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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趣闻说道：在非洲北部有一个季节性放牧骆驼的游牧部落，它的年度迁徙有史以来都是在3月份进行，但是最近他们的迁移活动被往后拖延了几个月，原因是他们不想错过电视剧《达拉斯》（Dallas）的最后几集（D．Miller 1993a．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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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心的要点不在于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它所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或者也许应该说，不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世界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的迹象，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沟通和接触，而且甚至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真实地存在了像拜占庭城(*)和廷巴克图这样的国际化城市。英国第一流的古典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公开性文字读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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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悲观地说，民族志学正悲哀地处于可笑的地位，正当它开始有序地召开研讨会，准备铸造合适的工具，开始为它的指定任务做准备的时刻，它的研究材料却以令人绝望的速度消失殆尽。眼下，当民族志学的科学研究领域的方法和目标已经成型，当经过充分训练的人们已经开始前往原始乡村并研究他们的居民——这些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逐渐消失了。（Malinowski 1984[1922]．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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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的担忧所涉及的现象在今天有时会被描述为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有时会被描述为文化的全球化；也就是指，由于殖民主义、贸易、传教士的活动、科技变化、部落民族合并为国家，以及大规模的交换系统，某些特定的文化形式和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20年代，当最早的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从巴厘岛返回时，他们以一种关心的语调描述道，巴厘人的文化将会怎样地被大众旅游事业彻底毁灭（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代似乎也没有要来到的迹象；参见Wikan 1992; Barth 1993）——在被人类学家探究过的其他地方，也有人代表了当地民族的利益而提出了类似的严峻预测。自从现代的比较人类学力不从心地登场以来，从业者就在担心，我们意图探索的文化多样性是否会消失。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人提到了“紧迫的人类学”的重要性，它的使命是：在仍然以传统方式生活着的民族从地球表面消失以前，记录下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组织。最近这些年，新的关注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这些目标，而许多人类学家现在正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调查研究，随着不同的社会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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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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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殖民主义时期被人类学家研究过的那些民族现在怎么样了？几乎他们所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被整合到了更大的——最终是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中。对于某些民族来说，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赞巴加的马林人（Tsembaga Maring），这种整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相对不重要的。虽然为工资工作和货币经济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社会，他们仍然靠养猪和园艺农业维持生计。因为国家垄断暴力的有效性日益增强，在高原上作战却变得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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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的其他民族来说，变化更为根本。阿赞德人（在苏丹）已经被无产阶级化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棉花或花生种植园为工资工作——而根据1960年代的报告，巫术制度仍然十分强大。雅诺马马人（在委内瑞拉）也勉为其难地被拖进了全球化经济——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的领土上发现了黄金——而与此同时，他们现在拥有了为提升他们作为土著人口的利益而在全世界奔走的专业发言人。不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主要地还是依靠园艺农业维持生存，虽然金钱的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雅诺马马人的近期历史中的一个更加悲剧的部分是麻疹之类的疾病的流行，这种疾病对于欧洲人来说相对无害，但是对于隔离的、原先未得过这种病的群体来说却是致命的。至于蒙都鲁库人（在巴西），早在1950年代，他们就打算进入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一些村民依靠在橡胶种植园的工资生活，而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男人们的屋子没有了，男人和妻子、孩子以核心家庭的方式住在一起。墨菲夫妇的报告（Murphy and Murphy 1985）说，总体来看，女人们对这些变化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男人对家户的贡献会更大；而男人们则以怀旧的语气谈起大部分是虚构的过去，当时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以及那时的游戏是如何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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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法国殖民时期以来，多贡人（在马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和平成为事实。他们过去的敌人富拉尼人被有效地阻止了对他们的攻击，而多贡人由此得以扩张了他们的领土。不过，和福尔人（在苏丹）、富拉尼人、豪撒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一样，多贡人严重地遭受了萨赫尔地区(*)频繁的干旱和人口增长的联合打击。今天，多贡人在许多方面都被整合到了马里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孩子们上了学校、进行预防接种、将法语当成外语来学习。货币经济变得更加普及，而某些工业化产品，例如工厂造的成衣、晶体管收音机以及自行车，也变得普及起来。在与非洲的其他许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伊斯兰教在多贡人中间成了一个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与身为穆斯林和积极的传教士的富拉尼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和平接触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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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努尔人和福尔人，除了干旱的蹂躏，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苏丹的长期内战，除了使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从他们的社会中渐渐枯竭以外，还使贸易变得困难。许多努尔人在苏丹南部边境与伊斯兰的北方作战，根据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分支对抗模型，你可以认为，他们现在在一种比以前更高的分支水平上被整合了起来——正在肩并肩对抗丁卡人。在达尔福尔（Darfur），和苏丹的许多其他地方社区一样，特别是在1980年代，来自政治不稳定的埃塞俄比亚的大批难民，使本来就非常稀缺的资源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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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面的章节里提到的一样，特罗布里恩德的岛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适应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带来了政治组织、经济以及身份政治上的变化，但是，不论是家族系统还是仪式化的交换系统，都仍然发挥着功能，即使它们的意义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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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含在这些变化的快照之中的这种历时语言学的视角，为地方生活中有哪些方面产生了变化、哪些与更大规模的系统相联系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人类学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第一次对异邦的生活方式进行探究并描述，而是解释在全球化系统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水平发生的各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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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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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马林诺夫斯基的引文所揭示的，从这门学科的一开始，人类学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熵（cultural entropy）的趋势——在今天有时被描述为“全球文化熔炉”、“文化混杂化”或“杂交”的历史进程，或者此外，有点不准确地说，“西方化”的历史进程。