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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肖尼人缺乏稳定、多家庭的地方群体，也缺乏超出搜寻群体年长男子的简单领导之外的政治结合的形式：没有村庄，没有据有领土的群落，没有氏族或世系，也没有首领。此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环境开发系统。首先，野生食物的贫乏分布要求人口分布相应稀少。其次，大多数经济活动只要求个体劳动。包括了几个邻近地区的人参加的活动很少，而且经常更换地点，因而参加人员也相应发生变动。最后，许多人共居一处的唯一时期是冬季，但同一些人并不是年年在一起过冬。此事缘由很简单，任何一处树丛中的松果三年之内是长不出第二批的，如此一来，上年冬居村的各个组成家庭就四散开到更好的树丛旁。冬居村的地点不断变动，每年都是不同的人群居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领导类型是即景式的，社会群体是小型化的，且不固定，在构成上经常更动。粗陋的肖肖尼技术和原来内华达贫瘠的资源倾向于个体化的工作类型，并且反映在不定型的个体化的社会系统中。确实，劳动群体、政治单位和亲属在肖肖尼人中都是同一的，在大部分初民社会中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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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形成过程也可说明文化生态学理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一章，当基于单居法则的某个扩展家庭得到了一笔财产，即数项共管的资产时，它就可以围绕这些所有物而形成世系。在论述南美印第安人的文献中，人们因整个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父系世系和母系世系而感到惊讶万分。我斗胆认为，这一空缺的理由乃是那里的大部分地区不乏农耕土地、狩猎区域和捕鱼权利，因而没有建立世系社团的封闭资产。个人或群体缺乏土地所有权是园艺制度的固有特性。亚马逊印第安人的园圃，是通过每年雨季末清理森林，让砍倒的草木干上几个月，然后在下一个雨季即将到来之前放火将其烧掉才形成的。第一次降雨后，园圃种了不少庄稼，包括玉米、南瓜、蚕豆、甘薯和树薯（或木薯）这类主要作物。热带土地贫瘠，到来年或园圃的第二季，木薯类植物几乎只能长到成熟的一半高。土地的枯竭禁止再种玉米。第三年，园圃就任其杂草丛生、荒芜搁弃，直到数十年后又长满树木。大多数印第安村庄附近土地十分充裕，一块园圃之地只有在经过辛勤耕耘之后才会有价值。复归为森林的土地失去了当下的价值，因而对任何欲在此土地上劳动的人都可无偿使用。个体和亲属群都不存在所有权。人类学家默文·梅吉特（Mervyn Meggitt）报告了新几内亚高原出现的类似情形，那儿，土地匮乏和世系强盛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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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间相互交换、相互影响的直接性，以及技术在此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表明生态学是社会变迁和进化的重要因素。斯图尔德有条件地承认这一点，即他认为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整个社会系统日趋复杂而减弱。更先进的技术将跨越环境的约束，虽然社会集团仍然是由劳动铸造而成的，但劳动对自然的倚赖将日趋减少。人们可能会论证当我们获得对自然的逐步控制时，社会进化受到超越自然限制的影响。因而，人类和自然之关系的节骨眼，就不是像生存斗争那样是被动的适应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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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因素在文化生长中的重要性可以在早期文明的进展中找到最恰当的例证。1853年卡尔·马克思写道：印度的历史道路与欧洲的历史道路完全相分隔，因为前者的土地上存在有广泛的灌溉实践。这个论题由著名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发展成一种中国文明进化的理论和一种他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理论。然后，魏特夫又对斯图尔德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将这些观念应用到由统治阶级即国家统治的领土限定政体的产生这种一般理论中。斯图尔德注意到最早的国家产生在相当没有前途的地区，如洪水泛滥的黄河流域、尼罗河的干旱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同样的干旱地区，秘鲁海岸的焦干土地区和墨西哥高原的缺雨区。这些地区的显著特征是如若没有灌溉，农业不是奄奄一息就是难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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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农业因许多原因导致了国家的形成。灌溉是农耕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灌溉的水既带来湿润也带来肥沃的污泥，在同一块土地上经常是一年两季庄稼。因而，就有富余以备专门的工匠和统治阶级之需。正是灌溉堤坝和水渠的修建增强了中央集权控制，因为必须有人计划这些复杂的工程劳动、纠集大批劳动力，并且对建造工作进行管理。在水利工程结束后，分派珍贵的水、维修渠道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权威。这些要求首先是由庙宇中的僧侣（祭司）来满足的，他们成了城邦国家的领导核心。最后逐渐形成了由世俗王朝统治的地区性国家和帝国，并由军队来巩固和扩张。