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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河地区（Kasai）的厘哩人（Lele，在现在的扎伊尔）小心翼翼地对不同种类的动物进行了区分（Douglas 1975）。比如，鸟的特征是有羽毛、会飞和会生蛋，所以可以区别于其他动物。但是，有一些动物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这种逻辑。例如巨蜥和龟都是如此：它们生蛋，但是用四肢行走而没有羽毛。道格拉斯将这些“非正轨的”生物描述为“异类”（anomalies），因为它们无法根据分类法装配好。异例就像特纳的仪式过程模型中的阈限阶段一样，既在外面，又在里面，它对确立的秩序是一种威胁。有一些规则是针对这些异类动物的：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下吃它们，女人不能触摸它们，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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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哩人最重要的异类动物是穿山甲（Manis tricuspis），根据厘哩人的解释，穿山甲有鱼的尾巴和身体，并且全身覆盖了鱗片，但是它繁殖后代的方式又和哺乳动物一样，它有四条腿，并且还会爬树（Douglas 1975，p．33）。事实证明，这种动物在厘哩人的神话和仪式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有一种生殖崇拜的仪式就是以它为中心。道格拉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穿山甲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了异类：在其他那些不同之处以外，它每次只生育一个后代。从这个角度看，它比其他动物更像人。如同双胞胎或三胞胎的父母（他们因此也是异类）被看成是人和灵魂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一样，穿山甲被视为人类和动物世界之间的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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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通常与危险和污染相联系。比如道格拉斯在另一个地方描述的例子（1966），是中东宗教中的猪：作为一种偶蹄但不反刍的哺乳动物，它没有被归类为是可以吃的动物，因为可食用的动物应该既是偶蹄的又是反刍的——它没有按照这种规则。道格拉斯认为，穿山甲的肯定得多的地位是由于以下事实：厘哩人（Lele）成功地将一个潜在的祸因转变成了神恩，将动物的模糊身份开发成它们的优势。穿山甲在经济上并不重要，然而却在厘哩人的宇宙观里占据了一个核心地位：它是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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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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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道格拉斯在她有关自然、洁净和污染的文化概念的著作中表达了一种关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原创观点（Douglas 1966，1970；参见第六章）。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自然区分的基本原理的启发，也受到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的著作的启发，还受到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启发。她的总体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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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会分类的生物，他们会区分有序和无序、内部和外部、洁净和不洁净。例如，为什么中东人会认为猪是不干净的，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反刍的偶蹄动物因而无法适当地放置到动物的分类系统中去。包括了马文·哈里斯在内的文化生态学家将会倾向于认为，猪之所以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是因为它是旋毛虫的潜在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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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也从同样的视角关注了身体的社会分类。社会化的身体是模糊的：它同时既是文化的也是自然的，既是有秩序的也是混乱的。它的自然方面，包括年龄的和身体的功能，是有威胁性的和有潜在危险性的，因为它们从象征的角度暗示了混乱和分裂对于脆弱的社会有机体（社会）的持续威胁。因此，文化上的身体成为对于社会的一种隐喻，而身体的边界是社会的边界的隐喻。她认为，因为这个原因，用严格的文化的（和教化的）规则限制身体功能具有社会的重要性。例如，月经期的女性在许多社会被看做是肮脏的，而且有时会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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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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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若若人对迷惑不解的沃登斯坦提及他们自己是红色金刚鹦鹉的时候，他们谈到的是其实一种在专业文献中被称为“图腾崇拜”的分类系统。图腾崇拜——这个术语本来是北美土著奥吉布瓦人（Ojibwa）所用的一个词——是某种知识体系的一个种属术语，指社会中的每个亚群体，通常是宗族，都与一类自然现象——通常是植物或动物，有着一种特定的仪式上的关系。图腾崇拜传统上在澳洲、太平洋地区、美洲和非洲特别流行，例如，魁北克的阿尔冈昆人（Algonquin）的图腾在一个符号系统中包括熊、鱼和雷，由此，自然现象似乎对应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弗雷泽之后的许多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应关系的确切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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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提到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图腾制度，他坚持认为，图腾的植物和动物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对于社会的维系具有先天的帮助功能（1974[1948]）。拉德克利夫-布朗，建立了一套更加复杂的关于图腾制度的观点，他从涂尔干的观念中获取了灵感，涂尔干认为，人们对于图腾的态度是来自它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且图腾制度的终极功能是维护社会一体化（1952[1929]）。因此，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图腾是一个有形的身份标志，涂尔干本人就将旗帜当做一种图腾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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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为什么特定的动物和植物被选做图腾的问题。和在他之前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一样，他假定是因为一种实用的原因，例如，捕熊专家将熊作为他们的图腾，这样，图腾崇拜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的符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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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晚一些的论文里，拉德克利夫-布朗（Brown 1951）对他之前关于图腾动物对于社会有经济帮助的假定提出了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更加关注它们的符号意义，但是，他却没有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而在人类学中，人们一般认为是列维-斯特劳斯解开了图腾崇拜之谜（Lévi-Strauss 1963，1966[1962]）。