不过，你可能想知道，我们目前是否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也就是全球化时代。之前的三章已经专门讨论了属于现代语境的一些现象：在一些例子中，比如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论题，这些话题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变得有意义。在这最后的几页中，我们来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合理地理解：将我们的时代看成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及，最重要的是观察一下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最近流行起来的术语“全球化”，因为这个词语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变得一样，而是说我们以和以前不同的方式成为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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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现代性”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个人主义对于人类生存所意味着的每件事物，那么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性就已经在世界上称霸了，也就是说，它占据了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性加速扩散。在最近的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人员、商品、思想和图像的流动得到加强。因为喷气式飞机出现，因为卫星电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得到普及，甚至在更近的时期，因为互联网的隆重登场，文化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已经被大大地削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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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讯技术从两个方面使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脱离了空间的限制。首先，很多现象既在全球（每个地方）存在，同时又存在于本土（某个特定的地方）——包括“青年文化”的某些方面、从可口可乐罐到热门CD和牛仔裤的声望商品、流行电影、环境危机之类的政治难题等。其次，喷气式飞机使越来越多的人快速而舒适地周游世界成为可能，而电话、传真设备、互联网和电脑处理的视频系统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方的人的沟通在原则上成为可行的事情。空间可以不再被人们说成在“不同文化”之间制造了一个清除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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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一般关注对地方社区的研究，或者至少是有些清晰地描绘出各种社会文化系统，对于这样的人类学来说，不论是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上述变化都暗示了崭新而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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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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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社会以显著的方式各不相同，现代性在每个地方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维度。这些共同点，或曰平行线，既可以在制度的层面，也可以在文化表象的层面被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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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公民身份在今天几乎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准则，尽管它们以不同的变体存在着。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仍然有可能存在无须与国家发生经常接触的生活方式。但这却越来越难做到，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完全地逃脱公民的身份，而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力体现在它的双重垄断上：征税、合法使用暴力。如果有国家以外的其他机构征税或实施暴力行动，它们现在会被判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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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资工作和资本主义也是全球化的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资本越来越与领土相脱节，也就是说，资本家和公司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投资。如果在马来西亚生产电脑芯片比在苏格兰更便宜，微型芯片的生产者就会很轻易地将装配厂搬到那里。这也意味着在全球到处都有准备成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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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之内，消费基本上是以金钱作为中介的。这只是说，人们在市场上购买他们需要的商品，而市场上的普遍用途的货币是交换的主导媒介。为维持生存而生产和物品交换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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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都被一种抽象匿名的并且全球相连的投资、交换和移民网络所整合，没有任何单个的人可以用决定性的方式影响这个系统，并且在这个系统的一个点上所发生的事件可以产生衍生物——通常是不可预见的——在系统的其他地方。如果某一年台湾人的个人电脑的出口量增长了，加利福尼亚某中产阶级地区的一个流行小店就可能会破产。原因是小店以前的顾客已经失去了在硅谷电脑工业中的工作。不可能用简单随意或用意深刻的解释对这些过程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它们发生在一种抽象的系统水平上，可以与有时被叫做“蝴蝶效应”的现象相联系：一个蝴蝶在里约热内卢拍打翅膀而产生了一阵微风，引发了一连串量级不断增加的事件，并且最终在纽约产生了一次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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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水平上不断增强的系统整合的一个后果是某些政治论题会影响到整个星球。环境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亚马孙、印度尼西亚和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消失了，很可能会带来在每个地方都显而易见的气候变化。而当1986年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遭到熔毁时，委内瑞拉、日本和毛里求斯的报纸每天都忧心忡忡地报道这次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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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介代理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产生也显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第四世界网络等组织，已经对全球的道德和政治话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约束系统还很微弱。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辩论过，要找到人权的普遍标准是很困难的；因为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全球化，看起来这些标准似乎很快可以被建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R．Wil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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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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