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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现代性”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个人主义对于人类生存所意味着的每件事物，那么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性就已经在世界上称霸了，也就是说，它占据了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性加速扩散。在最近的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人员、商品、思想和图像的流动得到加强。因为喷气式飞机出现，因为卫星电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得到普及，甚至在更近的时期，因为互联网的隆重登场，文化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已经被大大地削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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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讯技术从两个方面使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脱离了空间的限制。首先，很多现象既在全球（每个地方）存在，同时又存在于本土（某个特定的地方）——包括“青年文化”的某些方面、从可口可乐罐到热门CD和牛仔裤的声望商品、流行电影、环境危机之类的政治难题等。其次，喷气式飞机使越来越多的人快速而舒适地周游世界成为可能，而电话、传真设备、互联网和电脑处理的视频系统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方的人的沟通在原则上成为可行的事情。空间可以不再被人们说成在“不同文化”之间制造了一个清除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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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一般关注对地方社区的研究，或者至少是有些清晰地描绘出各种社会文化系统，对于这样的人类学来说，不论是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上述变化都暗示了崭新而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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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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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社会以显著的方式各不相同，现代性在每个地方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维度。这些共同点，或曰平行线，既可以在制度的层面，也可以在文化表象的层面被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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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公民身份在今天几乎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准则，尽管它们以不同的变体存在着。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仍然有可能存在无须与国家发生经常接触的生活方式。但这却越来越难做到，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完全地逃脱公民的身份，而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力体现在它的双重垄断上：征税、合法使用暴力。如果有国家以外的其他机构征税或实施暴力行动，它们现在会被判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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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资工作和资本主义也是全球化的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资本越来越与领土相脱节，也就是说，资本家和公司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投资。如果在马来西亚生产电脑芯片比在苏格兰更便宜，微型芯片的生产者就会很轻易地将装配厂搬到那里。这也意味着在全球到处都有准备成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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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之内，消费基本上是以金钱作为中介的。这只是说，人们在市场上购买他们需要的商品，而市场上的普遍用途的货币是交换的主导媒介。为维持生存而生产和物品交换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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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都被一种抽象匿名的并且全球相连的投资、交换和移民网络所整合，没有任何单个的人可以用决定性的方式影响这个系统，并且在这个系统的一个点上所发生的事件可以产生衍生物——通常是不可预见的——在系统的其他地方。如果某一年台湾人的个人电脑的出口量增长了，加利福尼亚某中产阶级地区的一个流行小店就可能会破产。原因是小店以前的顾客已经失去了在硅谷电脑工业中的工作。不可能用简单随意或用意深刻的解释对这些过程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它们发生在一种抽象的系统水平上，可以与有时被叫做“蝴蝶效应”的现象相联系：一个蝴蝶在里约热内卢拍打翅膀而产生了一阵微风，引发了一连串量级不断增加的事件，并且最终在纽约产生了一次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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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水平上不断增强的系统整合的一个后果是某些政治论题会影响到整个星球。环境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亚马孙、印度尼西亚和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消失了，很可能会带来在每个地方都显而易见的气候变化。而当1986年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遭到熔毁时，委内瑞拉、日本和毛里求斯的报纸每天都忧心忡忡地报道这次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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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介代理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产生也显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第四世界网络等组织，已经对全球的道德和政治话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约束系统还很微弱。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辩论过，要找到人权的普遍标准是很困难的；因为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全球化，看起来这些标准似乎很快可以被建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R．Wil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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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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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化（Creolisation）或杂交化（hybridisation）指的是两种或几种各不相同的文化流的主体（或“传统”）的混合和相互影响。这种过程并没有“每个事物都变得同样”的意思，也不是说所有类型的文化流都是同样容易被混合的。许多知识和实践的形式仍然还是本地的，而一些形式更容易受到其他形式的影响而不是影响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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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被当做交换多种影响力的快乐的滋生地而提及的领域，是当代的韵律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因而常常被描述为由北美的非洲奴隶的后代发展出来的“混杂的”形式。更近的时期，特别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韵律音乐的一种新的趋势已经展现为是对一些具体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混杂的表达；为我们所知的是“世界音乐”，即“使用有民族乐器的流行音乐”（World Music）或“世界节拍”（World Beat），它的特色是在欧洲环境里的非欧洲音乐家，使用现代演播室设备和电子手段去传达，例如，“非洲的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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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世界音乐的性质上有着许多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真正的部落音乐的商品化和商业化；西方的唱片公司只不过改编了非洲和亚洲的音乐去迎合已经审美疲劳的西方消费者，而在行动中已经破坏了它。另一方面，可以发现，那些“西方化的”艺术家，比如尤苏恩多尔（Youssou N’Dour）在非洲本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怎么能断定他们的记录是掺假的和“不真实的”呢？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实际上受到他们在海外被认可程度的推动。史蒂文·费尔德（Steven Feld 1994）将世界节拍的趋势看成是一种韵律音乐在总体上复兴的力量，其中，菲拉·安尼库拉坡·库提（Fela Anikulapo Kuti）可能从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那里借用灵感，就像彼得·加百利（Peter Gabriel）会雇用一队非洲鼓手一样。