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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提很快发现，豚鼠并不只是被界定为某种食物：它们是一种特殊种类的食物，同时是宠物和可以食用的动物。在村民的生活中，它们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地位。豚鼠不是日常被食用的，而是只在特殊的场合食用，比如过渡仪式、宗教庆典和促进康复的时候。豚鼠具有特殊性（而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说与厘哩人的穿山甲相当），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预测天气和解释社会事件的神谕。因此，让豚鼠待在身边是很重要的。那些具有轻微缺陷的动物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聪明动物，例如，因为它们多了一个脚趾（可能是近亲繁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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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新的饲养方法为已经不堪重负的盖丘亚（Quechua）妇女又增添了相当大的额外负担。对于这些妇女来说，改变她们的饲养技术并不理性，因为那些被提议的变化与本土既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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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和北美人是不是比盖丘亚妇女更加理性呢？很难这么说。如同萨林斯（Sahlins 1976）曾经在批判功利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北美人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他们却几乎不吃猫、狗和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未必是明智的做法。所以，要点在于，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否“理性”，而是存在着不同的、以从文化上决定的方式被界定的理性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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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从本质上是保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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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人和豚鼠的研究之后，阿切提并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说“文化必须被单独考虑”或是任何企图损害已长期建立的文化价值观的行为或者注定会失败或者是邪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根据他的观点，如果这些企图希望获得成功，前提是这些行动者本身必须赞同被提议的变化是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利益，或者目标，当然也就是变化。在这个阶段，阿切提下了结论，认为有必要“努力从它的社会和符号的整体上去理解豚鼠”（Archetti 1992，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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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发展和文化改变的问题上，人类学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门先天保守的学科。原因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一直都（1）强调对相互关系和社会文化整体的研究，并且（2）坚持一种文化相对论的态度，毕竟，任何社会和文化都只能从它自身的角度得到理解。从这样的有利位置来看，持有由外界所鼓动的变化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观点只能是再正常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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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内部团体中这种态度是有变动的。比如，实际上，什么是一个社会“自己的主张”，如果同一社区的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城市人和农村人关于变化的方向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在饲养豚鼠的研究中，阿切提指出，厄瓜多尔人的意识形态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好几种，农业部和农村妇女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理解成是厄瓜多尔社会的内部冲突。因而，完全有必要承认，社会或文化并非是紧密整合、毫无变化、只限于少数人的系统。它们会变化并且会与外界发生互动。不过，无论外界的影响是多么“全球化”，做出的反应永远是本地化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个对外部世界施加的变化的而做出本土化反应的例子（也可参见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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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表现了对于人类学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挑战。其中有些难题是今天许多的（如果不是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项目中的重要部分。这些增加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早期的工作变得过时，而是说，不论在理论还是方法论中，必须补充一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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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意识的去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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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学研究主题从少数民族、劳动力迁移、都市化、发展的论题，转变到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进程、工业社会的亚结构，看起来人类学似乎走在回家的路上。该学科以对“他者”的研究为起点，现在逐渐包含了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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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变得逐渐能够被它的“研究对象”得到了，因为他们有读写能力，并且作为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能力阅读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成果。这种情况迫使人类学家要认真考虑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在以前这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发展也使我们对那些导致人类学成长的特殊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环境加深了理解，尤其是在欧洲。人类学随着法国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也一起进入了新的地域。在许多人看来，人类学家是殖民主义的帮凶，而该学科专业兴趣的发展——在大西洋两岸——可以被看做是表现了国内的关注点，至少是表现了对“他者”的关心（Marcus and Fisher 1986; Kuper 1988）。人类学家也对创造历史有所贡献：他们的视野和解释有助于以一种特殊方式去定义整个世界。所以，在“第三世界”，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意接近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不仅是因为人类学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与他们的发展策略不一致，而且也因为他们将书写他们自己的当代历史当成他们自己的权利。“发展中世界”的每个政府决不会满意外人对他们的国家进行的下列描写：在他们的公民中存在着猎取人头的人、礼物经济学、传统的口头宗教或独特的启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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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 1978）在他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批判了传统的欧洲哲学和历史学关于亚洲的学术成就，它们把“东方”宣扬为是一种神秘而富有挑逗性但却非常无理性的形象。