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506639
1702506640
虽然已经获得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复兴只代表了一枚硬币的一面。很清楚，那些有时激发了复兴的进程，却也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也就是不确定、双重人格和个体主义），值得注意。这些过程是全球化的进程，由此，人们被嵌入有时具有惊人规模的社会和文化网络的变化中，根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其中，社会“公布所有非法的自由，同时消灭社会的确定性而使种族的不确定性合法化”（Bauman 1992，p．XXIV）。
1702506641
1702506642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需要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阿帕杜莱（Appadurai 1990）因而提出了一个探究当代世界文化流动的研究框架。他区分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种维度，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
1702506643
1702506644
种族景观（the ethnoscape）指“形成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易变的世界的那些人的景观”，也就是，世界人口统计学的特征——旅游、移居、流亡、差旅，还有那些稳定的社区。
1702506645
1702506646
科技景观（the techoscape）的意思是“全球的……科技的……构造”，它在重要的方面形成了文化流的意义，也包括了参差不齐的全球的科技分布。
1702506647
1702506648
金融景观（the finanscape）是资金流，它越来越与领土相脱离。以上这三种维度一起形成了全球分类体系的下部构造，但它决不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每个维度都“面对着它自己的约束和诱因”。
1702506649
1702506650
最后两个维度是观念化的，它们是思想景观（the ideoscape）和媒体景观（the mediascape），分别指意识形态的信息和大众传媒的构造。
1702506651
1702506652
挑战二分法
1702506653
1702506654
大量的人类学理论都有赖于相反对子，或二分法，从分析上用来区别社会和文化的不同理想类型（韦伯的术语）。一些被引用最多的二分法有：小规模/大规模、口头的/书写的、杂务工/工程师、传统的/现代的、身份/契约、社区/社会。
1702506655
1702506656
这些二分法的一个潜在的假设观点是：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独特的，并且在其他所有社会中是杰出的，通过比较，它被描写为“或多或少是同样的”。显然，这些二分法作为描写工具是不充分的。首先，传统社会不是“都一样”的——古老的印度王国和北非的乡村社会实际上只有很少共同点。其次，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美国和法国之间就有着重要的差异。第三，这种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所做的二分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甚至全部社会，你可以同时辨认出“现代的”和“传统的”方面——不只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1702506657
1702506658
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世界并不以明确的、“计数的”或“二进制”的边界为特征，而是以灰色地带和不同程度的差异——类似的差异为特征。它不是各自孤立的文化群岛，而是一个有着多重相互关系的无边界的系统。那么，我们为什么用那些二分法自寻烦恼呢？也许很奇怪吧，如果没有了它们，似乎会很困难。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就意识到了严格的分类体系是不充分的，并且它们也常常被抛弃，但是常常会以新的面目而重新出现。也许对于人类学事业来说，二分法确实是必要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记住两个要点：首先，那些模型并不等同于社会世界，而只是帮助我们组织社会世界中的各种事实；其次，二分法应该被拟想成被不同程度的差异所标明的各种刻度，而不是绝对的对比。
1702506659
1702506660
阿帕杜莱的文章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其他关于全球化的学者持有的观点，是去领土化——它并不只是意味着大规模，而且同样意味着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被削减——使对社会和文化世界进行新的概念化成为必要。20世纪晚期，科技、人员和金钱能够而且比以往更加频繁、快速而轻易地跨越全球四处移动。它的一个后果，常被描写为移位（displacement），导致了流动或颠沛流离的人口的增长。另一个后果是对于空间的有意识的建构。因为，浸透了文化含义的空间，对于很多人而言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你居住的地点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或者你可能会搬到其他地方；而且地点也像符号一样是多元的，因为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情境来说，有着不同的意味（Rodman 1992）。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人们正在变得去领土化，而是说，对于地点的建构成为一个属于它本身权利的事业——就像文化身份的建构一样——它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意味着“地点”成为一个易改变的术语，因而“内维斯”在伦敦、内维斯和其他地方成为一个有节点的社会网络。所以，在交通便捷的时代里，移居行为也为长距离的民族主义（Anderson 1992）铺平了道路。由此，既定领域里的政治场面会部分地受到移民的行动力的影响。在对挪威的泰米尔人(*)（Tamil）移民的描写中，福格汝德（Øivind Fuglerud 1998）展示了许多移民关心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去，而是支持斯里兰卡的分离主义运动，移民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紧张重复了在斯里兰卡的差异，而不是在挪威的差异。也就是说，拉什迪事件只是一个更广泛的过程中的一个显著事例，在这些过程中，领土边界没有消失，而是受到了电话通讯和散居人口的挑战。
