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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规范性和调节性的作用——其作为道德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因为文化也是所有知识、信念和生存技能的百科全书，这些东西或是通过它自己成员的革新或是通过仿效邻近民族而由社会世代累结起来。文化包括治病的方法，从先知和信念疗法到激光手术均在其中；文化包含利用能量的手段，从弓箭到原子能皆属此列；文化也包括所有艺术表现的形式，从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到安迪·沃霍尔的“汤罐”，从巴赫到爱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广义的经典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和现代物理学及天文学的宇宙学探测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还有许多原始民族看待那些我们认作是自然的事物和事件所包含的生命、意图、思想和意志的信念也都是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于构造关于宇宙和居住于其中的人类相一致观点的手段。正是通过这样的解释性构架，不同文化的人们将意义和目的附着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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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意识思维和我们基本无以知晓的认知王国之外也塑造非常世俗的行为。不同文化的人在行走、坐立、手势、站立方面均有不同的方式。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沉默的语言》中，分析了这样的情形：在谈话时人们相互之间应该站离多远，美国人在谈话时站的距离比巴西人之间的距离要远，而英国人站得就更远一些。任何认为坐在椅子上是一件自然之事的人，都会看到第一次坐椅子的人脸上出现的不适和忧惧的表情。如果人们仍然不信，可以试试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一个小时。不管那些人的身体差异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都标志着某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和它的文化的承荷者。它们帮助符号化我们究属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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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不同习惯方式，以及某些特定的物质制品或艺术风格，可以使文化具备典型特征，并被自豪地用于宣告其整体性和价值，其实文化是组合起来的。绝大多数文化90％的内容是通过借用和模仿，从另外的社会中获得的。这种情形发生的过程将在后续的第九章进行讨论，但这里应该强调文化是来自外部，经常是很遥远地方的各种碎片构成的镶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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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1937年写了一篇文章“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文章中记载了他跟随一位典型的美国人从其起床到出门工作的过程。当这个男人洗漱、穿衣到早餐时，林顿描述了他所用的物具和所穿的东西并追寻了它们的文化起源。黎明时发现这位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睡在中东图案的床上，穿着东印度来的睡衣。他看看自己的钟，这是中世纪发明的设备，然后去浴室，那里应该基本是美国化的了。可是他在那里发现了罗马样式的浴缸和马桶，照照镜子（是古埃及的），用肥皂（这是古代高卢人发明的）洗洗脸，用土耳其毛巾擦干脸，然后穿上合适的外套，这件外套林顿一直追溯到早期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蹬上古希腊风格的鞋子。到了厨房后，倒上一杯咖啡，这种豆子是阿拉伯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发现的，点上一支雪茄，这种习惯是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礼物（或报复）。林顿描述的细节非常清晰，但信息明明白白，没有哪种文化是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十）与外部影响无关。人类的进步是过去和现在所有社会的创造，所有文化均是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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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文化具有各不相同的起源，我们的文化定义规定它是意义、价值和标准的整合的系统，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整合，指的是文化的各个部分并不是毫不相关的特质混合的大杂烩，而是形成一个系统。这意味着文化的不同部分相互适应，彼此表达意义，一起形成一个生活的内洽和连续的设计，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生命及在事物的秩序中人类位置的一致观点。这也意味着从外部进入的新的东西必须重新阐释，给予意义并与受体文化的意义相一致。外部的影响经常加速文化的主要变化，但它们对此文化严重的摧毁潜能，却由于它们被调适的吸收过程并将之改造成适从于已经形成的行为方式而大大减弱了。这种文化整合是一种前进的过程，它从未完成过，并在其痕迹中留下很大区域的冲突和矛盾。而且，常常见到某些区域中出现的中断、冲突和不一致，如对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期望与标准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说对立面在于结构。一般来说，越复杂的社会其符号整合功能越松散，但即使在这种多样和混乱的情形下，一种文化，例如像美国的文化，也存在着一致的和再生的符号和主旨，使美国人团结成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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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整合由许多方式完成。