灌溉农业是一种强烈的集体冒险，它能够导致专制统治，但这种专制主义引导着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技术、环境和工作——分别指灌溉农业、干旱和群众集体劳动——的三位一体性构成了跨入文明、跨入人类开发自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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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图尔德阐明的，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并不建立在刻板武断的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之上。他宁愿将之认作一种社会剖析的谋略、一把理解大量文化材料的钥匙，以及在别的问题出现之前要问的一系列首要问题。该理论认识到文化的命运远不只是由环境和技术因素铸成，但强调这些因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尽管也存在着其他问题、其他疑难和其他理论，文化生态学无意于预先抢占该学科，但它仍是我们所有努力中较富成果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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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年中，生态学研究早已转向新途。一些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环境和文化间直接的因果锁链，把这个或那个文化事项解释为某种特定的生态特征的产物。例如，人类学家迈克尔·哈纳（Michael Harner）从理论上探讨了古代阿兹台克人（Aztec）极为普遍的以人献祭，随后又食用牺牲者的习俗，认为它的功能在于减轻人口增长过多、食物中蛋白质匮乏的困难。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以同样的论调写到，围绕印度“圣牛”的表面上不合理的宗教信仰，如果从生态角度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牛对于不食肉的印度教徒来说，绝不是毫无用处偶然碰着的讨厌的东西，而是非常有用的牲畜。每一头牛都有主人，牛肉供非印度教徒和下等种姓的人食用，牛皮制成皮革。哈里斯论证道：牛群可以到处觅草，甚至在大城市里也行，因为农业已使供牛觅食的土地所剩无几。哈里斯把相对于食物资源，特别是蛋白质供应的人口过剩当作文化进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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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经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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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涉及了猎人和采集者、园艺社会、耕作农业和畜牧业，现在我们来描述每一种经济类型的社会具有的某些主要性状。然而，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每一类别中发生的巨大的文化变异，而且每一类本身也松散地集结了许多不同的经济适应性。我们的陈述中也展现了明显的文化进化，因为早期人类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接着发明了培植庄稼和园艺，紧随其后的是给牵引犁的动物上轭。大概是在后面那个时期，社会出现了专门的牲畜养殖。绝不应认为所有社会都是同时从一种类型跃到另一种类型或总是在不断前进。正如我们所见，许多社会直到现代仍以狩猎和采集维持生计，某些社会在首次与欧洲人相遇时尚处在采用园艺种植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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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和采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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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年之前，搜寻地里的野生植物、鱼类和动物还是人类生活的普遍方式。考古学帮助我们重建起遥远先民的文化，当代猎人和采集者的文化至少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具有的某些局限性。如上所述，这类人可在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和美国西经100度——它横贯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广大地区上发现。亚马逊森林中也有小块猎人和采集者的专有地域、南美南部的三分之一是他们的独占领地。澳洲土著也全是猎人和采集者，非洲和东南亚很少有这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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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猎的动物各种各样，从大群野牛一直到耗子和昆虫都在其范围中，他们也从河流和海洋中捕捞各种鱼类。他们所用的工具同样五花八门，在追寻中采用的劳动类型也异彩纷呈。结果，各个狩猎和采集群体展现出巨大的社会差异。然而，还是可以进行某种概括，所有这些群体中必须先排除北美西北海岸的民族，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型村落中永久性的木结构长形房屋中，已有了单系继嗣的形式，并且因等级和权力的等次产生了分化，所有的一切均因异常富足的自然环境而高枕无忧。相反，绝大多数猎人和采集者，都生活在25—100人左右的小型流动群中，他们按季节的便利在土地上搜寻以便找到食物。居所或者是可移动的，或者是临时性的，工具和人工制品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很有限。正如第五章已论及的，他们的婚后居住通常是双居制和从夫居，只有在人口相当密集的地区，如西北海岸地区才能发现单系继嗣。