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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视角，每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在全球化系统内部的互动所涉及的地方，这种模糊性是典型的，而它们可以提醒我们，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相互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就会变成“同样的”。人们的生活既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他们是全球本土化的（g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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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越来越清楚的是，“西方文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不同的定义和描述，“西方”包含7亿到10亿的居民。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很多社会和很多显著不同的文化环境。而且，由于移民和文化全球化而出现的文化多样性的模式暗示了“西方”在内罗毕中产阶级的郊区和在墨尔本一样存在。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被看做是比布拉德福德（Bradford）更典型的“西方的”城市，后者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亚洲出身的穆斯林。“西方”不可能被充满意义地概念化为一种社会类型：它更应该被当成不是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说过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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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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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基督教的第三个千年的开端，世界的显著特点是人的流动、位移、背井离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2年，有超过10亿的人口在他们的出生国家以外居住，而这个数字增加得很快。而且，许多移民的后代（他们在他们的父母居住的国家出生），不论是否自愿，形成了各种少数民族（第十八章）。在这个方面，一个过去和现在都骚乱不安的地区是加勒比，而关于移民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研究是在这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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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福格·奥尔威对加勒比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Karen Fog Olwig 1985，1993）清晰地揭示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既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关注点，也没有进行同步“快照”。在她对内维斯（Nevisian）社会的分析中（Olwig 1993；内维斯现在是圣·克里斯托弗和内维斯的一部分，大约拥有10000名居民），她展示了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文化上或经济上自给自足过——或者实际上在人口统计学上也没有自给自足过。现在居民的祖先到达这里的时候是奴隶和种植园主，而岛上的非洲-加勒比文化和社会组织在当地因素和全球进程之间的边缘地带得到了发展。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内维斯依靠的是外部的力量；但是奥尔威也显示了，他们曾经多么积极地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高水平的移民出境——很少内维斯人没有生活在伦敦、纽约或东京这些大城市里的亲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类似于极端依赖性的表达；但是它同样也能够作为企业家的野心（entrepreneurship）和显著的文化适应性的后果被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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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不列颠的内维斯移民，奥尔威展示了一种明确的内维斯人的身份的编码化和实际的创造过程都发生在那里，通过与异邦文化的密切接触，作为对本土英国人的身份的反作用力而存在。而且，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认为，在西伦敦的诺丁希尔（Notting Hill）一年一度的加勒比狂欢节（也可见Abner Cohen 1993）不仅可以被看成是对加勒比文化身份的一种建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对于失落的英国狂欢节传统的一种复兴。移居，远不是切断与他们出生的岛屿的关系，而是加强了内维斯人的本土身份，他们谈到内维斯的时候会充满同情和乡愁。他们会给家里汇款，而且许多人甚至在内维斯投资房地产。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从而成为内维斯的文化和经济事业的重要的行动者，即使他们生活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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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移民或散居（diasporic）人口中，文化身份是一个主要的论题。通过对个人权利、变化和选择的恳求——在少数民族内部和外部——对纯洁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被吉登斯（Giddens 1991）描述为后传统的社会中，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并用来抵抗它的替代品。如同鲍曼（Gerd Baumann 1996）在一项对多种族的英国小区进行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可行的选项和它们所受的争议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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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离乡和去领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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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Rushdie 1988）这部小说为它的作者从德黑兰的什叶派牧师那里赢得了一个追杀令（fatwa），也就是死刑。这本书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而是关于流亡的一种状态；关于在孟买与伦敦之间的印度航空公司420航线的中途——永久地。在书中，拉什迪显示了流亡生活所带来的视角的转变如何导致了怀疑和不确定感的产生，因为流亡的人发现，当从不同的位置进行审视时，世界、历史和（最终）甚至真理都显得不同了。移民群体中的种族复兴可以从这个视角加以理解，利用乡愁和一种疏离感，这些复兴行动设法重新灌输一种对过去的延续感、本体论的安全感（Giddens 1990）和个体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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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获得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复兴只代表了一枚硬币的一面。很清楚，那些有时激发了复兴的进程，却也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也就是不确定、双重人格和个体主义），值得注意。这些过程是全球化的进程，由此，人们被嵌入有时具有惊人规模的社会和文化网络的变化中，根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其中，社会“公布所有非法的自由，同时消灭社会的确定性而使种族的不确定性合法化”（Bauman 1992，p．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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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需要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阿帕杜莱（Appadurai 1990）因而提出了一个探究当代世界文化流动的研究框架。