首先，作为道德系统，文化禁止某些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这样，规则就必须一致以便于不同的期望可以相互补充。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难以进行，社会情景也会处在不断的混乱之中。拿美国为例，那些声称生命神圣、天赋个人自由及“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有着非常清晰的一致性，这些不仅是基本的道德概念，也是美国法律体系的基石。它们都赞美个人的完善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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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适宜性并不像其表面上那样光鲜。人们可以当即见到国父将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平等概念之外，这些失误在1863年的《解放宣言》及1865年和1870年分别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和第15条中部分得以修正，承认奴隶获得自由并具有完全的公民资格。到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妇女。上述措施的支持者反对民主中内在的不一致，即因性别和种族而否定权利的平等，于是改革者试图让宪法更加合理化。同样，作为法律基石的两方面，即个人自由和生命神圣，已经出现了可以察觉的矛盾，对此的争论鹊起。如这样的主题：妇女堕胎的权利、经济处罚、对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施以安乐死、有严重残疾之人或是正在死亡过程中遭受巨大痛苦之人的死亡权。人们可以在这种时尚中前进，但不管表面上是多么内在一致的伦理-法律法典，它的实际应用通常都为解释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解释过程——美国最高法院按宪法条款进行最终审判——就其最终的分析看，也是在寻找一种意义。文化的整合因而就涉及使意义相互之间更一致、更适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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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的一致性和有意义外，另外一种整合在于形式和适应性的标准，亦即一种文化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有一致的风格，一种美学上的统一性。当然这在艺术中最为明显不过。毕加索是大家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但假如他是在15世纪创作他的著名油画《格尔尼卡》，他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疯子和宗教裁判所的合适目标。但艺术风格不是由整件衣服构成，甚至像创新者如毕加索也是从他们的时代和前人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如果毕加索生活在15世纪，他会将《圣母像》画得很好，成为非常出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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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艺术风格在文化的其他部分中找到了一致性和表现。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摇滚乐队——朋克和重金属最为有名——其年轻的献身者加上了某种服饰和发型，这一切都是精心考虑以便将长辈赶离。在美国，他们是年轻反叛者的旗帜。在英国，朋克穿着新潮，俱染亮发，古怪的光头发式被正在衰退的工业城市中年轻失业者所狂热效仿，这是异类的象征。用这种方法，艺术反映了社会，社会产生了艺术。用同样的方式，风格的延续会渗透和联结文化的各个部分，产生一种人类学家称之为模式（pattern）的规范一致性。美学并非艺术的垄断者，因为具有风格的真实作品穿透了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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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最初的目标就是去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寻找和描述这些关于意义、价值和风格——分别是真、善、美——的一致模式。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1932年所写的《文化模式》一书中，看到了这样的模式足以注入和典型刻画整个文化。通过对新墨西哥的祖尼（Zuňi）印第安人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比较，本尼迪克特写到：祖尼文化强调平衡、限制、谦逊、和谐、合作和共享，这是一种“日神型”（Apollonian）文化——这是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语言。与此尖锐对立的夸扣特尔文化，强调社会等级、竞争、侵犯和追寻极端的体验。本尼迪克特将此种文化标示为“酒神型”（Dionysian）。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其他的人类学家谈论过文化的特征，某些精神分析学家使用通常描述个体人格类型的术语来刻画整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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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反对这种完全概括，因为这种概括扭曲事实且过于粗糙简单。文化模式确实存在，但它们只能扩展和整合文化的有限部分。例如，一群人类学家在巴西中部说盖语的印第安人部落中进行田野工作，他们得出结论说：双重的、成对的和相对立的亲属组织形式在当地非常盛行，足堪称其为“辩证的社会”（dialectical societies）。与此类似，研究亚马逊西北部土著人的学者，已经发现了等级制和父系血统贯穿于整个政治和亲属秩序的主旨。缺乏中心的单一的文化模式或配置并不意味着文化没有整合，而毋宁说这意味着全部整合是许多主旨和类型的松散连接，通常布列于具有共同理解和共同意义的不整齐的符号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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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文化由符号组成，在绝大多数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卐字符号（Swastika）是表示北美印第安人四个方向的一个宗教符号，同时也是现时代纳粹——灭绝种族、独裁和战争——的符号。