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506589
1702506590
在全球水平上不断增强的系统整合的一个后果是某些政治论题会影响到整个星球。环境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亚马孙、印度尼西亚和中部非洲的热带雨林消失了，很可能会带来在每个地方都显而易见的气候变化。而当1986年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遭到熔毁时，委内瑞拉、日本和毛里求斯的报纸每天都忧心忡忡地报道这次大灾难。
1702506591
1702506592
很多中介代理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产生也显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联合国和红十字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第四世界网络等组织，已经对全球的道德和政治话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约束系统还很微弱。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辩论过，要找到人权的普遍标准是很困难的；因为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全球化，看起来这些标准似乎很快可以被建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R．Wilson 1997）。
1702506593
1702506594
世界音乐(*)
1702506595
1702506596
混杂化（Creolisation）或杂交化（hybridisation）指的是两种或几种各不相同的文化流的主体（或“传统”）的混合和相互影响。这种过程并没有“每个事物都变得同样”的意思，也不是说所有类型的文化流都是同样容易被混合的。许多知识和实践的形式仍然还是本地的，而一些形式更容易受到其他形式的影响而不是影响其他形式。
1702506597
1702506598
一个常被当做交换多种影响力的快乐的滋生地而提及的领域，是当代的韵律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因而常常被描述为由北美的非洲奴隶的后代发展出来的“混杂的”形式。更近的时期，特别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韵律音乐的一种新的趋势已经展现为是对一些具体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混杂的表达；为我们所知的是“世界音乐”，即“使用有民族乐器的流行音乐”（World Music）或“世界节拍”（World Beat），它的特色是在欧洲环境里的非欧洲音乐家，使用现代演播室设备和电子手段去传达，例如，“非洲的精神”等等。
1702506599
1702506600
在关于世界音乐的性质上有着许多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真正的部落音乐的商品化和商业化；西方的唱片公司只不过改编了非洲和亚洲的音乐去迎合已经审美疲劳的西方消费者，而在行动中已经破坏了它。另一方面，可以发现，那些“西方化的”艺术家，比如尤苏恩多尔（Youssou N’Dour）在非洲本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怎么能断定他们的记录是掺假的和“不真实的”呢？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实际上受到他们在海外被认可程度的推动。史蒂文·费尔德（Steven Feld 1994）将世界节拍的趋势看成是一种韵律音乐在总体上复兴的力量，其中，菲拉·安尼库拉坡·库提（Fela Anikulapo Kuti）可能从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那里借用灵感，就像彼得·加百利（Peter Gabriel）会雇用一队非洲鼓手一样。“世界流行音乐的非洲化和非洲流行音乐的美国化，”费尔德写道（1994，p．245），“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也讨论大城市的艺术家和唱片公司，以及非欧洲艺术家之间的版权和权力不平等的话题。音乐的话语是塑造同一性的领域，为此，流行音乐的全球流动可以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用来研究当代文化动力学和弦外之音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真实性的辩论在它自身的兴趣之内，因为它揭示了关于文化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作为完整的传统，还是作为变迁和过程。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不仅仅是美学的话题，而且通常是政治化的话题。
1702506601
1702506602
艾滋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是另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即使是怪诞的，它说明了全球化不仅被局限在通过大众传媒等抽象结构作为中介的接触，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的接触也可以是身体的和直接的。1992年，泰国总统要求波恩当局停止德国人前往曼谷的旅游，原因是，许多到泰国旅游的德国男人和当地妇女进行了性交易，由此促进了有传染性的艾滋病在两个国家的蔓延。
1702506603
1702506604
全球化进程的本土化占用
1702506605
1702506606
在互相影响的层面上，全球化进程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表现出来。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被中国人在村子里展开讨论，那里的村民从收音机里收听关于战争的每日新闻报告。换句话说，有一些情形下，世界上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会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参与进去，他们关心与世界上所有居民有关的大事。
1702506607
1702506608