“世界流行音乐的非洲化和非洲流行音乐的美国化，”费尔德写道（1994，p．245），“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也讨论大城市的艺术家和唱片公司，以及非欧洲艺术家之间的版权和权力不平等的话题。音乐的话语是塑造同一性的领域，为此，流行音乐的全球流动可以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用来研究当代文化动力学和弦外之音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真实性的辩论在它自身的兴趣之内，因为它揭示了关于文化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作为完整的传统，还是作为变迁和过程。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不仅仅是美学的话题，而且通常是政治化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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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是另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即使是怪诞的，它说明了全球化不仅被局限在通过大众传媒等抽象结构作为中介的接触，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的接触也可以是身体的和直接的。1992年，泰国总统要求波恩当局停止德国人前往曼谷的旅游，原因是，许多到泰国旅游的德国男人和当地妇女进行了性交易，由此促进了有传染性的艾滋病在两个国家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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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本土化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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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相影响的层面上，全球化进程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表现出来。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被中国人在村子里展开讨论，那里的村民从收音机里收听关于战争的每日新闻报告。换句话说，有一些情形下，世界上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会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参与进去，他们关心与世界上所有居民有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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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全球的”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它或者它与地球表面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即使是可口可乐瓶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单个物体，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点在于，这些现象是脱离了特定的地方而存在的。像冬季奥运会这样的事件具有一种真正的全球维度（Klausen 1999），即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都不知道它。不论你是否恰好身在蒙特利尔、米兰或伯明翰，你都可以同步紧跟这样的体育事件，因为有报纸和电视的帮助。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涉及这些文化形式的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们的：全球的符号和全球化的信息都是从本土的角度被加以解释的（而且有助于形成本土观点）。一本《服饰与美容》（Vogue）这样的时尚杂志在毛里求斯之类的热带岛屿和在巴黎是按照不同的方式被阅读的；而像《年轻的和好动的》（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这样的肥皂剧在特立尼达和在美国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D．Miller 1993a）。这些以及其他的文化现象并非只位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全球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本土的，因为它们总是以本土的方式被感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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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对英国-巴基斯坦人所编纂的海湾战争的法典的分析中，平纳·威伯纳（Pnina Werbner 1994）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支持如何主要地与英国本土的语境有关，而不是与战争本身有关。他们对萨达姆的支持可能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巴基斯坦支持联合国的军队，而且因为这样的姿态使他们在更广泛的不列颠社会中产生了问题，而不列颠社会是毫不含糊地反对萨达姆的。不过，海湾战争是被设计出来的，尤其是一些宗教领袖，以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话语（和以最新的萨曼·拉什迪事件[Salman Rushdie affair]为灰暗的背景），其中他们要求作为一个宗教的少数类别被授以特许权。穆斯林的领导者因而处心积虑地将穆斯林描写成一个从根本上与英国主流社会不同的群体，而这解释了他们的“对抗态度”（Werbner 1994，p．234）。在巴基斯坦本地，关于海湾战争的话语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与它有关的是另一个本土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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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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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关于全球化的一个视角研究的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如何能够在非常不同的生活世界中参与一个共同的意义产物、占用了同样的信息而后进行解释。而一个补充的视角可以是对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移动的探究。旅游和出差是普遍的移动方式，它们目前还没有引起人类学家极大的关注（但是参见Hannerz 1992; Appadurai 1996；以及特别是Löfgren 1999）。对于旅行者和出差者来说，例如，从所处位置的意义上所说的地点是完全无关的吗？国际商务酒店到处都是“同样的”，那么存在一种共同的“商务文化”吗？存在一种共同的、全球共享的“休闲”文化吗？——在坎昆岛（墨西哥）和加那利群岛都一样？进一步说，这些在酒店、机场、会议室和海滩俱乐部都很明显的文化形式，能够被有利可图地看做是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之间进行调和的“第三种文化”吗？在一项以历史为定位的研究中，奥瓦·洛夫格仁（Orvar Löfgren 1999）将19世纪至今的旅游业的增长制成了图表，显示了当新的群体（从中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精英旅行者时，这一现象如何转变了意义。其中，纯粹是观光事业这部分的增长令他深深着迷。如果你在假期去了地中海北部沿岸，你很可能会习惯于停留在一个永久建筑物遗址的面前；这就是生长率（growth rate）。根据WTO（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到2020年，出国旅游的人次将达到1.6万亿。在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万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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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经被研究得相当透彻的相关的兴趣领域是移民——移居入境或移民出境，要看你是从哪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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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移民在现代性的参数以内进行移动。他们带着护照而且有公民身份，他们进行移动的前提是他们想要参与工资工作。劳工移民要成为可能，移民必须已经——或至少部分地——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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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能的分析视角也许可以阐明他们的处境。一种途径是关注寄主国家中的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另一种途径是比较母国和目的国中移民的状况、文化和社会组织；第三种途径可以是去比较移民的不同远景。例如，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吸引了成千的移民或“外来工人”。从科威特的主导视角来看，这些移民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是必要的，而因为他们看来会形成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外来元素，所以他们是邪恶的。从一种人文主义的欧洲视角看，这种视角也常常被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所援引，移民的处境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严重剥削的例子：他们的工资少于应得的、工作过度而缺乏某些权利——多亏了文化的全球化，这些权利被认为是应该普遍拥有的。从第三种视角，也就是移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情况通常是不一样的。数以千计的来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马来勒人（Malaylees）热切地盼望着在海湾工作的机会。当他们回到家乡，他们会带着钱和礼物，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们通常都会回到海湾。印度财政部长公开称赞他们把硬通货带回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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