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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这些民族并不是色盲，他们对光谱内各种颜色的差别看得清清楚楚，但却无法赋予所有这些颜色以意义和名字。有事实表明，在其自身语言中不分蓝绿的南美印第安人，可以在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时轻松地学会区别，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他们的眼睛，而是在大脑的分类功能。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大脑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结构来决定这种次序，这一观念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和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要素：在人们的大脑中深藏着引领我们合乎语法地讲话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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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影响着经验的感知和排序，这已经导致某些人类学家明白一个社会的语言就是人们的思想过程和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领域的两个先驱学者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坚持语言的真正语法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许多人类学家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持怀疑态度，因为思想不能简单地分解成语言，意义还可以通过语言背景、特定情境和对这个世界的非语言性理解来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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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思想过程的即时反应足以表明我们并不只是用整齐划一的语法次序组织起来的词汇来思考，因为思想一般来说总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意识中形成前后一致的思想时总是有不断的斗争，然后才会将其组成可以察知的句子。有时这样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会去寻找其他的交流方式，如诗歌或音乐。语言对思想和文化有非常清楚的影响，但与它们的关系却是松散灵活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极为适应的工具，以便于操此语言的人去说几乎任何事。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认定，一种文化可以说是语言的创造者而不是它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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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操某种语言，可以成为某人是谁是什么人的显著外部标记，不管他或她是法国人、阿拉伯人、美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纳瓦霍人、斯瓦希里人，或是任何一个现存有着自己语言的三千余民族国家、族群领地或部落的成员。在这些语言中，方言和口音的差别用于进一步区别个人于其中生长的生活位置和环境，这就是被称为社会语言学分支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被广泛用于标示社会阶层，在大不列颠这是一种最为突出的表现，那里阶级意识成为民族的情感和文学的主题，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里翁》使我们看到一个伦敦花贩通过学会纯正的方言而变成了一名贵族。同样地，南西·密福特的书《U和非U》告诉我们U（上层阶级）英国人经常流行说“糟糕的”英语，以将自己区别于受过教育但出身贫寒却正在社会中往上爬的下层阶级。语言学家约翰·冈佩兹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说明印度的种姓成员资格是由特定种姓特有的不同音调标识的，这种方式用于立即标识一个人的地位，由此使整个系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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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媒体和大众化的教育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美国英语中的地区和阶级差别，但有一种方言，即黑人英语，则变得更加与世隔绝。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黑人英语并不简单就是坏的英语，就其自身也是一种语言。它对有序的发声有自己的音位和语素规则，有自己的句法和词汇表。它完全不是不正确的英语，我们可以为正确地说黑人英语而构建规则。某些黑人同时说黑人英语和标准的美国英语，前者用于加强黑人团结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社会隔绝的意思，后者则是他们必须用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进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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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仅为语言和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一个例证。可以表明，语言反映了文化，但并非僵硬地禁锢文化。像文化一样，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丰富的比喻的词汇库，使意义的细微差异均可能得到表达，可供选择的措词几乎可以使说话人在其经验内表达任何对象。而且，人们的交流可用者远不止于语词。表达发生的社会背景、对话者的社会身份以及句子结构的策略性，传递和改变了意义。关键时刻的信息也因声调、眼色、微笑、耸肩、快速一瞥而发生变换。