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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提到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图腾制度，他坚持认为，图腾的植物和动物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对于社会的维系具有先天的帮助功能（1974[1948]）。拉德克利夫-布朗，建立了一套更加复杂的关于图腾制度的观点，他从涂尔干的观念中获取了灵感，涂尔干认为，人们对于图腾的态度是来自它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且图腾制度的终极功能是维护社会一体化（1952[1929]）。因此，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图腾是一个有形的身份标志，涂尔干本人就将旗帜当做一种图腾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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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为什么特定的动物和植物被选做图腾的问题。和在他之前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一样，他假定是因为一种实用的原因，例如，捕熊专家将熊作为他们的图腾，这样，图腾崇拜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的符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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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晚一些的论文里，拉德克利夫-布朗（Brown 1951）对他之前关于图腾动物对于社会有经济帮助的假定提出了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更加关注它们的符号意义，但是，他却没有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而在人类学中，人们一般认为是列维-斯特劳斯解开了图腾崇拜之谜（Lévi-Strauss 1963，1966[1962]）。利用了大量的民族志的记录——大部分来自北美和澳洲，列维-斯特劳斯说明了图腾系统中的生物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和它的意义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相反，他认为，某些动物被选择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们与分支社会中的各个群体有直接关系，而是图腾动物之间（以人们所感知的方式）的不同对应于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同（见图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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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图腾动物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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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早期观点；右边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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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动物对于创造秩序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与之前的理论家观点一致。不过，正如他所说的，它们并不是因为有利于食用而被选择，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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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系统和社会中的宗族以两种互补的方式从符号层次上更深入地被联系了起来，也就是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隐喻是代表了另一种事物的符号，就像德布人的牛奶树代表了女人的多产（第十四章）。而转喻更多的是用部分象征地表达整体。从隐喻的角度，国王可以用狮子来象征，从转喻的角度，国王可以用他头上的皇冠来象征。隐喻和转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对应于主调与和声（参见E．Leach 1976; Lakoff and Johnson 1980），隐喻需要通过与它所代表的物体之间的联系而抓住它的含义，而转喻则由用部分代表全体的方法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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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个图腾系统中，每个图腾动物都转喻地代表了图腾的整个链条，正如每个宗族都代表着整个社会（就像一个词语可以代表整个句子）。同时，当然，对于每个宗族来说，图腾也是一种隐喻。熊和鹰之间的关系对应于熊宗族和鹰宗族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图腾本身——例如，熊和鹰——是任意的，而有价值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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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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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制度的著作的一个主要的关注内容是要使以下观点失效：存在着一种“前逻辑的原始的思维模式”——虽然他遵循了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不同的路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力求揭示：在实际的推理过程中没有共同点，而只有在思维和符号表现上的普遍而根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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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中，“未驯服的思想（Undomesticated thinking）”（被用英语“The Savage Mind”误导地呈现，Lévi-Strauss 1966），也就是基本的认知过程，不论在现代民族还是非现代民族中，都被看成是同样的。每个地方的人都用隐喻和转喻的方式思考，而首先是用相反对子（contrasting pairs）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进行思考。这个普遍模式描绘了思维的组织原则，类似于贝特森所说的只有差异造成的差异才能创造知识的信息理论（Bateson 1972，1979）。列维-斯特劳斯和贝特森都力图说明的是：更加本质的是关系而不是那些物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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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基本的思维过程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也表示，掌握着不同种类的科技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他认为那些依靠文本和数字的人比那些无文字的人更能沿着不同的线索思考。列维-斯特劳斯比较了有文字和无文字的思考风格，并且把后者描述成具体事例的科学。当一个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想要进行抽象的思考时，他或她就要将他或她的概念与具体事例、有形物体相结合，例如，精神就是以它们有形的显现方式来描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早期的探险家和传教士会错误地认为部落民族“崇拜树木和岩石”。在这些社会里，有可能通过新颖地并置指涉熟悉物体的概念而获得创意。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思维操作方式称为拼合（bricolage）（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也可以翻译成杂务工、万事通）。这种创造性的、联想式的而且“好玩的”思维模式可以与“工程师”的思维模式形成对照，后者是西方社会中主导的抽象科学，受到文字和数字的束缚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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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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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信仰系统和分类都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已经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关于它们与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相互关系。