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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政治的特征之一是种族身份被用在政治合法化上。在玻利维亚的1970年代，乡村的非政府组织（NGOs）声称它们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同样的组织现在强调，它们代表的是“前-哥伦比亚文化”。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在本章一开始就谈到的从阶级分析到种族关系的分析的转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政治和身份的种族化的一种症状。这将在下一章关于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话题中进行更加深入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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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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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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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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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P.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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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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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克瑙：印度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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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八章 身份政治学：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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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仍然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现在他们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说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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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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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民族志方法绘制1960年代以来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意识形态的人很少能够避免遭遇到对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的建立是与殖民主义和去殖民主义相连的全世界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壮观而具有高度必然性的维度。民族主义是一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意识形态，虽然它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所有公民都了解，或因此而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过，它暗示了，自从大约1980年以来，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将它看成是一个应该优先从分析上把握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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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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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中，民族主义通常被定义为是一种认为文化边界应该与政治边界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只包含“同一种类”的人（Gellner 1983）。所有的民族主义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都拥护以下观点：在公民的国家和公民的文化之间是全等的。当许多社会理论家以前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很久以来的“古老的残存物”，而有可能通过现代化和官僚主义被超越时（例如，Weber 1978[1919]），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它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事实上，我们所知的民族主义大约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建立起来的：它具有法国启蒙时期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双重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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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和对族群性的研究是平行的；大多数民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是所有的，但这是定义的问题——是种族意识形态的特殊案例。因为许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民族的古老天性，很多人都以为意识形态本身的情况也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一点上，区别传统和传统主义可能是有帮助的。当民族主义倾向于显得像是一种传统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而赞颂一种假想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时，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它本身是“传统的”或“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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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以来的挪威民族主义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时，挪威被强迫与瑞典结合，而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挪威人，受到欧洲其他地方类似运动的激励，感到他们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他们就跋涉到遥远的峡谷，并找到一些似乎是挪威人所特有的大众传统，他们将这些传统带回城市进行展示，并使它们显得像是挪威人民及其“精神”的一种表达。从而，一种民族符号论逐渐得到发展，强调了似乎是独一无二的挪威乡村生活的一些维度（在邻近的瑞典和丹麦都没有发现，在对照中，挪威的民族性得以界定），而这被用来确立了挪威民族国家的思想。在同一时期，一种民族历史编纂学也被建立了起来，强调了北欧海盗盛行的维京时代（Viking age，大约公元1000年）的挪斯帝国（the Norse empire）的延续性，同时，一种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音乐和一种新的以某种乡下方言为基础的新的民族语言——因而与丹麦语显著不同——都被创造了出来。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意在造成一种印象：挪威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所以应该要求政治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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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乡村文化，以一种重新解释的形式，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武器，并不是因为它在统计学上是“典型的”或因为它比都市文化更加“可信”，而是因为它能够被用来表达相对于丹麦和瑞典而言的种族的独特性，也因为它体现了民族主义中的乡村-都市的团结的特征。根据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重要的区别在于遵循民族边界的群体之间，而内部差异因此是传达不足的。民族主义假定所有社会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这在以前是以归属等级或封建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是一个根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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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族主义而表达的传统主义因而具有深刻的现代特征。民族主义者声称维京人（Vikings）是挪威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也是维京人。我们现在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与前面对社会规模、科技和社会整合的不同形式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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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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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在他的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中（Gellner 1983），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对工业化和人们从家族、宗教和地方社区的“原始纽带”中脱离的一个反应。工业化带来了地理上的巨大流动性，并且使人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各种社会系统，比以前所知的范围还要广得多。家族意识形态、封建主义和宗教都不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人民，也就是说，19世纪，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它要有席卷欧洲的大范围的社会凝聚力，既可以产生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也可以激发个体平等和市民权利的要求。民族主义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而盖尔纳很大程度上将它看成是对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原则的功能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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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最初学的是哲学，他的出版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科学哲学。他投入到了人类学关于翻译和合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他的社会科学的哲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合集《思想和变化》（Thought and Change，1964）、《洋相和窘境》（Spectacles and Predicaments，1974）和《相对论与社会科学》（Relativ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85）。盖尔纳将自己描述为既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又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并且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将人类学当成科学的一个有力的捍卫者，他批判了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及，最近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他在马赫格雷伯（Mahgreb）进行了田野调查，并且在这个背景下出版了《穆斯林社会》（Muslim Societ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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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尔纳后来的著作中，《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非常突出：它在多学科的民族主义的研究领域中是具有决定性的灵感源泉。在此，他强调了民族主义的现代特征，将它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精神分析运动》（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1985）对精神分析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立场摒弃了精神分析，并对它的高度重要性提供了一种社会学上的解释。《理智和文化》（Reason and Culture，1991）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现代社会的视角，但却是来自一个更加哲学化的观点，关注的焦点落在了欧洲的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是“理智”和“文化”之间或外推至——市民权利与民族主义之间。《后现代主义、理智和宗教》（Postmodernism，Reason and Religion，1992）攻击了人类学中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评价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的优缺点，而结尾是非常直白的辩护：应该将科学当成理解的一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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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假定了一种抽象社区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你要忠诚于一个表面上代表了你的“人民”的合法系统和国家，而不是忠于你私下里认识的一些个人。因此，民族只有当你能够想象出它的存在时才存在——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而在这个意义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 1991）把民族说成是一种想象的社区，在他对民族主义进行的解释中，他强调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印刷的书本。他认为，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数量的人能够吸收到同样的知识，而且无须与作者发生直接的接触，大范围的语言和世界观的标准化因而成为可能。在这里，民族国家中的国家教育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所有的英国学童都知道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但他们很少知道为什么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ieter Stuyvesant）在荷兰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当然，在荷兰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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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层面上，印刷媒体和标准化教育暗示了表象的某种同质化。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它促进了大面积的地理流动，因为它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大致具有同样的资质，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大范围的交流和文化的标准化或同质化是国家建筑的重要特征，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将这样一个抽象的实体确认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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