当我们觉得无法找到用标准的散文体来说某些东西的方法时——线性语言让我们无法进行，经常会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一段诗、谱一首曲、表演一个舞蹈或是画一幅画。用这种方法我们相互交流弥散和难以捉摸的情感，传递不太常有的关于比例和秩序的直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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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论存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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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基本的基因禀赋，到处都是文化的承荷者和语言的讲述者，但不管后者如何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是普同的。高度的智力使用对整个人类既是奖励亦是惩罚。在正极这一端是文化积聚于我们的所有恩惠，在负极这一端则是作为独立实体的尖锐的自我意识：由身体束缚且与他人相隔绝。进而言之，我们所做远多于所学所说：我们沉思、凝视、焦急和幻想，我们和他人交流这些心灵的流变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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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有意识的客观化伴随着“我”与“他”或“他们”之间的社会场域的分化，伴随着将母亲身体与自己互相隔开的分辨，这时候婴儿才算实现了成长。自我被符号化，即关于意义被加诸自我概念的途径，各种语言和文化都是各不相同的。美国文化存在着关于自我的丰富的词汇库，可被认作是高度评价个人主义（当然那里心理诊疗也耗费了巨资）的一个国家，反之在另外的文化中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有时却是沉默的。这种差别反映了相对的文化价值，但绝不意味着要抹消自私并将自我完全消融于群体的生活中。不管在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自我突出的分离来自极为简单的前提：你受伤时，别人好好的，别人死去时，你还活着。作为意识思维的副产品，这在某种方面可以说是全部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我们本质上孤独的理由。矛盾地看，自我的根本孤立，正是人类社会性的主要源泉，因为世界上的人们都通过扩展关系及于其他人而克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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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他人的区别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其他二重社会区分的模板，这些区分首要的是始于我们—他们。正是用这种二分法，人们形成了与其他人的一种认同：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像自己或者是和自己在一起——不管是共同的性别、家庭、职业、国籍或不管是什么——以便与其他一些人的集体性相区别。这一概念对峙的过程是所有群体生活的基本部分，因为正是通过理解一个群体是另一个群体的对应者才使所有社会互动的参与者能够决定每一人的边界和成员资格。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反对性行动或回应性行动，群体才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我们与他们相互创造、确定并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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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依据某种理解而行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他某些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一般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这些观念可能都是错误的，但至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计谋策略的稳定的视点，正因为此，人们不顾一切地坚持着甚至最为偏执的蠢行。自我与他人的概念并非独立和异质地出现，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给出了范本。而且，关于人们头脑中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观念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正如先驱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经写道：与其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隐私、我们是谁的珍贵观点，都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而毋宁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社会如何对待我们的产物。每一个体的自尊都是别人给予他或她的尊重的典押，因为赞扬和称许极易激发自傲的生成，蔑视和反对可以很快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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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所有人造成进一步的侵害（这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因为所有人生来就被指派以某些确定的身份：如性别、年龄，由此限定了他们是什么。人们通过生活的变迁获得其他身份，从而使每一个体都成为社会特质的组合体。我们的文化，填充了许多自我想象的内容。由此，我们最为紧密保卫的心灵这个领域被社会侵入，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襁褓中时文化的经纬线就已经进入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中了。在电影《原野奇侠》（Shane）的结尾处，男主角在骑马疾驶进入落日前对小男孩说：“一个男人必须像是个男人”，这确实就是所有西方电影的范本或榜样。