文化是整合过的意义、美的标准和行动导引的集合，为了正常理解任何文化的一个部分，必须将其置于整个过程中来看。不可由其他文化中得来的标准来评判它，包括人类学家的标准也不行。用我们的价值来评判其他文化可以称之为种族中心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用现代欧美音乐评论对待非洲俾格米人的音乐，用当代绘画执行标准对待原始民族的图形艺术，是一种最坏的种族中心论。价值与美学标准在其自身的文化中，就其自身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文化相对论的原理，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对20世纪思想最为重要、最富争议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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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论提出了伦理哲学的主要问题，在判断艺术时，我们经常会说：“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或是“鉴赏品味是无法解释的”。但杀婴呢？毕竟它是在食物来源有限且没有制约生育确切手段的社会中控制人口增长的原始方法，它也是摆脱生来即有残缺的儿童通常所采取的手段。对于无法采用医疗资源来照料他们的社会来说，又能有什么办法？至此，不管是多么灾难性，大多数美国人会勉强地同意在那种情形下杀婴的合理性。让我们再走过一步来问：在旧中国和其他社会溺杀女婴又如何呢？关于这点，大部分美国人会反对，尽管有人会指出对于人口控制而言需要限制女性的数量。再推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问：“你对食人是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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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道德的两难无法轻易回答，因为文化相对论和道德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线被错误划定。但问题的复杂性至少可使我们非常注意对坐落于西方文化轨迹之外、似乎表面上是非人道的社会习俗的批评。在转向对食人族的责难之前，无论如何，我们西方文化的批判都有很大的余地。此外，什么更糟糕？将一个偶遇的敌人放入烹鼎中，还是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或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但这世界并非全是坏的，即使文化相对主义也必须承认，尽管在全世界所发现的文化特质有显著差别，但用弗洛伊德权威的断言，说爱与工作是所有社会核心的要素，这是一个持久不变的真理。可以证实这一点，所有社会都将价值置于他们自己成员的生命和劳动之上，均有表现爱的社会体制，哪怕只有母亲对子女的爱。我们的人类仍然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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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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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体质和社会进化中，可以说只有在获得了语言能力之后，我们才变成了“真正的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内核。专门的语言符号是一种可听的信号，在其上已经附着了抽象意义，这些意义可以为同一语言共同体中所有成员所共享。语言是最为主要的中介，通过它我们彼此交换信息、请求、知识和价值，并将之传给下一代。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主要运载工具，因为它是社会互动的中继者。可以创造性地、富有灵活性地用语言来交流意思的细微差别和深浅程度，也可以用语言来误导或掩饰，甚至也可悖论性地用于阻止交流。因此，语言是所有文化进化和社会的关键。语言也可用来标示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说某种特定的语言，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原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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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十分确定语言是什么时候进化的——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数百万年，它已成为许多超出我们范围的理论和推测的主题。但可以说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相信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说话，如此看来，语言的形成已经至少有20万年之久，但何时又是如何产生语言的？我们大可确凿无误地认为人类是所有动物王国中第一也是唯一掌握语言的物种。近年来一些比较动物行为的学生们试图对大猩猩和黑猩猩教授信号语言的各种形式，尽管有宣布成功的，但也不能说这些猿类就真正获得了语言能力，因为无法证明它们所用的信号就是可以接收和发送的符号，或其中包含有抽象的思想。今天的许多科学家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目动物不能用符号来进行交流，是因为它们的大脑简单，不足以履行这一职能。光就学习能力而言，在大多数狒狒中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但它们的这种能力对于语言和文化来说还远远不够。正如人类学家罗宾斯·布尔林（Robbins Burling）在其1970年的著作《人的许多声音》中所写：“其他动物学习，只有人能够接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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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将人类广泛声谱的各种声音缩减为有限数量的、具体的、标准的、互相理解的声音，这样就形成了有意义的信号。