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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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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2nd edn. London: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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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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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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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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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罗马尼亚西部的一个地区，以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巴阡山脉为边界。公元107年以后，它是古罗马达西亚省的一部分，后来被日耳曼民族所占领，1003年被匈牙利控制。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特兰西瓦尼亚曾被各种政权所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最终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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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北部靠红海的一个地区，1890年该地区被宣布为意大利殖民地，后来成为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1935—1936年）的重点，1952年该地区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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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格里亚语：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种闪米特语，陷入战争的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使用这种语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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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olisation，混杂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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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合尔：巴基斯坦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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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对Hindutva或Hindu-ness的意译，此词的本义大致是“印度教的特性”，是一种近代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印度人民党是这一思潮的主要政治代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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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约提亚事件：Ayodhya是印度北方邦著名宗教圣地。1992年，印度教教徒拆毁16世纪建造的清真寺，声称要在此建造传说中的罗摩神庙，导致大规模宗教冲突，约有3000人丧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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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九章 全球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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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化都必须在与他者的隔绝和联系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才能释放它的创造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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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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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趣闻说道：在非洲北部有一个季节性放牧骆驼的游牧部落，它的年度迁徙有史以来都是在3月份进行，但是最近他们的迁移活动被往后拖延了几个月，原因是他们不想错过电视剧《达拉斯》（Dallas）的最后几集（D．Miller 1993a．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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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心的要点不在于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它所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或者也许应该说，不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世界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的迹象，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沟通和接触，而且甚至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真实地存在了像拜占庭城(*)和廷巴克图这样的国际化城市。英国第一流的古典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公开性文字读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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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悲观地说，民族志学正悲哀地处于可笑的地位，正当它开始有序地召开研讨会，准备铸造合适的工具，开始为它的指定任务做准备的时刻，它的研究材料却以令人绝望的速度消失殆尽。眼下，当民族志学的科学研究领域的方法和目标已经成型，当经过充分训练的人们已经开始前往原始乡村并研究他们的居民——这些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逐渐消失了。（Malinowski 1984[1922]．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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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的担忧所涉及的现象在今天有时会被描述为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有时会被描述为文化的全球化；也就是指，由于殖民主义、贸易、传教士的活动、科技变化、部落民族合并为国家，以及大规模的交换系统，某些特定的文化形式和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20年代，当最早的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从巴厘岛返回时，他们以一种关心的语调描述道，巴厘人的文化将会怎样地被大众旅游事业彻底毁灭（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似乎也没有要来到的迹象；参见Wikan 1992; Barth 1993）——在被人类学家探究过的其他地方，也有人代表了当地民族的利益而提出了类似的严峻预测。自从现代的比较人类学力不从心地登场以来，从业者就在担心，我们意图探索的文化多样性是否会消失。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人提到了“紧迫的人类学”的重要性，它的使命是：在仍然以传统方式生活着的民族从地球表面消失以前，记录下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组织。最近这些年，新的关注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这些目标，而许多人类学家现在正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调查研究，随着不同的社会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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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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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殖民主义时期被人类学家研究过的那些民族现在怎么样了？几乎他们所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被整合到了更大的——最终是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中。对于某些民族来说，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赞巴加的马林人（Tsembaga Maring），这种整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相对不重要的。虽然为工资工作和货币经济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社会，他们仍然靠养猪和园艺农业维持生计。因为国家垄断暴力的有效性日益增强，在高原上作战却变得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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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的其他民族来说，变化更为根本。阿赞德人（在苏丹）已经被无产阶级化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棉花或花生种植园为工资工作——而根据1960年代的报告，巫术制度仍然十分强大。雅诺马马人（在委内瑞拉）也勉为其难地被拖进了全球化经济——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的领土上发现了黄金——而与此同时，他们现在拥有了为提升他们作为土著人口的利益而在全世界奔走的专业发言人。不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主要地还是依靠园艺农业维持生存，虽然金钱的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雅诺马马人的近期历史中的一个更加悲剧的部分是麻疹之类的疾病的流行，这种疾病对于欧洲人来说相对无害，但是对于隔离的、原先未得过这种病的群体来说却是致命的。至于蒙都鲁库人（在巴西），早在1950年代，他们就打算进入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一些村民依靠在橡胶种植园的工资生活，而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男人们的屋子没有了，男人和妻子、孩子以核心家庭的方式住在一起。墨菲夫妇的报告（Murphy and Murphy 1985）说，总体来看，女人们对这些变化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男人对家户的贡献会更大；而男人们则以怀旧的语气谈起大部分是虚构的过去，当时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以及那时的游戏是如何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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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法国殖民时期以来，多贡人（在马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和平成为事实。他们过去的敌人富拉尼人被有效地阻止了对他们的攻击，而多贡人由此得以扩张了他们的领土。不过，和福尔人（在苏丹）、富拉尼人、豪撒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一样，多贡人严重地遭受了萨赫尔地区(*)频繁的干旱和人口增长的联合打击。今天，多贡人在许多方面都被整合到了马里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孩子们上了学校、进行预防接种、将法语当成外语来学习。货币经济变得更加普及，而某些工业化产品，例如工厂造的成衣、晶体管收音机以及自行车，也变得普及起来。在与非洲的其他许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伊斯兰教在多贡人中间成了一个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与身为穆斯林和积极的传教士的富拉尼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和平接触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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