肖恩和那条路线将美国粗糙的个人主义的神话具体化，但电影和神话都是由玻璃纸所制。我们的人格事实上是社会的产物，因为我们并不生而即有固定的性格特征，而是带有理性和倾向性，太多和太久地思考我们自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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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另一个产物是我们洞悉了生与死的知识。其他动物恰如人类一样，奋力斗争以保卫自身躯体和延续生命，但是，是否任何动物都深知自己终将一死却大存疑问。确实，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清楚这一点，这就提出了一个悖论。人们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与对死亡的敏悟直接相关。死是生的对偶，人生的短暂特别衬托了生活的意味和乐趣。生与死互使对方变成了经验范畴，但在时间的长河中又都否定了对方。关于死的确定性及死亡时间来临的不确定性的知识，在全部人类存在中引入了一种深为焦虑的调子。绝大多数人不会忧心忡忡地终日沉浸在盘算死亡之中，但毕竟这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背景色调，也是他们如何达到自我和世界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生存恐惧，极易弥漫，无法阻隔，它与有关生命的其余设想交织在一起，难以令人觉察。它很少浮现在我们的自觉思考中，却在潜意识精神的隐蔽领域中——我们的许多意识于此涌出——常驻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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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惧是我们理解生命和自我的伴随物，但要泰然接受它的必然性对于我们来说总是困难的。生存斗争是全部有机生命的共同属性。这也是对我们最强烈的驱策，于此可以产生许多其他的驱动力和冲动。由于我们事先就懂得只能拖延躯体的死亡而不能排除死亡，故人类维持生存的斗争具有独特的光彩。幸运的是，人类具备自欺欺人的巨大才能，人类许多相当有想象力的创造都是抗拒死亡的把戏。灵魂不灭、来世或再生的信念，显然是用来调和生物学死亡的事实与有意识的自我生存下去的良好愿望的方法。我们将在论宗教的那一章中探讨这些观念。然而，还有比得救的希望更基本、更精妙、更难捉摸的其他抵御死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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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川匆匆使我们的生命日复短暂，我们在做的唯一确定之事就是衰老。时间和生命互相对应，时间侵蚀了人类的一切，而我们只是依凭创造而生存。那些比普通生命存留更久的产物，组成了文化的物质客体和非物质领域。这些客体，无论是工具、宝石还是马匹，都被当作自我的扩展，当作给躯体外部的人格着上外衣并使自我嵌入于可以比我们存留更久的东西中。当然，这并非是制造这些客体的缘由，但它们属于第二位的隐含的意义，人们只是将自身经验的许多项目附着于其上。文化自身超越了时间，把其束集起来，为日常生活琐碎短暂的事件提供形式和意义的稳定框架。人们生复又死、事件发生而又被遗忘，但社会是持久的，恰如我们赖以生活的符号也是地久天长一样。通过文化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所获得的对时间的超越，是对死亡的否定。我不揣冒昧地说这正是老年人守旧的主要源泉。最后，永恒不灭的方案集中体现在世代之间的关系上，这种方案从孩童时期把握宇宙、并与宇宙同一——这是一种永恒性——的断言开始，到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人类子孙后代的不断繁衍中结束。精神在躯壳之内只能作孤独的漫游，只有在自身的外部联系和在社会关系中才真正找到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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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来以及天性即是具备智力的动物，但人类天生也是理性的动物吗？思想的组织、人们连贯地分析性思考的方式，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固有的、千篇一律的吗？抑或逻辑是从文化的其余部分汲取的产物？直到大约最近二十年，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选择后一个命题，并采纳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观点：逻辑是条件作用的产物，是彼此对学习性反射的调整。然而，最近社会思潮中重新引入精神的结构或精神的组织模式是遗传性的、是全人类共有的这一观念；这种结构绝不能解释人类理性的全部，而只是使人类理性得以健全的基本材料。这个观念常易使人联想起伊曼努尔·康德的精神“范畴”，两者具有同一知识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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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中重新引入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思潮来自各个方面。首先，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多年来致力于阐明这样的观点：理性的发展存在内在的有规律的途径，从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弄清楚这一途径。第二条线索来自语言学，特别是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乔姆斯基主要致力于英语研究，他发现某些语法规则使人深感惯用语法的表面结构之下深藏着某种底层结构，那是潜藏的语法组建者——即所谓结构的结构。因而，语法并非完全是学习得来的，而可以说人们学习它只是因为人们对它已有先定倾向，人们具备深层的心智结构，故可以把握语言的形式规则，不管怎样变化多端，语法总是要符合深层结构。由于某种语法总是思想条理化的方法，所以假定潜在的语法结构也就假定了固有的理性，这个观念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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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该书发展了宗教的社会起源理论。