但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全球的”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它或者它与地球表面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即使是可口可乐瓶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单个物体，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点在于，这些现象是脱离了特定的地方而存在的。像冬季奥运会这样的事件具有一种真正的全球维度（Klausen 1999），即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都不知道它。不论你是否恰好身在蒙特利尔、米兰或伯明翰，你都可以同步紧跟这样的体育事件，因为有报纸和电视的帮助。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涉及这些文化形式的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们的：全球的符号和全球化的信息都是从本土的角度被加以解释的（而且有助于形成本土观点）。一本《服饰与美容》（Vogue）这样的时尚杂志在毛里求斯之类的热带岛屿和在巴黎是按照不同的方式被阅读的；而像《年轻的和好动的》（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这样的肥皂剧在特立尼达和在美国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D．Miller 1993a）。这些以及其他的文化现象并非只位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全球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本土的，因为它们总是以本土的方式被感知和理解。
1702506609
1702506610
在一个对英国-巴基斯坦人所编纂的海湾战争的法典的分析中，平纳·威伯纳（Pnina Werbner 1994）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支持如何主要地与英国本土的语境有关，而不是与战争本身有关。他们对萨达姆的支持可能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巴基斯坦支持联合国的军队，而且因为这样的姿态使他们在更广泛的不列颠社会中产生了问题，而不列颠社会是毫不含糊地反对萨达姆的。不过，海湾战争是被设计出来的，尤其是一些宗教领袖，以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话语（和以最新的萨曼·拉什迪事件[Salman Rushdie affair]为灰暗的背景），其中他们要求作为一个宗教的少数类别被授以特许权。穆斯林的领导者因而处心积虑地将穆斯林描写成一个从根本上与英国主流社会不同的群体，而这解释了他们的“对抗态度”（Werbner 1994，p．234）。在巴基斯坦本地，关于海湾战争的话语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与它有关的是另一个本土语境。
1702506611
1702506612
旅游与移民
1702506613
1702506614
因而，关于全球化的一个视角研究的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如何能够在非常不同的生活世界中参与一个共同的意义产物、占用了同样的信息而后进行解释。而一个补充的视角可以是对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移动的探究。旅游和出差是普遍的移动方式，它们目前还没有引起人类学家极大的关注（但是参见Hannerz 1992; Appadurai 1996；以及特别是Löfgren 1999）。对于旅行者和出差者来说，例如，从所处位置的意义上所说的地点是完全无关的吗？国际商务酒店到处都是“同样的”，那么存在一种共同的“商务文化”吗？存在一种共同的、全球共享的“休闲”文化吗？——在坎昆岛（墨西哥）和加那利群岛都一样？进一步说，这些在酒店、机场、会议室和海滩俱乐部都很明显的文化形式，能够被有利可图地看做是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之间进行调和的“第三种文化”吗？在一项以历史为定位的研究中，奥瓦·洛夫格仁（Orvar Löfgren 1999）将19世纪至今的旅游业的增长制成了图表，显示了当新的群体（从中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精英旅行者时，这一现象如何转变了意义。其中，纯粹是观光事业这部分的增长令他深深着迷。如果你在假期去了地中海北部沿岸，你很可能会习惯于停留在一个永久建筑物遗址的面前；这就是生长率（growth rate）。根据WTO（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到2020年，出国旅游的人次将达到1.6万亿。在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万亿左右。
1702506615
1702506616
一个已经被研究得相当透彻的相关的兴趣领域是移民——移居入境或移民出境，要看你是从哪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
1702506617
1702506618
劳工移民在现代性的参数以内进行移动。他们带着护照而且有公民身份，他们进行移动的前提是他们想要参与工资工作。劳工移民要成为可能，移民必须已经——或至少部分地——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1702506619
1702506620
一些可能的分析视角也许可以阐明他们的处境。一种途径是关注寄主国家中的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另一种途径是比较母国和目的国中移民的状况、文化和社会组织；第三种途径可以是去比较移民的不同远景。例如，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吸引了成千的移民或“外来工人”。从科威特的主导视角来看，这些移民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是必要的，而因为他们看来会形成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外来元素，所以他们是邪恶的。从一种人文主义的欧洲视角看，这种视角也常常被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所援引，移民的处境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严重剥削的例子：他们的工资少于应得的、工作过度而缺乏某些权利——多亏了文化的全球化，这些权利被认为是应该普遍拥有的。从第三种视角，也就是移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情况通常是不一样的。数以千计的来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马来勒人（Malaylees）热切地盼望着在海湾工作的机会。当他们回到家乡，他们会带着钱和礼物，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们通常都会回到海湾。印度财政部长公开称赞他们把硬通货带回了祖国。
