不愿和自己的近亲同族结盟,而宁愿和更远的亲戚结盟,其原因就在于继承的规则,帕坦人的小块土地与他们的近亲的土地相邻,所以他们之间是争相扩展到对方的土地中去。帕坦人所以会与他们的远亲结盟而对抗近亲,因为远亲的土地在远处,而无涉利益。就这样,在斯瓦特河谷,“政治制造了陌生的同床者”。(不过,兄弟之间不会竞争土地:兄弟团结的规则比扩张的驱动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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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张领地,帕坦人需要大量的政治党羽:他需要很多客户,他们能够耕作他的土地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成为士兵。客户和土地因此成为被竞争的主要资源。因为已经没有未被耕作的可耕地,为了客户和土地而展开的竞争实际上可被视为是一场零和的游戏:一方行动者获胜了,另一方就失败了。而且,巴思强调,这种游戏只在个人之间进行,而不是在家系分支之间,联盟或集团只是按照个体行动者根据实际情境的需要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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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或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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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思对斯瓦特地区的帕坦人的政治所做的经典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的最大化策略:个人如何投资他们的资源,他们相互间为了价值(当地的定义是土地和客户)的最大化如何以智取胜。在对巴思的分析进行的重新解读中,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 1972)认为,斯瓦特地区的权力悬殊是其政治系统中如此根本的特点,以致任何未将此考虑在内的分析都会产生误导。他指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土地的不平等使用,这致使大部分人口保持在贫困和无权的状态。他接着指出,恩主-客户系统使客户们无法发展出可能导致他们进行反叛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本身根据所效忠的恩主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人群,他们无法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本身的利益。他们不是与压迫者进行斗争,而是相互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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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生于1928年)在芝加哥、奥斯陆和剑桥的大学获得教育。他在很多不同地方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大部分在亚洲,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和波斯南部到不丹和巴厘岛。他的第一部完整专著《斯瓦特河谷帕坦人的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1959)在当时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持续批判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汲取了游戏理论和以行动者定位的最大化的模型,巴思对政治所做的分析,不是将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而是作为个体最大化其权力的一种工具。《社会组织的模型》(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1966)是一篇理论文章,呈现了一种动态的、基于行动者的、对于文化和社会的稳固模型的可取之道,后来在巴思的社会人类学中仍然常见。稍后,由巴思编辑和组稿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研究(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1969)和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策略研究(Scale and Social Orgnization,1978)。1970年代以后,巴思主要研究有关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化过程中的知识分配及其后果的问题。《贝克塔曼人的仪式和知识》(Ritual and Knowledge among the Baktaman,1975)和《形成中的宇宙论》(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1987)是以新几内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而《巴厘人的世界》(Balinese Worlds,1993)挑战了一个广泛流行的认为巴厘人的文化是同质的和均衡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巴厘文化的生成模型,力图说明被创造的是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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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财产和权力不平等的分析代替了巴思的个体主义的游戏理论的视角,很明显,两种研究途径提出了根本不同的问题。两者都与政治研究相关,但是却导致了对政治领域的非常不同的概念化。阿萨德呈现了一个系统视角,这里的个体行动变得相对无意义,因为他们遵循系统参数;巴思的分析将个体行动者的策略放大,由此系统形式主要地成为了一种行动的结果。两种解释都是有效的,但是这场论战揭示了它们可能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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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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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论到复杂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和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九章的文化复杂性的语境中。不过,这里会涉及国家政治的一些方面,部分地是为了避免产生世界上的多数社会都是无政府的这样的印象。当然不是如此,尽管在地方社区之间,国家政府的功能有很大差别——从几乎没有功能到在多数公共事态中发挥重要。一些人,比如皮埃尔·克拉斯特斯(Pierre Clashes 1977),会认为国家的出现和无政府民族被强迫合并成的国家,是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学习到的主要课程,除了它们的民族志和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们所例示的各种比较模型和对政治进行研究的途径。今天,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现代国家在地方社区中都有清晰的体现和明确的表达。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政治的大多数书本都认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总体的趋势是,被国家的法规和管制所征服。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语句来说(1978;比较Giddens 1985),国家在其存在的地方对于征税和合法使用武力具有双重垄断,它确保了新的权力丛并将新的要求置于其臣民或公民之上,而且,它在那些质疑其合法性的群体中常常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为的是确保国民的忠诚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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