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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伯格和他自己的著作进行评论的时候，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 1990）注意到，“工兵”和阿伊努人的两种策略似乎是文化自杀的两种处方，因为它们都是以非本土的文化前提为基础。刚果人通过对外国符号的挪用而表达声望和个性；阿伊努人通过将他们的种族身份转变为商品而表达（和创造）了这种身份：他们使它适合商品市场。不过，人类学家在这方面所关注的要点并不是“文化”是否被“真实地”、“可靠地”表现为是本土的，等等，而是关心它们是否有效地提升了被研究群体的身份体验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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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衣无缝的世界：同质化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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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一章中曾经显示的，1960年代以来，文化身份和“独特性”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合法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多的群体“发现了”他们的文化独特性并且将其用在政治目的。这些为什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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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解释可以是这样：只有当人们感觉身份受到威胁的那个时刻开始，社会身份才变得重要，而指向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有根除重要的文化差别的危险，或多或少自动引发了塑造种族或传统主义运动的相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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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关的很可能更加准确的解释——也与前面两章关于族群性和民族主义的描述相一致——可能是关于社会身份的边界的划分：（1）被许多人理解为是不同群体之间密切接触的一种必然结果，以及（2）因为随着现代化而带来的科技和文化的变化，社会身份的边界划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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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千年伊始，根据你的不同观点，可以同时为同质化和差异化举出一个有力的例子。实际上，如同阿伊努人和刚果的“工兵”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人们事实上可以在同时支持两者，本土化策略被限制在“全球的”术语框架内——以商品交换和个体权利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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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主观的和主体之间的，不是客观的。一种社会身份，不论是种族的、民族的还是其他的，都能够以许多方式制造出来。例如，人类学家不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共同的身份：他们形成了一种类别共同体。至于族群性，一种社会身份要在社会上有效，它的双重标准是“自我归类和被其他人归类”（参见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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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涉及权力。贫穷国家的经济依靠和贫瘠的地理位置大部分已经通过关注工资不足的劳动、不平等的交换和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得到了研究。一个更有力的关注点和一种批判的观点是关于文化依靠的概念，它与经济依靠的分析相结合，当然会提高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深度。因为即使人们可以选择他们的策略，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环境去这么做——而且这些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不仅是与不同的途径有关，如电视里的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而且涉及个人自主权和定义他们是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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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谈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到下面的逸事。他当时正在韩国访问，东道主热切地带着他到处看，向他展示这个被高度宣扬的NIC（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巨大进步。他们带他看了大型运动场、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和各大工厂。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尽可能多地去博物馆，在那里他可以研究古老的面具。“列维-斯特劳斯教授！”东道主最终惊呼道，“你只对不再存在的东西有兴趣！”——“是的，”他阴沉地回答，“我只对那些不再存在的东西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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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现代性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对他来说，首尔或多或少显得像是另一个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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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视角看，很清楚，世界上的文化多样性已经从根本上变得狭窄了。今天，越来越少有人类学家能够遭遇根本不同的他者，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1976[1955]）中所描写的那种类型。在这本美丽而忧伤的著作中，他描写了一次去亚马孙地区的田野旅行，在那里，他遇到了土著居民，他们是如此的接近，触手可及，但又是如此的遥不可及：他无法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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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正在逐渐使人清醒。使用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Entzauberung）的表述：它似乎隐藏了越来越少的秘密。地图上的白点不见了，而可能没有人会与现代的世界没有接触过，只是或深或浅的程度而已。穿越21世纪的途中，可能没有剩下母方世系的人。很明显，不仅在人类学家中间有一种失落感，而且在世界上的那些民族中间也有失落感。然而——而这也是本章的视角——在全世界，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事业都在本土环境中得到持续的发展，而变化的过程以一种无法预见和通常使人大吃一惊的方式发生着。也就是说，总是会有世界观、生活方式、权力关系和生活计划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对任何致力于理解不同社会中的人性异同点的人都提出了充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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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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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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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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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f Hannerz: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York: Cu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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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yn Strathern, ed.: Shifting Contexts: Transformations i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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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城：Byzantium，在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址上的一座色雷斯古城。公元前7世纪时由希腊人所建，公元196年被罗马人强占。康斯坦丁一世于330年命令重建该城，并重新将之命名为康斯坦丁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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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赫尔地区：Sahel，非洲中北部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自从1960年代以来，它一直受到长期的大范围的干旱的困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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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前苏联欧洲部分中西部城市，位于基辅西北偏北。是1986年4月16日的一场核能大事故的所在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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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音乐：World Music是西方角度观点的词汇，意思指非英、美及西方民歌/流行曲的音乐，通常指发展中地区或落后地区的传统音乐，例如非洲及南亚洲地区的音乐，有些地区如拉丁美洲的音乐，则能普及到自成一种类型。今天大家说的World Music通常是指与西方音乐混合了风格的、改良了的传统地区音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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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米尔人：一支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北部的德拉威人的成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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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的原住民以“Kastom”之名，将自己的生活，包括歌谣、舞蹈、神话、礼仪等加以客体化，以获取国际经济援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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