他的核心观念是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将经验组织到“神圣的”和“凡俗的”，或敬畏之物和尘世之物、奇异之物和平凡之物、圣洁之物和鄙俗之物这两类相对立的范畴中。涂尔干从对宗教本身的论述进到范围更广的阐述之中，即认为神圣—凡俗的对立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分类尝试。这样，它就成为理性发展的最初步骤，理性后来仍植根于这种基本的二元性中。将世界与经验组织为成对的范畴，设想二重范畴中每一方的意义均与另一方相对立，人类理性正是由此出发的这种观念，可以一直回溯到希腊哲学家，它是由早期教父们带入欧洲思想界的，在18至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辩证体系中，这个主题变得愈加精巧，并由此进入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了他关于精神和社会的理论，即众所周知的结构主义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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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理论中，人类理性普遍相同，精神的功用包括将知觉分解为成对的对立物，然后再统一起来的连续过程。简言之，精神以辩证的方式工作。首先，意识之流碎裂成分离的事件和对象，它们通常还原到词汇。在此过程中，我们肢解和歪曲了实在之流，但词汇和语言却是我们能够思考世界，并将这些思想晓谕他人的唯一途径。我们拆裂和分解了我们的知觉，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如此去做就给二元性大开方便之门。通过定义一个对象是什么，又定义它不是什么，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对对象的描述和定义，而这都是用词汇和语言表述的。“夜”的范畴由黑暗来定义，但这仅意味着没有阳光，因而夜晚就是白天的缺失，即无白天或反白天。同循此理，一个男人就是非女性的人科动物，假如美国民主党人没有［对立的］共和党人，那就不得不创造出他们。语词和符号，我们思想的真正实体，是由他物定义的。这就允许我们打碎实在并将其还原为某一词汇的坚实客观的状态，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就将一个由灰影组成的实体解析为黑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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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依据下列论断继续探讨二元性问题：设定这些对立的人类精神同时也在不断试图弥合、调和它们。生与死之间的对立为灵魂不灭的信念所调和，性别之间的对立通过结婚调和。列维-斯特劳斯感到最重要的一个二元性——其余的一切二元性由之产生——即是自然与文化、环境的非人类部分和文化的人为和人创秩序之间的二元性。人类既是动物，因而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具有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特点，具有既可使我们成为猿猴又可以成为天使的模棱两可性。人类调和了这种二元性，以多种多样的方法，包括服装和装饰等将自己与动物界相分离。列维-斯特劳斯告诉我们，南美印第安人体饰的习俗并不是企图摹仿动物界的羽毛和颜色，而毋宁是通过任意的人为的装饰，即通过文化而使人类摆脱动物界。同样，婚姻沟通了自然和文化，因为它包括性和生育的自然功能，但又通过文化设置的规则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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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是一种争议颇多的理论，但它的异常复杂性不允许我刚刚展开论述即对此大费笔墨。不过我相信，列维-斯特劳斯已正确地认识了一种泛人类的逻辑。由此他告诉我们，不仅各种各样的人性都是理性的，而且理性的方式也一样。人类之二元辩证推理的普遍性已导致列维-斯特劳斯推测这种结构根源于大脑的神经生理学中。就他而言这完全是一种猜测，但实属完全多余的假定。如前所述，我们用语词说话，以及这些语词不仅包含某种意义，而且也排除某种意义，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事先就倾向于二元的表述和思考。而且，经验中二元的东西更多，人体基本上就是对称的，我们有双眼、双耳、双手等等，而且有两类人体，即男性和女性。人们也可重复社会生活普遍建立在基本的“我与你”、“我们与他们”之二元区分上。二元结构或许存在于大脑中，但人类的言语和经验本身足以说明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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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存在着基本的人类理性一样，对全人类来说，也具备一套共同的情感上的先定倾向。除了自然赋予人的卓越智力外，相对于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人类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幼年和少年的依附状态中。今天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为七十四岁，至少最初的十七八年用于学习和玩耍，依赖上一代人的供养。对于那些将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来说，依附时期可能延续到二十五岁甚至更长，超过一生的三分之一。在远较我们简单的社会中，缺乏正规学校教育时期可以使男孩在十五到十六岁，女孩在十三到十四岁就承担起成人的职责，但他们的生命之旅同样也就更加短促。初民必须供养孩子的时间也超过了孩子一生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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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的延长与许多重要的学习因素有关，我们是带着一系列驱动力和生理需要降到人世的，如饥饿、干渴、性欲、休息和睡眠、玩耍、排泄和身体的温暖等，但它们在数量上有限，且使人感到是弥漫性的、表层的、非专门性的冲动和需求。它们还不是“本能”，本能是我们描述动物行为的术语，在本能的背景下，冲动就被看成是专门的，本能的一部分就是一套令冲动满足的先天行为。除了幼儿的微笑和吮吸反应外，我们人类行为中别无此举。我们不得不学会许多满足我们的欲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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