所有的语言均有将各种声音形成词汇的规则——在语言学称之为“音位学”和“语素学”——并且还有另外一系列的规则，称之为“句法学”，即将词组构成句子的排列方式，这显然比词汇抽象水平要高得多。因而每一种语言都有统辖声音如何组织和使用的内在结构，它们在词汇中出现的顺序和句法的规则，后者用来规定词汇在句子中出现的形式和次序。总合在一起，这些规则就可以使相互可理解的沟通得以实现。语言是文化中最有序和最为系统化的部分，但一个社会的语言结构却独立于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但两者均不可相互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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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一个广为误导的概念，有必要强调没有所谓的“原始语言”此类东西，社会的复杂性与语法的复杂性或词汇的复杂性并不相干；世上并无只说咕哝声或单音节词的人们（除非长期结婚的夫妻）。现代工业社会与简单社会的语言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产生了更多的词汇。所有语言均有成千上万词汇，不同之处仅在于工业社会形成了数量颇巨的科学技术词汇。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科学家也只是主要知道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词汇。美国普通民众的词汇量与一般的非洲布须曼人或南美部落人的词汇量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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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初民的语言在任何方面都是贫乏的，因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语言词汇来处理他们所关注的方面。正如现代植物学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库一样，在非常简单的社会中也有非常详尽的关于植物的词汇。哈罗德·孔克林（Harold Conklin）曾经在菲律宾的哈努屋的农民中发现了822种命名植物的分类。同样，勃伦特·柏林在亚马逊盆地的阿瓜罗那印第安人中发现了690种不同植物的名字，而且阿瓜罗那人将其分成不同的种与类，非常接近于植物学家所达到的分类学。亚马逊流域的土著人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远胜于一般美国人包括美国农民，因为本土的人们要利用自然提供的多数东西。同样，极地的因纽特人或者说爱斯基摩人，光对雪的描述词就有17种之多。在这方面语言反映了讲话人的文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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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响应并适从于文化需要。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证据均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语言和操该语言的文化的特性或文化的获致（attainments）之间并无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苏格拉底和安那托利亚牧羊人同样说古希腊语，莎士比亚和牛顿与贫穷的佃农共操英语，内华达的肖肖尼印第安人，作为简单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作为辉煌文明的创造者，两者的语言极为相似。近些年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科学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些借用知识的民族也借用或翻译了他们需要的词汇和概念。日本人并没有试图用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来使用计算机，而是使用欧美的字母系统这一古代腓尼基遗产。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现在成为微电子领域后来居上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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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它所经验到的世界提供了组织、分类和排列的现成方法。虽然表述稍有不同，作为符号系统它们都形成了意义的网络，使我们可以明白周围世界的意义并利用它，并在清醒时分都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的感知表象的洪流中找到一致性。随同文化的其余部分一道，语言成为一种屏幕或一个过滤器，通过它我们来观察世界。正是经由语言的转译，我们形成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而且，这些现实——包括我们、他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的概念——是通过我们相互确信的所有对话得以维系的。在对话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共有的价值、倾向、误解和仇恨，并且在这潜在混沌的世界中找到了稳定和秩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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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语言分类系统均因文化之异而各不相同——不是因为词汇的发音，而是因为意义的范围不同。例如，各种文化中关于颜色的种类和数量的组织和命名方式都有显著的差别。多少年来人类学家都认为在每一种文化和语言中这一现象是完全偶然的事件，可是，通过对颜色词汇的比较研究，巴伦特·柏林和保罗·凯于1969年报告了关于颜色的认知在各个文化间的差异根本不是一件随意之事。他们发现命名颜色的数量和种类的演化有某种固定的规律，其变化与社会的复杂程度直接相关。在这个范围的底端是一些原始的狩猎和搜集食物群体，他们的颜色范畴仅有黑白两种，认知三色的文化总会加上红色，形成黑白红三色光谱。在一个相似的固定进展中，有四种颜色词的文化总会在（三色）基础上加上蓝或绿（他们对此两色不分）。如果有第五种颜色产生，则会对蓝与绿进行区别。这样一直发展到复杂社会我们命名了真正的彩虹。至今我们都不明了这些迷人事实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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