1702506621
1702506622
根据不同的视角，每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在全球化系统内部的互动所涉及的地方，这种模糊性是典型的，而它们可以提醒我们，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相互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就会变成“同样的”。人们的生活既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他们是全球本土化的（glocal）。
1702506623
1702506624
此外，越来越清楚的是，“西方文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不同的定义和描述，“西方”包含7亿到10亿的居民。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很多社会和很多显著不同的文化环境。而且，由于移民和文化全球化而出现的文化多样性的模式暗示了“西方”在内罗毕中产阶级的郊区和在墨尔本一样存在。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被看做是比布拉德福德（Bradford）更典型的“西方的”城市，后者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亚洲出身的穆斯林。“西方”不可能被充满意义地概念化为一种社会类型：它更应该被当成不是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说过的“现代性”。
1702506625
1702506626
移民与文化身份
1702506627
1702506628
大约在基督教的第三个千年的开端，世界的显著特点是人的流动、位移、背井离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2年，有超过10亿的人口在他们的出生国家以外居住，而这个数字增加得很快。而且，许多移民的后代（他们在他们的父母居住的国家出生），不论是否自愿，形成了各种少数民族（第十八章）。在这个方面，一个过去和现在都骚乱不安的地区是加勒比，而关于移民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研究是在这里进行的。
1702506629
1702506630
卡伦·福格·奥尔威对加勒比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Karen Fog Olwig 1985，1993）清晰地揭示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既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关注点，也没有进行同步“快照”。在她对内维斯（Nevisian）社会的分析中（Olwig 1993；内维斯现在是圣·克里斯托弗和内维斯的一部分，大约拥有10000名居民），她展示了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文化上或经济上自给自足过——或者实际上在人口统计学上也没有自给自足过。现在居民的祖先到达这里的时候是奴隶和种植园主，而岛上的非洲-加勒比文化和社会组织在当地因素和全球进程之间的边缘地带得到了发展。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内维斯依靠的是外部的力量；但是奥尔威也显示了，他们曾经多么积极地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高水平的移民出境——很少内维斯人没有生活在伦敦、纽约或东京这些大城市里的亲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类似于极端依赖性的表达；但是它同样也能够作为企业家的野心（entrepreneurship）和显著的文化适应性的后果被进行研究。
1702506631
1702506632
通过研究不列颠的内维斯移民，奥尔威展示了一种明确的内维斯人的身份的编码化和实际的创造过程都发生在那里，通过与异邦文化的密切接触，作为对本土英国人的身份的反作用力而存在。而且，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认为，在西伦敦的诺丁希尔（Notting Hill）一年一度的加勒比狂欢节（也可见Abner Cohen 1993）不仅可以被看成是对加勒比文化身份的一种建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对于失落的英国狂欢节传统的一种复兴。移居，远不是切断与他们出生的岛屿的关系，而是加强了内维斯人的本土身份，他们谈到内维斯的时候会充满同情和乡愁。他们会给家里汇款，而且许多人甚至在内维斯投资房地产。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从而成为内维斯的文化和经济事业的重要的行动者，即使他们生活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1702506633
1702506634
在许多移民或散居（diasporic）人口中，文化身份是一个主要的论题。通过对个人权利、变化和选择的恳求——在少数民族内部和外部——对纯洁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被吉登斯（Giddens 1991）描述为后传统的社会中，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并用来抵抗它的替代品。如同鲍曼（Gerd Baumann 1996）在一项对多种族的英国小区进行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可行的选项和它们所受的争议一样多。
1702506635
1702506636
背井离乡和去领土化
1702506637
1702506638
《撒旦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Rushdie 1988）这部小说为它的作者从德黑兰的什叶派牧师那里赢得了一个追杀令（fatwa），也就是死刑。这本书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而是关于流亡的一种状态；关于在孟买与伦敦之间的印度航空公司420航线的中途——永久地。在书中，拉什迪显示了流亡生活所带来的视角的转变如何导致了怀疑和不确定感的产生，因为流亡的人发现，当从不同的位置进行审视时，世界、历史和（最终）甚至真理都显得不同了。移民群体中的种族复兴可以从这个视角加以理解，利用乡愁和一种疏离感，这些复兴行动设法重新灌输一种对过去的延续感、本体论的安全感（Giddens 1990）和个体的安全感。
[
上一页 ]
[ :1.7025065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