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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谈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到下面的逸事。他当时正在韩国访问，东道主热切地带着他到处看，向他展示这个被高度宣扬的NIC（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巨大进步。他们带他看了大型运动场、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和各大工厂。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尽可能多地去博物馆，在那里他可以研究古老的面具。“列维-斯特劳斯教授！”东道主最终惊呼道，“你只对不再存在的东西有兴趣！”——“是的，”他阴沉地回答，“我只对那些不再存在的东西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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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现代性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对他来说，首尔或多或少显得像是另一个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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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视角看，很清楚，世界上的文化多样性已经从根本上变得狭窄了。今天，越来越少有人类学家能够遭遇根本不同的他者，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1976[1955]）中所描写的那种类型。在这本美丽而忧伤的著作中，他描写了一次去亚马孙地区的田野旅行，在那里，他遇到了土著居民，他们是如此的接近，触手可及，但又是如此的遥不可及：他无法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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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正在逐渐使人清醒。使用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Entzauberung）的表述：它似乎隐藏了越来越少的秘密。地图上的白点不见了，而可能没有人会与现代的世界没有接触过，只是或深或浅的程度而已。穿越21世纪的途中，可能没有剩下母方世系的人。很明显，不仅在人类学家中间有一种失落感，而且在世界上的那些民族中间也有失落感。然而——而这也是本章的视角——在全世界，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事业都在本土环境中得到持续的发展，而变化的过程以一种无法预见和通常使人大吃一惊的方式发生着。也就是说，总是会有世界观、生活方式、权力关系和生活计划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对任何致力于理解不同社会中的人性异同点的人都提出了充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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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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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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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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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f Hannerz: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York: Cu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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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yn Strathern, ed.: Shifting Contexts: Transformations i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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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城：Byzantium，在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址上的一座色雷斯古城。公元前7世纪时由希腊人所建，公元196年被罗马人强占。康斯坦丁一世于330年命令重建该城，并重新将之命名为康斯坦丁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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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赫尔地区：Sahel，非洲中北部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自从1960年代以来，它一直受到长期的大范围的干旱的困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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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前苏联欧洲部分中西部城市，位于基辅西北偏北。是1986年4月16日的一场核能大事故的所在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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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音乐：World Music是西方角度观点的词汇，意思指非英、美及西方民歌/流行曲的音乐，通常指发展中地区或落后地区的传统音乐，例如非洲及南亚洲地区的音乐，有些地区如拉丁美洲的音乐，则能普及到自成一种类型。今天大家说的World Music通常是指与西方音乐混合了风格的、改良了的传统地区音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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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米尔人：一支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北部的德拉威人的成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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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的原住民以“Kastom”之名，将自己的生活，包括歌谣、舞蹈、神话、礼仪等加以客体化，以获取国际经济援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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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结语：那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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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令我的仆人把我的马从马厩里牵过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自己去马厩，给马套上鞍子，并骑了上去。我听到远处传来的喇叭声，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并且什么也没有听到。在门口他让我停下来并且问道：“主人骑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回答，“但是要离开这里，只要离开这里。始终要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我告诉过你，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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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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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的终点是什么？显然，你可以利用这门学科获得学术成就并且最终找到一份工作。但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从金钱的角度来说，有更加快捷和更加值得的谋生方法。幸好，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人潜心于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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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比较社会的方式中所能得到的最为重要的人类见识也许是：意识到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事物可能原本都是不同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采用过的无数种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并且回望历史，我们很快会发现，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和诱人的机会、极其复杂而且科技迅速进步的现代社会，只是一种尝试了不久的生活方式。也许，从心理学上说，我们才刚刚离开洞穴：根据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只度过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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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了智慧和见识的同时，人类学也有它值得怀疑的地方——至少，如果试图将它当成一种道德哲学来看的话。也许人类学家中最常见的职业神经症存在于将文化相对主义转化为道德学说的趋势之中：只要你能够证明某种观念是“文化的”，你就感觉有义务保卫它。结果，当然，你会变得根本无法对任何事情做出道德判断。因此，有必要认为，进行无偏好的理解是可能的；将大众对私人轿车和死刑的推崇理解为北美文化的某些变量而无须证明它们是可能的；而在对克钦人中的妇女交换原则，或努尔人的政治组织原则进行理解的同时，不考虑他们比我们自己更“高级”或“低级”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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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极为可能的是，在钦佩新几内亚人不可思议的园艺技能的同时，你并不会反对CD播放机和炸土豆片的大规模生产。甚至不能肯定地说，你试图使某些被选定的人们免遭现代性的冲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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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关的职业神经症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学主义”。它的意思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每样事物都绝对可以从社会学的或人类学的理解框架中获得解释，从而，艺术和文学、爱情和审美的体验都可以被单纯地理解为社会产物。如果你喜欢贝多芬超过喜欢流行音乐，会被断言是因为你的教养和保持与低等阶级之间的符号栅栏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可能恰好拥有某些艺术品质的事实。当社会学主义的态度被深深地嵌入到你的人格中时，整个世界可能会显得像是由一套“现象”组成的，它们也许可以被分成“有趣的”和“无趣的”。最后，你会将所有事物都变成“经验材料”，甚至包括你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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