如果东方的历史是由东方人自己来书写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不只是因为我们所说的东方至少从土耳其延伸到了日本，萨伊德认为，西方学者在产生关于他们自己、关于“西方世界”是进步、理性和科学的摇篮之类的神话的过程中再造了“东方”的刻板印象。特威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89）按照同样的脉络显示了：几百年来，法国人对“原始人”的描写是如何紧密跟随着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话语的，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他们实际上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法兰西而不是关于“他者”。人类学家非常严肃地接受了这种批评，不过，如同让克洛德·格雷（Jean-Claude Galey 1992）的辩解，东方学和人类学可能有着同样的起源，但是它们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与对社会和文化形成概念的方式。不过，总体来说，东方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误传他人的基本模式，而人类学家的这种倾向并不比其他评论者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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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英登（Ronald Inden 1990）关注到“东方学”内部，特别是关于印度，他用大量细节证明，印度的社会和文化的概念化是如何更多地受到欧洲成见思想的影响而不是印度社会本身。威纳·达斯（Veena Das 1994）是印度次级研究团体（India’s Subaltern Studies Group，关注该国家后殖民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成员，她认为，不能当印度本身好像是沉默的一样而让别人对这个国家进行描述。她说，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不能做出绝对真理般的声明，而“只能将他们的声音插入众多的声音中，这些各种类型的言论——说明性的、标准化的、描述性的、预示性的——正在发动一场虚拟的战争，其内容是关于印度社会的本性和社会科学在这个社会中的合法化空间”（Das 1994.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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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平起见，必须补充的是，许多“大城市”的人类学家近年来已经开始从内部人员的视角研究本土历史。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 1982）在他的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ple without History）中，从“被发现的”民族的角度书写了伟大的“发现”的历史，而在《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中，萨林斯（Sahlins 1985）比较了波利尼西亚历史的本地人的口头版本和外国人的书写版本，说明了对于同样的事件，他们都是文化的解释者，而外国人的书写历史并不必然就比土著人的口头历史更加“正确”。与这种推理模式相一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书写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因为，就像口传神话一样，它的基础是对于过去的一些非常有限的事实做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Lévi-Strauss 1966[1962]，第八章至第九章）。最初作为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争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书写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由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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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人类学的类似说法：它并不是由“他者”创造的，而是通过人类学家和“他者”之间的互动而制造出来的。人类学核心区域的现代化和去殖民化的进程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后果：我们的受访者不仅逐渐要求就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内容与他们进行商议，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书写关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理论文本（Archetti 1994）。这种对学科的去中心化（而有些人会说是去殖民化），尽管被公认仍然是微小的，已经给人类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要与他们进行理论对话。另一个研究的领域部分地遭遇了东方学的问题，要反过来思考西方的非西方意象（Carrier 1995）。虽然有着明显的权力差异，这些思想并不比西方的“其余者”（the Rest）观念更为老套和过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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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文献。其中，因为田野调查，而且因为对于非欧洲社会的定位，人类学贡献了重要的洞见，比如，它认为“现代性”和“传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这与马克斯·韦伯和其他早期理论家对于现代性所持的观点正相反。现代政治、为工资工作和现代化政府可以很好地与祖先崇拜和家系组织并存，尽管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一定会有各种紧张和矛盾存在。它还说明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可以保留重要的“传统”特征，例如，裙带关系和道德排他主义、社区层面上的社会内聚力和大范围的从处女生子到巫术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化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社会和文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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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现代化的一个看似荒谬的结果是“传统主义者”活动的出现，他们颂扬“祖先文化”的优点，比如船货崇拜；这些活动可以被解释为是与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达成协议的策略：在不让旧事物彻底消失的情况下适应新事物，并因此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创造一种延续过去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会在某些细节上观察一些这样的活动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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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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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an: Guns and Rain: Guerrillas and Spirit Mediums in Zimbabwe. London: James Currey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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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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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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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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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带省：Copperbelt，赞比亚省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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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巴丹：尼日利亚西南部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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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巴克图：马里中部的一座城市，靠近尼日尔河，位于巴马科东北部。始建于11世纪，在14世纪成为主要贸易中心（以金和盐贸易为主），1593年被摩洛哥人洗劫，从此不再有昔日的辉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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