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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口传的不同点不该被过分渲染：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划分。不过很明显，文本的使用形成了社会科技的一个重要部分。抽象的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参见第十八章），如果没有文字的信息科技，是很难被想象出来的，而文字能够使社会成员在广大的范围内散布思想，因而在上百万私下里互不相识的个人中间创造出团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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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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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时间，也就是钟表日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时间，可能具有与文字类似的效果。在那些本书的多数读者所在的社会中，人们通常会相信，时间是某种你可以大量拥有或少量拥有的东西，某种可以被节省的东西，某种“是金钱”的东西，某种可以被独立具体的事件测量出来的东西。“一个小时”或“一星期”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即使我们不说出它们包含哪些事件。在这种社会里，时间，按照惯例被概念化为一条末端是一个箭头的直线，在那里，一个被叫做“现在”的移动的点分隔了过去和将来。这种抽象是一种文化上的发明，既不多也不少。在某种意义上，钟表不是测量了时间而是制造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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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时钟的社会不会“没有时间”，而是更倾向于按照我们可能会叫做具体的时间（尽管，照常，会有一些重要的差异）被组织起来。在这种社会——从历史上看，是人类社会的极大主体——时间只有在行动和过程中被体现出来的时候才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抽象和自治的东西存在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外。仪式不会“在5点”举行，而是当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举行——当准备事项已经完成，客人已经到达的时候。在没有钟表的社会，时间不是稀缺资源，因为它只有在事件中才存在，在那里，你不可能“失去”或“消耗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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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别具有和不具有抽象的时间概念的社会里，过去和将来呈现出不同的含义。显然，没有日期和日历的民族不会和我们一样提前预约事件。布迪厄更是提到，当卡拜尔人了解到法国人谈及未来的方式时有多么震惊（Bourdieu 1963）。“法国人以为自己和上帝一样伟大，”他们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控制未来。但未来是属于上帝的。”此外，在许多民族的将来时态里，动词形式没有变化。一个在哲学上合理的解释方式认为，世界上的事件创造了时间，而因为未来还没有事件已经发生，未来就不能形成时间（Tempel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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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量化的、抽象的时间没有脱离于社会组织，但它也不是机械地起因于对“社会的需要”的反应。如同文字一样，政治控制和科学进步的工具总是首先为了仪式的目的而建立，第一个使用时钟的欧洲人是僧侣，他们需要时钟调整他们的祈祷。不过，抽象的时间在当代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写道，现代社会所建立的最残暴和最独裁的设施既不是轿车也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曾致力于拯救时间的主观经验，时间，他认为，在技术统治论者的唯理性的时代，量化的机械的时间威胁到对时间的主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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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好像成为了时钟的奴隶，而其他那些人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却能够应付得非常好？答案必须在社会组织中去寻找。比如说，如果我想从奥斯陆旅行到布拉格，去机场等上一两天，一直等到飞往布拉格的有足够乘客的飞机来到机场是非常不方便的。看起来更加合理的是：定期航线声明，起飞时间是上午11点，而所有乘客都认同上午11点的含义，并几乎同时出现在机场。也就是说，比起在没有共同的量化时间观念的社会里，抽象时间的概念和无所不在的时钟可以协调的人的数目要大得多。因而，文本和抽象的时间都可以使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前面的章节提到过的金钱，也大致可以对交换和财富发生同样的作用，就像时钟对于时间、温度计对于温度、文字对于语言：是标准化的，并且，增加的刻度因此创造了一个依靠各种更加抽象的关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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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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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思-普里查德曾经写道，他相信他对阿赞德巫术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俄国的共产主义（Evans-Pritchard 1951）。他的意思是，理解一个社会的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对其他地方的类似结构给出提示。毫无疑问，知识体系创造了世界的一种特定秩序，而这并不仅仅涉及我们在其他章节讨论到的性别意识形态、种姓、阶级或族群性，而且也包括了经验的特定构成过程。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1984[1949]）在他著名的小说《1984》中描述了一个社会，那里的语言有意识地被权力精英改变了，目的是防止市民进行批判的思考。因此，在“新语言”中，“自由（freedom）”这个词语失去了它的“个体自由”的含义，而只能用在比如“狗的身上没有虱子”（the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样的句子中。虽然语言中的这种有意识的操作可能是罕见的，但是由沃尔夫提出的那种洞见无疑有益于研究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我们这种社会，从“chairman”到“chairperson”（或只是简单的“chair”）的转换，以及诸如此类在语言使用中的变化，说明了人们对于语言和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有着越来越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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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同的关于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途径在对所谓的隐秘团体的研究中得到例证。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是，进入这些社团的开端往往伴随着获得高度有价值的秘传知识，比如在中国王朝，文字被看成是一种秘传的知识而与大众保持着距离。在《学术人》中，布迪厄（Bourdieu 1988[1984]）将学术知识描述成一种类似的政治资源，他将那些包围了法国学院生活的由知识分子、华而不实的仪式和习俗所使用的难以接近的语言——声称是“科学发展”的必需品——当做是符号权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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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进行阐释。