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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等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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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社会中那种单纯的威望等级对于任何有能力者都是同样开放的。首领与萨满的位置常常是世袭的，因而并不是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觊觎此任。但战士、猎手或神话传诵者的声望，一切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都可以获得。然而在许多社会中，主要的和众望所归的位置明显地加上了标记并规范化了；同时，这些位置的数量要少于有资格的追逐者的数量。简要说，按M．弗里德（Morton Fried）在《政治社会的进化》一书中给出的定义，这就是“等级社会”。正如互惠性交换往往是平等主义的孪生子一样，在建立于等级基础上的社会中则通常能发现再分配的机制。最常引用的划分等级的例子是太平洋西北海岸的部落。在那儿贵族们积累起财富，并在夸富宴上分发值钱的物品，以此作为巩固并加强等级的手段。但在平等主义社会中，有头衔者与普通人一样生活，因为慷慨大方是成功与获得尊敬的基础。在等级社会中，公职人员的工作可以与普通人毫不相干，或者可以部分地脱离生产劳动，但资源仍由村社的执政者或亲属集团掌管，并不是高阶层者的财产。然而，通过某种程度上对交换体制的控制，等级社会中的政治领袖们就对他的同伴施加更为权威的影响，而在平等主义社会中这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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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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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等级造成个人之间，以及个人的影响之间的差异，但这既不会导致严格强制的控制，也不造成财产上极度的差异性。而毋宁说这些是社会阶级的属性。社会阶级指的是社会在等级次序中被划分为群体或类别，在此社会等级内，较高层的群体部分地控制较低层群体的生活。较高层的一个或几个群体之所以有势力，是因为他们支配或有区别地使用社会的资源。简言之，谁占有农业土地、工具、商品交换的渠道，甚至知识，谁就左右了他人的谋生手段，因而也就控制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正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但必须指出，在马克思之前半个世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写道：“支配人生计者支配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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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显著情形之一是，精英伴随着它脱颖而出。诚然，会有反抗、背叛和革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总是发生此类事情。尽管怨声载道，但通常人们还是能忍受体制的不平等；人们往往会把高低分层当作正常的事情，似乎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蒲鲁东（Proudhon）关于财产即偷盗的呼吁，有助于揭示社会中这一隐匿的模糊不清的方面。马克思在尔后消灭阶级的号召也是如此。然而这种状况却是极其顽固的，甚至渗透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决心消灭阶级与私有财产的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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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阶级结构的出现归之于私有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同时，财富也增强了支配他人的力量。无疑，这是阶级制度形成的一个途径。然而私有制并不是控制财富或生产过程的唯一途径，而且也不是在历史上首先出现的途径。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是农业区的中心，农业区是属于神的，由僧侣掌管。公元前三千年，巴比伦的统治者将在某些农业区的农耕税权授予皇室成员，而在这之后才出现广泛的私有财产。土地仍属于君王，但部分收益落入这些事实上的所有者手中。因而，阶级分化比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早一千多年。在古代秘鲁，有从平民、祭司、贵族直至皇帝的各种等级，但私有财产同样并不重要。由于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灌溉区都出现了最早的等级社会，所以，显然财产的私人占有并不是决定因素。毋宁说，统治阶级干预某个决定性的生产环节即能控制资源与人口。于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拥有建造和管理灌溉系统的知识与技巧，而传统非洲王国的统治精英则通过控制贸易来维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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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日益复杂，需要协调它们不断增长的种种功能，精英作为这些新政权的管理人员脱颖而出。他们经营和管理长途贩运。他们支配市场，相当于国家形式政府的首脑与官员。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国家中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因而也就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他们并不能抛弃管理和技术人员。南斯拉夫的社会理论家米诺万·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争辩说，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了一个高阶层，其成员的地位并不以对生产手段的所有为基础，而是在于控制。这些成员包括政治领袖、官僚、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因所受教育和掌握的技术而被置于社会中心的人。他们享受普通公民不能企及的报酬和生活待遇，与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标准有天壤之别。他们也利用其地位的特权和他们大量有影响的交往关系，以确保他们的子女享有同样优越的地位。这样，新的阶级就越来越成为世袭，特权也就逐步限于小集团中。中国1960年代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与科层制的膨胀作斗争，避免由技术治国论者和党的干部组成新的官僚阶级，这些变化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与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技术治国论者和官僚们并不拥有他们的资本家同辈们那样大量的财富，但支配下层人们的权力却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认为，技术治国论者由于以国家的权威为后盾来控制经济，因而他们的权力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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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因文化的细微差别而有许多表现和种种形态，并且与不同的社会体制相一致。