他区分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种维度，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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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景观（the ethnoscape）指“形成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易变的世界的那些人的景观”，也就是，世界人口统计学的特征——旅游、移居、流亡、差旅，还有那些稳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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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景观（the techoscape）的意思是“全球的……科技的……构造”，它在重要的方面形成了文化流的意义，也包括了参差不齐的全球的科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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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景观（the finanscape）是资金流，它越来越与领土相脱离。以上这三种维度一起形成了全球分类体系的下部构造，但它决不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每个维度都“面对着它自己的约束和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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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维度是观念化的，它们是思想景观（the ideoscape）和媒体景观（the mediascape），分别指意识形态的信息和大众传媒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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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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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人类学理论都有赖于相反对子，或二分法，从分析上用来区别社会和文化的不同理想类型（韦伯的术语）。一些被引用最多的二分法有：小规模/大规模、口头的/书写的、杂务工/工程师、传统的/现代的、身份/契约、社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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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二分法的一个潜在的假设观点是：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独特的，并且在其他所有社会中是杰出的，通过比较，它被描写为“或多或少是同样的”。显然，这些二分法作为描写工具是不充分的。首先，传统社会不是“都一样”的——古老的印度王国和北非的乡村社会实际上只有很少共同点。其次，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美国和法国之间就有着重要的差异。第三，这种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所做的二分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甚至全部社会，你可以同时辨认出“现代的”和“传统的”方面——不只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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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世界并不以明确的、“计数的”或“二进制”的边界为特征，而是以灰色地带和不同程度的差异——类似的差异为特征。它不是各自孤立的文化群岛，而是一个有着多重相互关系的无边界的系统。那么，我们为什么用那些二分法自寻烦恼呢？也许很奇怪吧，如果没有了它们，似乎会很困难。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就意识到了严格的分类体系是不充分的，并且它们也常常被抛弃，但是常常会以新的面目而重新出现。也许对于人类学事业来说，二分法确实是必要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记住两个要点：首先，那些模型并不等同于社会世界，而只是帮助我们组织社会世界中的各种事实；其次，二分法应该被拟想成被不同程度的差异所标明的各种刻度，而不是绝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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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杜莱的文章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其他关于全球化的学者持有的观点，是去领土化——它并不只是意味着大规模，而且同样意味着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被削减——使对社会和文化世界进行新的概念化成为必要。20世纪晚期，科技、人员和金钱能够而且比以往更加频繁、快速而轻易地跨越全球四处移动。它的一个后果，常被描写为移位（displacement），导致了流动或颠沛流离的人口的增长。另一个后果是对于空间的有意识的建构。因为，浸透了文化含义的空间，对于很多人而言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你居住的地点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或者你可能会搬到其他地方；而且地点也像符号一样是多元的，因为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情境来说，有着不同的意味（Rodman 1992）。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人们正在变得去领土化，而是说，对于地点的建构成为一个属于它本身权利的事业——就像文化身份的建构一样——它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意味着“地点”成为一个易改变的术语，因而“内维斯”在伦敦、内维斯和其他地方成为一个有节点的社会网络。所以，在交通便捷的时代里，移居行为也为长距离的民族主义（Anderson 1992）铺平了道路。由此，既定领域里的政治场面会部分地受到移民的行动力的影响。在对挪威的泰米尔人(*)（Tamil）移民的描写中，福格汝德（Øivind Fuglerud 1998）展示了许多移民关心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去，而是支持斯里兰卡的分离主义运动，移民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紧张重复了在斯里兰卡的差异，而不是在挪威的差异。也就是说，拉什迪事件只是一个更广泛的过程中的一个显著事例，在这些过程中，领土边界没有消失，而是受到了电话通讯和散居人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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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转向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思考全球化（或全球本土化）的一些更深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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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类学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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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上都变成一样，而是意味着在全球与本土之间的接触中，新的文化差异的类型得到了增加。在深入一些实际的例子之前，这里列出了一张清单，是人类学对全球化后果的思考的一些一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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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明显，“传统”和“现代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纯粹的分析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提及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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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比起以前越发地成问题了。通讯、移居、贸易、资本投资和政治的网络实际上跨越了每一道边界；除了一些例外，国家和地方社区实际上都不能从每一个角度被清晰地描述出来。“文化”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从内部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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