举个例子，假定厨房技艺的分化——特别是关于“高级烹饪术（haute cuisine）”的发展——与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相关就是很常见的观点。其实，每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都有一个社会起源，例如图腾的分类、对于自由民主政治的福祉的教条式的信仰、信仰上帝，或是相信你必须用刀和叉进食，都是如此。19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在写作的时候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他认为，即使我们五官感觉的机能也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整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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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谨防完全根据经验对这种或那种民族的知识做出概括，知识总是被社会性地分配的。调查显示，英国和美国只有少于一半的成年人知道DNA是什么，而引用了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 1997，p．6）的一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成年大不列颠人相信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的。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对知识体系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并非首要的是人类学家的事情。一些对知识的优秀研究——从埃文思-普里查德经由拉托尔（Latour）和沃尔戈（Woolgar）对科学知识的社会产物的研究（Evans-Pritchard 1979），再到沃斯利最近的《知识》（Worsley 1997）——首要目的是试图根据本地人的观点了解世界的意义，不论这个本地人是核物理专家还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这种视角并不完全等同于“后现代相对主义”；为了理解和传达对于人类所创造和维持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来说，它只是仅存的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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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了许多常常被人类学家援引的简单对照（特别是在过去）：巫术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之间、杂务工和工程师之间、文字和口传之间、抽象的线性时间和具体的时间之间，以及最终在大规模的“现代”社会和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之间。这些二分法，从来没有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世界的经验描绘，却持续了好几代，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类——如果不是对整个社会。在剩下的章节里，这种二分模型会面临严格的详细审查，而且它的力量和它的局限性都会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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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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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vans-Pritchard: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abridge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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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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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 Leach: Lévi-strauss. Glasgow: Fontan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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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r Worsley: Knowledges: What Different Peoples Make of the World. London: Profil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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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六章 多重传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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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波利尼西亚群岛已经被水泥覆盖并且变成了停靠在太平洋中的航空母舰，当整个亚洲开始变得像是一个受污染的郊区，当纸板棚屋和金属片的城市遍及了整个非洲，当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甚至在取走美洲和美拉尼西亚森林的童贞之前就亵渎了它们无与伦比的清白——除了面临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最为不幸的那些侧面，什么是所谓的通过旅行而实现的逃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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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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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思考了政治组织、世界观、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体系的不同形式。我们已经多次反复提到，当人类学家谈论不同的社会时，习惯上会使用民族志的现在时态，不过现在时态后来已经逐渐变成了过去时态（Davis 1992a）。在澳大利亚，18世纪晚期曾有250种语言存在，到了20世纪末，大约只剩下了30种，而且它们似乎很少能够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继续存在又一个世代。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将他们定义为公民的国家中（参见第十八章），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多数人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要依靠普遍用途的货币。至少在名义上，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成人是有读写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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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变化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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