而关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却较少得到透彻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其中这样的一个方面是关于情感（emotions），许多人类学家仍然或多或少地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并假定它们是先天的。爱、恨、移情作用、侵略性等等因而被认为或多或少地统一分布在全世界，并且大家也默认这种情感在不同社会大致是以同样的方式发挥功能的。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自从197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认为，情感是被社会建构的。例如，有资料显示，欧洲人对“理性”和“情感”的区分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并不存在，诸如菲律宾的伊洛高特人（Ilongot）（Rosaldo 1980）、太平洋地区的伊法鲁克人（Ifaluk）（Lutz 1988）和巴厘岛居民（Wikan 1992）。也有人认为（Howell and Willis 1989），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生的侵略性，也是一种文化产物，而且，在某一些社会中不存在可以与我们的侵略性概念相比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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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杂务工”所能支配的符号仓库是有限的，而从抽象中创造抽象的工程师却更能够力图超越熟悉事物。他们是被缚牢的——他们的思想是驯服的——通过文字和数字，但在同时，他们又是解放的，从被强加于“杂务工”身上的“未驯服的思想”和自然物体之间的直接传达手段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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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务工”和工程师之间的区分不该被看做是绝对的。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都是“半文字”的，即使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一些类似于“杂务工”的思维模式，尤其是音乐和诗歌，即使在彻底的文字社会中也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区分对于探究知识、科技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来说，也许是一个有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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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技术科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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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在他所说的“冷的”社会和“热的”社会之间做了区分。冷社会认为自己从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而热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将变化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具有潜在的好处。这种区分不仅对应着杂务工-工程师的二分法，而且也对应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为了使论点更加清晰，这里过度阐释了这些社会“类型”之间的对照，而读者们应该记住，“现代的”社会和“传统的”社会只是理想类型，而现实中的真实社会比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所具有的含义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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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作为一种技术科学的形式所具有的作用已经被一代代的人类学家讨论过很多次了（例如可见Goody 1968; Ong 1982; Finnegan 1988; Street and Besnier 1994）。在许多著作中，杰克·古迪（Jack Goody）提到，文字的引入可能对于思维和社会组织都具有根本的影响，而他关于无文字社会和有文字社会之间的“伟大的分水岭”的思想非常接近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与历史思考的研究，以及杂务工-工程师的对照研究——特别是，古迪关于文字的著作之一叫做《驯服野性的思维》（Lévi-Strauss 1977）。可以说，正如马克思改变（或彻底改变）了恩格斯一样，古迪力图使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可以被操作化，并试图使用社会学观点去解释他。虽然在人类学家中引起争议——他们认为这种区分过于简单化（例如，Halerson 1992），古迪的主要论点在这里还是有助于厘清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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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迪认为，文字的引入，使人们可以在概念及其所指事物之间做出区分，文字使我们可以将词语转变为事物，用时间和空间去凝固它们，而言语却相反，稍纵即逝，而且不能固定下来流传给后代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可以还原成言语：两者不是“同样的”，言谈的文字版本缺少它额外的语言学的背景——脸部表情、社会情境、声音语调，等等。文字的确能够被看成是一种物质文化，就像人工制品，它是可靠而持久的，而且可以被当成客观化的主观来分析，就像“凝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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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据表明，文字将思想从记忆术的必要性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无须记住任何东西，只要去进行查阅即可。这也意味着，文字可以用口头语言所不能做到的方式积累大量的知识。古迪认为，从它以口头声明所做不到的方式去帮助形成精确而重要的验证的意义上说，文字也使思想的含义变得严密。我们可以从人的话语中截取一小段进行透彻的分析，这种方式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而这也是与这种理论相伴随的一种反复的批评——有很多文字社会的例子表明，（科学的意义上的）批评是不被鼓励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反击道：如我们所知，文字是科学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你可能会同意，这个论点对于解释为什么阿赞德人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比较科学大有帮助——但是单以这一点，它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许多有文字的民族也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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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文字也具有极大潜在的重要性。有人已经注意到，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对仓库里的粮食、城市中的奴隶和动物的数目等等使用了数据清单和详细目录。根据基督教的福音传教士的证明，有文字的历史中，在非常早的时期也使用了人口普查。因此，文字不仅促进了对思想的分析，而且监视了极大数量的人。从而，它可以被认为是在对复杂社会的政治管理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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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最有学识的社会中，文字的一个主要用途在于建立文档，有些文档最终会成为历史。列维-斯特劳斯评价了欧洲和亚洲的“图腾的无效”（Lévi-Strauss 1966），结论是这些社会选择了历史而不是图腾神话。他并没有将历史看成先天比神话“更真实”，而是把它当成一种特殊种类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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