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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割礼更可信的解释是，它是人生经历的社会阶段中对人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它将人类文化难以抹掉的印记打在产生于自然并正在啼哭、抓握和吮吸的创造物之上，这样会造就一名文化承受者和社会成员。对割礼也有各种心理学解释，包括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儿子的象征性阉割和俄狄浦斯戏剧的预演的观点；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ttleheim）将此当作男性模仿子宫出血，亦即模仿女性生育力的表现的观点。然而犹太人的割礼在人出生后不久即施行，而其他闪族人要到孩子大约七岁时才进行。在这个年龄时施行，是男孩在人生征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磨难，也是他从妇女群中逐步解放出来的一个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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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发育之前对女性生殖器施行切割的一种惊人形式，就是割阴，包括切除阴蒂的一部分或全部。这种手术最极端的形式是切除大阴唇；某些阿拉伯和苏丹群体的阴部扣锁术（infibulation）或缝合和部分封闭阴道口更胜前者一筹。在尼罗河流域，从非洲之角向西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一些散居的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和不同的苏丹族人中，都实行割阴。美洲大陆此习俗唯一见于秘鲁丛林中一些说帕诺语（Panoan-speaking）的部落。它如何及为什么出现，以及为什么在那儿出现，仍然不得而知，但印第安妇女相信这可增强她们的吸引力。在非洲和近东，割阴常与这样的信念相关，即妇女的自然性欲过于旺盛以致若要保持男性统治和家庭的稳定性，就必须对妇女性欲进行文化上的阻抑。因此，这种手术就是对妇女性欲和潜能的基本恐惧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心理竟使蒙德鲁库人把阴道叫作“鳄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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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施行男性割礼与女性割阴的地区，这种仪式构成了青春期仪式的早期阶段；但大多数社会里整个青春期仪式要稍晚几年，大约在十到十四岁之间才举行。在巴西上欣古河的梅伊纳库族人中，这种典礼的三阶段过程活灵活现。第一阶段，隔离，其标志是女孩第一次来月经和男孩长到大约十二岁时必须离群索居。孩子进入隐居就是他或她自己住到早就搭好的长形房屋中的一间内。不会有人来看望他或她，他或她也不能参加村中的生活圈。隐居的年轻人晚上出来洗澡、大小便等，但必须避人耳目。女孩大约要隐居两到三年，男孩也差不多，不过男孩例外地允许几个月出来一次，这些都是由人类学家托马斯·格雷戈尔（Thomas Gregor）加以报道的。在隐居期间，孩子接受本民族文化的教导，男孩被期望通过一系列仪式性考验来建立和尝试他们的力量和勇气。所有考验中有一种是在皮肤上割一条很长的口子，留下伤疤以示个人的社会生活身份。另外，男孩还需与蟒蛇角力，尽管他被许可选一条中等体积的蛇，这也是非常可怕的经历。整合仪式的高潮是村民刺耳洞的典礼，于此之后，从前的稚童就作为青年男女加入村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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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期仪式上采用考验是非常广泛的。澳洲土著对年轻男子施行割阳，这种手术是用石刀割开阳具，一直到底端的尿道，造成了一个奇怪的扁平并张开的器官。对此习俗曾有过多种多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大袋鼠阳具的模仿，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控制生育的原始方法。二者都过分牵强附会，因为按照说法，这种仪式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仪式性的过火行为；人们尽可毫无痛苦地模仿大袋鼠，例如跳跃，而割阳是一种对控制生育基本无效的极端手段。蒙德鲁库人用几何图形刻满全身这种痛苦的文身过程给子民打下部落的印记。巴西的马维（Maue）印第安人有一种青春期仪式，年轻男子手戴装满火蚁的手套开始跳舞。这些考验使人们增强勇气和刚毅，它们经常改变个人的身体外观，使其从自然生物上升为文化上的人。西非的多贡人（Doeon）对男孩行割礼，对女孩行割阴。正如他们解释的，自然造成的性别的二重性不够完整，通过这些手术由文化完成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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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青春期仪式简直平淡无奇，尽管偶尔虐待狂的老师和父母会作出某种努力。儿童为犹太教坚信礼或基督教坚信礼所作的准备，经常是要求他参加离开朋友、作为微不足道的索居形式的宗教教育。但青春期仪式经常是降级和去个人化的事件。它们是令人痛苦的和不断变化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唯一与之相当的制度是畸齿校正术，它与作为青春期标志的“使用乳罩”相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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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通过仪式也会以其他方式影响去个人化，其中之一是剪头发，这曾消灭了参孙（Samson）作为力大无比的男人的身份，现在标志着我们许多根本地位的改变，特别是那些包含全部社会角色改变的地位的改变。从前修女进修道院时，差不多要剃去全部头发，正如罪犯进监狱一样，后者是另一种整体托管和整体包揽的设置，被欧文·考夫曼（Erving Goffman）叫做“全体制度”。除了居住于监狱和修道院中的人之外，参军入伍的千百万男人也记得一开始就要理成超短发，同时派给一个号码，用皮下注射针接种，发给军服这种无任何个性特征的男子服装。所有从前的身份标志都被掩隐掉，在新兵训练期军营的限制下，一切外部纽带均被割断了。想家的人被告知：“如果部队要让你有老婆，那么会发一个给你。”就这样，平民消失而士兵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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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中的婚姻承受着相当奇妙的隔离倒置，因为结婚仪式之后是蜜月的独居。在蒙德鲁库人中也能发现相似的机制，他们根本没有婚礼，结婚只是由大家知晓联姻来标志，有三天时间新郎新娘避开他人。人们说他们“害羞”，以此解释了全部回避行为。阈限中或过渡中的个人提出了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因为别人不知怎样与其相处，仪式性的回避就是一种解决方法。甚至死人也进入阈限状态中，这从某人行将死去这一阶段就开始了，这使得对病人最后的探望既有感情上的悲伤，也有社会上的困难。