例如，在南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中，骆驼、绵羊和山羊的牧人被分为三类：贵族、臣民以及奴隶。虽然该地区已基本终止奴隶制，但仍有散见的事例，奴隶仍袭其名并处于最底层。奴隶从事游牧营地的大部分内务，也放牧和看管羊群。有些奴隶留在沙漠的绿洲中耕种贵族首领的土地。奴隶是贵族的，同时也是臣民的个人财产。新捕获的俘虏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但奴隶的孩子永远属于主人的家庭，只能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相互转让。因而奴隶制不同于美国的体制，因为奴隶是人，不是财产，其地位近似于农奴（bondsman）。法国的殖民统治者和后来非洲的政府制止奴隶买卖，保证他们的自由。但是一位图阿雷格人肯定地对我说，结束奴隶制的真正原因是，雇一个工人比保留一个奴隶更为便宜。这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或许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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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与主人间的纽带是个人的和专有的，但臣民与贵族间的关系则涉及全部落。一个贵族部落可与许多个臣民部落有关。贵族保证臣民的安全，而臣民则向贵族交纳贡金并在军事上支持贵族，贵族也担保在其领地内商旅的安全，虽然实际上是防止商旅反对他们自己。贵族是沙漠的军事领袖，臣民是贵族的军队战士。放牧地则是几个部落的共同财产。图阿雷格社会中这三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都在内部通婚，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能逾越等级的壁垒。于是，一旦法国摧毁了贵族的军事力量，这种体系中内在的僵化就招致体系的崩溃。虽然如此，在畜牧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杂物中，以及在保持与作为他们大部分食品来源的土地的联系上，等级与部落依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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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美国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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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阶级的次序大为不同。在图阿雷格人中，精英地位取决于财富与交换的控制，而美国的上层地位则决定于拥有和管理巨大的以及多种多样的工业设施。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可以直接控制数十、数百甚至成千上万个劳动力，并经由与政府的联系施加进一步影响。他们通过院外活动影响立法，通过给竞选提供经济资助遴选官员。他们控制大部分支配公众舆论的宣传工具，进而本人进入政府之中。N．洛克菲勒、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J．肯尼迪，以及我们政府中的所有其他富翁，他们的生涯雄辩地表明在民主的美国财富与权力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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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等级如何壁垒森严，美国的社会是如此之广泛，形形色色的人各有自己的利益，因而阶级并不是坚如磐石。与图阿雷格人相反，或者也与英国的这一方面相反，美国的阶级相对开放，可能发生某些阶级变化。美国的信条之一即是：人得到他在生活中应得的东西。有钱有势的人即循此道，因为他们自认为“品质优秀、前程远大”，而贫穷者则被视为胸无大志、愚笨。每个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应该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甚至贫困的劳动者也遵循这一道德规范，他们看不起靠公共救济金生活的人，认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懒惰而不工作，或许干脆就是想骗政府。至于黑人，某些学者——他们本应懂得更多些——倾向于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沿着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足迹最后一批涌向城市的移民。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只要黑人稍加努力，哈莱姆区（Harlem）(1)的居民就会进入中产阶级，成为城郊的新的阶层。所有这些都没有看到美国狂热的种族歧视和奴隶制的余毒。这是一种残忍的护教学（apologetics），因为它连篇累牍地宣扬一切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美国神话。这是一种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的幻觉，从而使美国的穷人感到自我有罪而不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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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美国存在有阶级的变化，但并不如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绝大多数人生来属于某特定地位，至死仍然如此，甚至尽最大努力经一生奋斗至多不过迈进了一步。然而美国使人们抱有跻身于上层阶级的希望而且技术进步也给人一种生活条件改善的印象。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人来说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增长，他或她父亲或祖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今天消费的物品。今天，一个工人拥有比亨利·福特一世更好的汽车，收看福特从未欣赏过的彩色电视节目。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工人在权力与支配体系中的位置，相反，确实使他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为从较低的阶级等级向上的迁移而奋斗。工人并未进入中产阶级；他只不过享用了那些过去通常限于高收入者使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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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开放的流动性是我们深为喜爱的神话之一，但在历史上有一个时期美国梦达到了它能够实现的顶峰，这个时期就是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70年，此时美国对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难以撼动。这是一个繁荣昌盛和经济扩张的时代，同时“老兵（GI）法案”将数百万美国人送入大学，帮助他们在城郊购房。战争老兵涌出城市奔向郊外成为房主，在教育、职业和收入上不断往上攀升，成为稳定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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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收入每年稳步提高，但到1970年代初，开始了我们在第三章提及的衰退潮。