利用了大量的民族志的记录——大部分来自北美和澳洲，列维-斯特劳斯说明了图腾系统中的生物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和它的意义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相反，他认为，某些动物被选择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们与分支社会中的各个群体有直接关系，而是图腾动物之间（以人们所感知的方式）的不同对应于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同（见图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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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图腾动物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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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早期观点；右边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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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动物对于创造秩序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与之前的理论家观点一致。不过，正如他所说的，它们并不是因为有利于食用而被选择，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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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系统和社会中的宗族以两种互补的方式从符号层次上更深入地被联系了起来，也就是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隐喻是代表了另一种事物的符号，就像德布人的牛奶树代表了女人的多产（第十四章）。而转喻更多的是用部分象征地表达整体。从隐喻的角度，国王可以用狮子来象征，从转喻的角度，国王可以用他头上的皇冠来象征。隐喻和转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对应于主调与和声（参见E．Leach 1976; Lakoff and Johnson 1980），隐喻需要通过与它所代表的物体之间的联系而抓住它的含义，而转喻则由用部分代表全体的方法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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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个图腾系统中，每个图腾动物都转喻地代表了图腾的整个链条，正如每个宗族都代表着整个社会（就像一个词语可以代表整个句子）。同时，当然，对于每个宗族来说，图腾也是一种隐喻。熊和鹰之间的关系对应于熊宗族和鹰宗族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图腾本身——例如，熊和鹰——是任意的，而有价值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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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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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制度的著作的一个主要的关注内容是要使以下观点失效：存在着一种“前逻辑的原始的思维模式”——虽然他遵循了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不同的路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力求揭示：在实际的推理过程中没有共同点，而只有在思维和符号表现上的普遍而根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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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中，“未驯服的思想（Undomesticated thinking）”（被用英语“The Savage Mind”误导地呈现，Lévi-Strauss 1966），也就是基本的认知过程，不论在现代民族还是非现代民族中，都被看成是同样的。每个地方的人都用隐喻和转喻的方式思考，而首先是用相反对子（contrasting pairs）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进行思考。这个普遍模式描绘了思维的组织原则，类似于贝特森所说的只有差异造成的差异才能创造知识的信息理论（Bateson 1972，1979）。列维-斯特劳斯和贝特森都力图说明的是：更加本质的是关系而不是那些物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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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基本的思维过程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也表示，掌握着不同种类的科技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他认为那些依靠文本和数字的人比那些无文字的人更能沿着不同的线索思考。列维-斯特劳斯比较了有文字和无文字的思考风格，并且把后者描述成具体事例的科学。当一个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想要进行抽象的思考时，他或她就要将他或她的概念与具体事例、有形物体相结合，例如，精神就是以它们有形的显现方式来描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早期的探险家和传教士会错误地认为部落民族“崇拜树木和岩石”。在这些社会里，有可能通过新颖地并置指涉熟悉物体的概念而获得创意。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思维操作方式称为拼合（bricolage）（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也可以翻译成杂务工、万事通）。这种创造性的、联想式的而且“好玩的”思维模式可以与“工程师”的思维模式形成对照，后者是西方社会中主导的抽象科学，受到文字和数字的束缚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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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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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信仰系统和分类都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已经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关于它们与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相互关系。而关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却较少得到透彻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其中这样的一个方面是关于情感（emotions），许多人类学家仍然或多或少地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并假定它们是先天的。爱、恨、移情作用、侵略性等等因而被认为或多或少地统一分布在全世界，并且大家也默认这种情感在不同社会大致是以同样的方式发挥功能的。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自从197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认为，情感是被社会建构的。例如，有资料显示，欧洲人对“理性”和“情感”的区分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并不存在，诸如菲律宾的伊洛高特人（Ilongot）（Rosaldo 1980）、太平洋地区的伊法鲁克人（Ifaluk）（Lutz 1988）和巴厘岛居民（Wikan 1992）。也有人认为（Howell and Willis 1989），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生的侵略性，也是一种文化产物，而且，在某一些社会中不存在可以与我们的侵略性概念相比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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