1702506661
1702506662
我们现在转向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思考全球化（或全球本土化）的一些更深层的后果。
1702506663
1702506664
一些人类学的后果
1702506665
1702506666
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上都变成一样，而是意味着在全球与本土之间的接触中，新的文化差异的类型得到了增加。在深入一些实际的例子之前，这里列出了一张清单，是人类学对全球化后果的思考的一些一般观点。
1702506667
1702506668
• 越来越明显，“传统”和“现代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纯粹的分析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提及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是站不住脚的。
1702506669
1702506670
• 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比起以前越发地成问题了。通讯、移居、贸易、资本投资和政治的网络实际上跨越了每一道边界；除了一些例外，国家和地方社区实际上都不能从每一个角度被清晰地描述出来。“文化”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从内部统一的。
1702506671
1702506672
• 既然在许多情况下，清晰地描绘所研究的系统是不可能的，那么，探究特定的群体或特定的文化现象（如奥运会、旅游业、移民）就变得越来越中肯，从社会或文化意义上说，这些对象不能组成自治的系统，但却能够隔离出来用来进行分析。
1702506673
1702506674
• 经典的田野调查作为收集资料和洞见的唯一方法，用来理解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已经是非常不充足的了。必须用一些额外的资源从总体上为田野调查进行补充，以便触及比参与观察法所能探究到现象还要广阔的语境——统计学中、大众传媒能传播的、本土的语境，等等。
1702506675
1702506676
“现代性的本土化”？
1702506677
1702506678
早在1960年代，传媒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已经提出了“全球村”的概念（McLuhan 1964）。这个概念意在说明随着现代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世界上出现的新的文化状态。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点，麦克卢汉将这个地点叫做地球村。
1702506679
1702506680
人类学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的一个要点在于，必须说明一方面是全球，另一方面是村子或本土化环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人类学家而言，麦克卢汉的术语暗含了两个层面的一种不健康的混合，分别是人际互动的层面和匿名的层面：微观的和宏观的。
1702506681
1702506682
全球化的最核心的矛盾之处也许是它使世界在同时既变得更大又变得更小。现在，不到24小时就能周游世界，而且实际上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拥有同样的生活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变小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遥远的“异邦”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因此更加容易辨认出我们相互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变大了。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这样说：“种族和文化的碎片化与现代主义者的同质化，这并不是两个论点，两个关于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的相反观点，而是全球化现实中的两个组成趋势。”（Jonathan Friedman 1990，p．311）也就是说，有一种旨在整合到更大系统中去的趋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大多数人都参与到一种完全无界限的交换体系中去——和一种关于文化独特性的本土化强调。萨林斯认为，需要从民族志的角度加以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本地化”（Sahlins 1994），也就是，我们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所注意到的，那些通常呈现为“传统主义者”运动的形式、往往表现为种族或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形式。通过评论现代主义、文化及其全球维度的反射性概念，萨林斯写道：
1702506683
1702506684
“文化”——这个词语本身，或某些本土的同义词——正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西藏人和夏威夷人、欧及布威族印第安人、夸扣特尔人和爱斯基摩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澳洲土著、巴厘人、克什米尔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现在都发现了他们有一种“文化”，而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文化。但是今天，新几内亚人对人类学家说，“如果我们过去没有卡斯图姆（kastom）(*)，我们将会和白人一样。”（Sahlins 1994，p．378）
1702506685
1702506686
在一个更加具体的记录中，爱德瓦·怀丁（Edvard Hviding 1994）展示了家族的概念和实践都具有强烈的女系倾向的所罗门岛民，在最近一些年里如何开始强调父方家系的血统，父系血统被证明在形成社团和对土地权利的主张方面是更有效率的。这个现象是否应该被贴上“现代性的本地化”或“本地性的现代化”的标签，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亲属制度的实践和观念的转变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有关，也与文化是一种政治资源的想法蔓延有关。
1702506687
1702506688
两种本土化的策略
[
上一页 ]
[ :1.7025066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