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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象征权力所做的大范围研究中，皮埃尔·布迪厄也从莫斯那里和互惠的社会逻辑中汲取了灵感。在他的关于卡拜尔人（Kabyle）的民族志（卡拜尔人是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Berbers]）之一中，他描述了一种情况，“货币交换的普遍化”进入了之前被定义为互惠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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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法国学会了交易的著名的泥瓦匠，大约在1955年引起了一桩丑闻。他在干完了活之后就回家了，而没有根据传统在房子造完以后吃一顿专门答谢泥瓦匠的饭，而后，他提出要求说，在他的日常工作的价格（一千旧法郎）之外，还要再给两百法郎的津贴以替代这顿饭（Bourdieu 1977[1972]，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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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这位泥瓦匠试图将私人的仪式化礼物转化成去语境化的（decontextualised）和可量化的经济数目。布迪厄解释说，这位泥瓦匠因此揭露了“通过人们集体一致的假装而被普遍用来保持虚伪外观的装置”，假装经济交易实际上等同于礼物的慷慨交换。为了延续这条分析思路，布迪厄通过关注礼物和“总体社会现象”如何隐藏权力关系和剥削事实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莫斯的思想。通过互惠而创造的社会整合的种类和相互的义务并不必然对每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人都有好处。事实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地主们常常通过提供礼物给他们的臣民而维持权力。也有人认为，北半球对南半球的发展援助是一种微妙的控制技术，意图是确保南部政府继续服从那些富国所追求的全球化政策。乌干达的前任独裁者艾迪·阿明（Idi Amin）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互惠中的这个方面，在1970年代的某个时候，他发送了一整船的香蕉作为对遭受危机的英国的紧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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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关于给予礼物和总体互惠的开创性著作的某些解释中，礼物的制度被看成是由其社会所构成的。给予礼物的原则当然是重要的——应该能想起列维-斯特劳斯就是将他的关于亲属制度的理论建基于此——莫斯却没有将它视做一体化的唯一原则。他还写到了牺牲（Hubert and Mauss 1964[1898]；也可见第十四章）。在莫斯看来，牺牲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与神圣权力的特殊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为了整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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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特·韦纳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不可剥夺的财产》（Inalienable Possessions，1992）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反驳了通常与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相联系的认为互惠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动的观点。在韦纳看来，互惠和交换常常可以被看成是表面现象，真正目的是阻挠对人们所关心的最根本的利害关系的侵害，也就是等于保护和保存那些人们认为最能代表其身份的资产——即不可剥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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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分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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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在被定义的同时就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并且能再次确认个体之间的特定关系。而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商品交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作。当你在超市买食品的时候，非常可能的是，过后你会想不起收银员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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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旨在解释历史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研究中，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1957[1944]；也可参见Godelier 1991）区分了物质产品流通中三种不同的原则，或不同的分配形式：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互惠是礼物经济分配的主导原则，例如在美拉尼西亚之类的那些以平等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们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互惠原则、通过由给予礼物所创造的相互义务关系而被整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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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意味着核心行动者（例如酋长或国家行政机关）从社会成员那里收到了商品，而他有义务再次把这些商品分配给他们。这种体系加强和巩固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同时也为贫困者创造了一个社会安全网。再分配因而是集权化的，并且能够被描述为是等级化的分配原则，而互惠是去集权化和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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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分配形式是市场交换，以交换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市场是匿名的，包含了契约自由的抽象规则（也就是，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伙伴）。它一般会创造一种互动的非个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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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原则主导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分配原则主导了封建社会，而互惠原则主导了平等主义的小型社会，在波拉尼的分析框架中，一种形式的分配并不包括其他形式的分配。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三种原则在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社会领域中都发生作用，就像特罗布里恩德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尽管他们的相对意义有所不同。波拉尼的观点是，不同的分配原则恰好可以适应非常不同的社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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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波拉尼和萨林斯的观点（Sahlins 1972），再分配的原则支持一种集权化和等级化的政治结构，市场原则只用一张交换网络就能够整合很多数量的人，因为它是匿名的，并且以抽象规则为基础，而互惠恰恰创造了以水平的个人之间的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团结。