美国经济被越南战争所削弱，在高油价和通货膨胀的打压下成为外国竞争的轻松猎物。在下降趋势的螺旋中，战后向上升级的这一代的孩子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要有双份的收入才能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而在他们出生时只需要一份收入。工人阶级不断地从工业工种向低收入的“服务业”移动，他们的一般经济地位已经恶化。中产阶级本身也因为这样的趋势而衰颓，1980年代美国贫富之间收入悬殊的扩大速度，可谓从19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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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不太愿意讨论阶级是否确实存在，在美国一般还是认为有三个主要的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以及下层阶级，其中每一个又可分作上下两部分。简要地说，每个阶级都有特定类型的成员，以贫富的差别、家族成员的联系、职业以及所受的教育来归类。上层阶级的上等部分包括“古老家族”的国家精英，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和巨大影响，通过密切交往与相互通婚而产生了彼此的认同和凝聚感。他们进专属于他们的私立学校，占据经济活动中的要职。但教育和职业对于他们的地位并不重要，因为有了财富和家族的关系，通往高层的道路就是坦途通衢。上层阶级中的下等者也是富人，但一般不那么富裕，或者他们的钱是“新”的。在上等者眼中，他们不过是暴发户，拼命向上爬的人。上层阶级中的下等者占据受人尊敬的职位，例如企事业的经理或行政首脑，独立的企业家或投资者，他们组成一个地区的精英。他们可以非常富有，并且位于衣阿华州首府第蒙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但并不因此就能进入纽约和欧洲各国首都之间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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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不必多操劳，而位于中产阶级上层的美国人的生活是优裕的，但并不富有，还得为生活而工作。他们往往受到比上层阶级更好的教育，其中许多是职业人员，如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以及较高层的政府官员等等。他们是舒适的，但并不能在经济上保证他们的子女具有与之类似的阶级地位，因而他们试图以良好的教育来达到这一点。中产阶级下层的美国人包括白领工人、小店主、熟练技工，以及其他获得某些经济保障和受到尊敬的人。与上层中产阶级一样，他们也处于流动之中，并且把教育子女视为将家庭提高到上层中产阶级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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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产阶级成员的稳定性和受人尊敬，因而或者被誉为国家的栋梁，或者被讥为自鸣得意的平庸之辈。对于下层阶级的看法则较为一致。下层阶级中的上层包括大量蓝领工人、低等服务人员，以及大量生活于救济线边缘而又有固定收入的人。他们大多参加劳工组织，有不算低的工资，但缺乏教育，在仪表堂堂、风度优雅的中产阶级面前，他们相形见绌。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穷人。他们从事工资最低的工作，或是失业、打零工。在这个国家中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最恶劣的，得不到一个工人应感受到的最起码的尊重。尽管近年来作了大量宣传，他们也已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但绝大多数美国黑人属于此列或下层阶级中的上层。黑人从事专门职业和作为管理人员的人数确实是增加了，但在同时，贫穷的黑人家庭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黑人的平均收入低于白人的百分比比20年前扩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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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由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这样的小说家注意到美国的六个阶层，尔后，人类学家W．劳埃德·沃纳（W．Lloyd Warner）研究了麻省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社会感知（social perceptions）系统中发现了这六个阶层。这个范畴并非是一位社会学家的抽象，而是人们在他们的心目中构成的社会一般模式之一部分。显然，阶层的首要尺度是财富，财富规定了所有其他特征。在这个国家中，教育是改变阶级先赋的主要途径，但这需要钱。教育的花费，中产阶级的收入尚能支付，但对下层阶级就是沉重的负担。前面提及，教育对于上层阶级并非必不可少，学校通常强化与职位相应的行为举止方式，或是增加与其他上层社会成员的接触，如普林斯顿大学即是如此。但常春藤联合会不再是只允许富人子弟就学的学校。更注重从长远维持地位的做法或许是选择一所优秀的新英格兰预科学校。职业也是改变阶级先赋的主要途径，因为好的职业收入甚丰，而且受到敬重，但这显然是一种随财富、家族和教育变化的变数。具有最好最优厚报酬的职业往往需要大学文化；再者，从未听说过由富裕的家庭所提供的种种关系会损害某人在生活中的机会。我们所说的模糊的“家庭”概念，其依据是，主要在东部城市及其邻近地区还存在有世袭的权贵。拥有一个显赫的姓氏的名字就具有许许多多社会的标记。但即使如此，由富人所培养及服务于富人的同事、朋友和亲友们组成的关系网甚至更为重要。正是凭借这些关系他们才具有影响，影响方得以扩大；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些关系，才能获得高位及更多增加的财富。然而在家族的后面仍然是金钱，金钱是最终打开特权之门的钥匙。其他人如智囊或顾问可以在权力的边缘处扮演角色，但系统的核心则是将我们的社会划开的财富与权力的高耸入云不可攀登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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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阶级的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其模式是，绝大多数人希望在等级阶梯中高攀，但不想俯就。阶级之间的通婚也是常见的，但这通常在那些等级阶梯中位置相近的人们之间。如果一位上层阶级银行家的儿子与一位中产阶级上层的律师的女儿结婚，这种联姻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是他娶贫穷而没有什么教育的家庭的女儿为妻，这场婚姻则被视为社会的不幸。家庭能够于此婚姻所感到宽慰的是，因为个人的大部分阶级地位都是他的父亲所给予的，所以这对夫妻的子女将隶属于上层阶级。同理，若上层阶级的女子下嫁给较低阶级的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就会招致极大的不幸。因为除非上层阶级的家庭出面干预以扭转局势，这对夫妇的子女只会有较低的地位。然而在美国的婚姻选择中，最强有力的禁令是不准不同种族间的通婚，虽然这种禁令在美国的任何一处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今天，不同种族间的婚姻比起以往是多了，但在所有婚姻中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由于迫使各个种族在族内通婚，种族就被铸成一种凝固不变的地位，某些作者正是看到了这种种族隔离，从而认为美国的种族即是某种“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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