大多数狩猎和采集者都是父系世系，双系制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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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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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发明培植庄稼至少独立出现于三个地区：近东、东南亚和中美及南美的山区。它扩展到了除澳洲以及那些气候和地域均不允许的地方之外的每一个大陆。早期园艺种植者的技术非常简单，只有些用于翻地的掘棍和锄头以及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器具，这还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园艺是以更加基本的方式来革新人类社会的：群体结束了他们流徙的方式，定居于固定的家园。人们住进了永久或半永久性村社持久的居所中，地方群体的人数增至上百甚至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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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园艺种植者是这次革命的继承人。但要找出这两者间的共同特征比在猎人和采集者中寻找共同点更为困难。伟大的印加帝国建立在园艺——尽管也有灌溉——的基础上，恰如今天安第斯山东麓森林中的初民群体一样，然而可以说，多半正是在园艺种植者中我们发现了单系继嗣、世系和氏族。生活固定、战争频繁和人口增长有助于在园艺种植者中迅速发展起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也应注意到，定居有利于大量的发明，如纺织和制陶，并最终使手艺专门化的发展成为可能。传统的非洲农业只用锄头，但这已支撑起具有高度政治和职业复杂性、具有以广泛的市场网络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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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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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陆家养的唯一可套轭的动物是美洲驼，它只能用于驮货和作为驼毛的来源。在亚洲、欧洲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犁的使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犁耕农业把我们带进了复杂社会、都市和国家的成长、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之中，这一切将在第七章里论述。现在只需指出，至此单系继嗣和继嗣群消失了，而且随着犁耕农业的兴起，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变低。在园艺种植者中，妇女包揽了大部分栽培工作，因为男人经常从事捕鱼打猎以便供应食物中的蛋白质部分。妇女因艰辛劳动而受到尊重，有时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声望。然而，犁耕一般是男性的工作，牲畜也归男人占有。妇女变成了经济生产的配角并且被降到家务劳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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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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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来源是放养家驯动物的社会，大概出现于犁耕农业时期或略早一些。东半球的当代畜牧者大部分分布在西起撒哈拉、东到中亚的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主要牲畜是骆驼、牛、绵羊、马和山羊。芬兰北部和瑞典北部的拉普人（Lapps）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一些群体，也放牧驯鹿。美洲大陆仅有的畜牧者就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纳瓦霍人和哥伦比亚北部的瓜希罗人（Goajiro），他们分别放牧绵羊和牛，这两种牲畜都是西班牙人带来的，故这种畜牧经济是后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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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干旱区畜牧者的文化，按放牧的牲畜、环境条件和政治位置而变化，但共具许多特征。他们中大多数是游牧或半游牧的，季节性地把畜群迁移到水草肥美之地。畜群归私人所有，但草原和水源一般由较大的部落群掌管。所有的畜牧部落都与农业人口共生或相互依存，用牲畜和奶与他们交换谷物和蔬菜。然而牧人和农夫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宁静的，游牧民族经常袭击农业村社或把他们限制在自己的地域上。某些畜牧者甚至成为农业国家的统治者，例如过去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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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球大多数畜牧者都是父系制和从夫居，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妇女很少积集财富，地位也很低下。然而，西非撒哈拉和南撒哈拉地区的穆斯林图阿雷格人，直到最近都是母系继嗣，女性地位很高，她们常有大群牲畜。这种颠倒更彻底的表现，是男人戴面纱而妇女却不必遮掩。这表明在简单经济之外，形成文化的因素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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