但是，如同布迪厄的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类型学只有在理想模式的水平上才有意义，因为所有社会都包含了不同形式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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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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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或礼物交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比起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在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更加重要，并且可以作为理解基本差异点的钥匙。但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交换当然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在不同的社会里，它按照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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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地方，都有规则规定了什么能够买卖而什么不可以。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共识认为，有些价值是买不到的——例如，爱、友谊和忠诚。不过，仍然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比起乡村经济来要宽广得多，不仅在于其规模和商品选择的方面，而且在所有商品都可以比较的意义上：它们在一个共同的尺度上都是可测量的，那就是以货币为尺度。一本短篇故事集变得与三盒香烟“相等”，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货币通过使用共同的尺度衡量价值，使得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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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例子所示，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可能比这复杂得多，因而可能包含了更广范围的社会关系构成系统。如果不能按照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衡量，三个小时的工作如何能够与一只乳猪或一袋米相比较？在许多传统社会，物物交换是一种常见的交换形式。“原始货币”，或特殊用途的货币，也曾广泛流行，它们的功能类似于现代社会的金钱。在西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货贝（cowrie shell）在过去像货币一样发挥了功能，你能够用它买到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但是，劳动和土地的买卖，在传统社会里通常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的土地与家族群体相联系，而劳动是不可测量的（不只是因为时间不能被按照一种共同的、客观化的尺度被衡量；参见第十五章）。特殊用途的货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发挥了支付手段的功能：只有一些物质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全部，能够以这种方式作为媒介。所以，和当代世界典型的普遍用途的货币不同，特殊用途的货币不能被当做一种价值标准：它不能按照一般尺度来测量和比较所有种类的物质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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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常常会有一些不同范畴的商品在价值上是不能比较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相对较小的领域内流通。我们现在转向思考这种经济及其转换的一个例子，它也能指出发生在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系统的传统的生存经济学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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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夫人的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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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夫人传统上是农夫，居住在尼日利亚中东部的草原地带（Bohannan and Bohannan 1953; P．Bohannan 1959）。他们是父方世系的，而且沿着父系家族往下传递土地权利。和其他许多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一样，提夫人传统上也是不可能买卖土地的，因为土地从根本上说是属于祖先的。个人身份就和人们所期望的一样，与家系土地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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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夫人种植谷物、水果和蔬菜，饲养家畜。他们生产的食物在维持生存以外还有一些剩余，这些剩余可以用来再分配或者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分配系统是多元的，也就是说经济资源的分配按照一些不同的原则进行，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单一市场”。（与多元经济相反的是一元体系，只有一种制度，通常是市场，完全主导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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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夫人在他们的经济中还有三种领域，或曰中心，它们从精神上分成不同等级。最低级的是生存领域，即谷物和其他粮食、厨房用具、调味品和工具的流通领域。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交换，从而是可以比较的：它们是同一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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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领域是声望领域。牛群、铜条、魔法随身用品和一种昂贵的进口布料在此流通。在这个领域，铜条可以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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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种最高级的领域里，妇女和儿童被交换。一般来说，一个人只能用另一个人来支付。如果我的家系收到一个来自你的家系的妇女，你只能被来自我的家系的另一名妇女所偿还。很明显，这里的偿还并不是立即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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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领域中，交换被认为是道德中立的，也就是说，人们不会因为用家禽交换了罐子或用铜条交换了魔法援助而要面对指责。只有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换才会引起问题，因为这时价值发生了转化。因为没有一个公分母可以包括所有的三个领域，也就没有关于多少维生商品可以购买到多少声望商品的规则。例如，为了粮食而卖掉铜条之类的向下转化被认为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这是可能的，但不是一件被鼓励去做的事。声望物品暗示着象征资本，并且可以与英国或法国的贵族头衔、印度社会的仪式化纯净度之类的东西相比较。所以，出让铜条与卖掉剩余农产品有本质的区别。类似地，只有穷途末路的家系才会卖掉妇女换取铜条，因为提夫男人的终极目的是拥有尽可能多的妻子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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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尼日利亚内部受到殖民主义的强烈影响，博安南夫妇（the Bohannans）在他们的田野调查期间观察到了提夫社会的巨大变化。殖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形势（pax Britannica）使得村民们能够把贸易网络扩展到比早前所可能达到的多得多的大片区域中。提夫人现在有权使用前所未见的各种进口商品了，而且贸易在总体上变得比以前重要得多。许多提夫人完全离开了生存经济而成为小资产阶级农民，为国际市场生产特定的农作物，特别是芝麻种子。这些农作物是为了卖钱（普遍用途的货币，即英镑或先令），而这些钱如今用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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