晚期病人自己缓缓走向死亡，经常表现出对周围世界甚至亲朋好友的日益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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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降临普遍成为仪式的主题，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把尸体当作腐烂的细胞团——其实正是如此——简简单单地弃之了事。许多社会实行尸体焚化，另一些社会处理尸体则完全不同。某些西部大平原的印第安人部落把尸体搁在树枝搭成的平台上，某些西非族群把尸体放入空的树干中。土葬是最常见的风俗，尽管埋葬地点、尸体放的位置、尸体的装饰、准备和穿着以及入土的时间各各相异。哀悼期一般死后立即开始。犹太人死后第二天即掩埋入土，然后是一周的哀悼期。大多数基督教派别在死者去世后三天埋葬尸体，正式哀悼期一般为从死亡到入土这段时间。也有一些群体埋葬死者后遵奉一到两年的哀悼期，此后又掘出骨骼进行最后的葬礼，据说这样灵魂才得安息。在这延长的哀悼期内，常有某些自我克制的举动如削发和自我折磨，这对活着的人来说构成一种有效的方法，以荡涤来自对死者的矛盾心理的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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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古老的见解认为葬礼是为活着的人举行的，这倒不像其他大多数流行见识，它确乎是真的。葬礼是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减轻悲哀和内疚的良机，参加者在压力和需要之时相互安慰相互勉励。所有生命状态的转变都会给社会结构留下些小的裂缝，死亡是其中最大的。悼念者聚集一起重建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将死者置于“已死的”社会地位上，重申生活现在可以继续下去的主题。有些人对犹太人的丧礼（shiva）基本就是大家围坐一起、说说笑笑吃点饼感到惊讶。还有爱尔兰人守灵喜欢饮酒，并且在葬礼后又为吃喝而聚在一起。这些行为似乎不合时宜，但分享食物和饮料本性上属于圣礼，经常以欢庆的气氛聚在一起是社会组织的再次结合，是再次合拢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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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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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认作直线式的事件，以秒、分、周、年无情地向前推进，一去不复返。然而在许多初民中，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季节在时间流逝中循环往复，每年重现从前的情景。时节性宗教仪式就是这种无穷循环的稳定标志，因为它们可以突出冬至，如圣诞节，或可以呼唤春天大地的复苏，如复活节和犹太人的逾越节。神圣周期的制度打破了世间季节的尘世性循环，通过聚会增强了社会团结，欢庆生活中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事。正如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所写：通过紧密相关的各个仪式许可的时期，经常可以相互对照和强调神圣性与庄严性。我们在圣诞节后不久即欢庆新年除夕；狂欢节引出复活节之前的四旬节；澳洲土著每年的图腾仪式之后紧接着狂欢会（corroboree）时期，这一狂欢阶段甚至连乱伦禁忌都可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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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仪式通过密切地接近神圣性力量，为时间和大众提供了周期性神圣化的机会。澳洲图腾仪式常有增强图腾动物生育力的目的，它是氏族成员在集体进餐时吃掉祖先代用物，吞噬其精灵的力量的机会。早期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些图腾式进餐是以人作牺牲和仪式性食人的进化前兆，它随之又成为基督教圣餐和其他汲取神力的神圣手段的前兆。以下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圣餐总是千篇一律地以仪式设置的形式集体进行，而且比喻说人们是在摄入神的身体和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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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振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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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可能因特别的机会而举行，如严酷的气候凶兆或某些自然的、社会的灾难，但也可能是产生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新宗教运动的前兆。基督教就是这样形成的，因为它给罗马帝国下层被压迫阶级带来了上帝——在他面前人人平等——赐予的来世和公正的希望。它允诺有一个上帝显现、遍地升歌的千年王国出现，这就是拯救。基督教不过是出现于过去而今天仍在继续的千年盛世宗教运动范围内的一支，通常将其归于人类学的“振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s）名下，它们面对威胁给人类社会重新注入目标和团结的新意义。M．韦伯把振兴运动看作新宗教的共同源泉，它来自使旧宗教提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日趋陈腐的不断聚积的社会变化。随之有一个替补的宗教形式的尝试时期，经常是由先知宣讲，接着是作为标准崇拜的新信仰的体制化。在基督教的情形中，基督时期在罗马乡村的下层阶级和附属国人民中出现了许多千年盛世运动的苗头。由于大量的历史原因，基督教先知唯一获得了成功，不到四百年它变成了帝国的国教。于是它从革命信条变成了既定秩序教义上的支持者，这经常就是既为宗教信仰又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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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扩展及其向世界最边远地区的渗透，对那些感到这是一种巨大压力的不幸的当地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伤害和灾祸。许多民族以武装抵抗但归于失败，另一些民族则在某种渗透下被吸收到西方世界的贸易结构中，还有一些民族则土崩瓦解。宗教运动可减轻某些地区因失败和绝望而带来的痛苦，它既解释了人们自身所处的新境况，又在精神上终止了由之产生的危险和丧失。美国西部的土著人到1970年代大都已被征服并限制在居留地上；随着野牛群的丧失和土地全部为白人所占，他们的整个经济基础悉数崩溃；他们的政治体制垮掉了，外在的强制统治加诸头上；他们的宗教与新的生活方式似乎毫不相干。在这种完全失败和麻木不仁的气氛中，内华达州尤特族的萨满杰克·伍沃卡（Jack Wovoka）的宣讲给人们燃起了希望之火，很快即横穿洛基山脉传入西部大平原。伍沃卡的宣讲启示说，如果进行某种仪式性跳舞——即众所周知的“精灵舞”（Ghost Dance）——那么所有已死的印第安人都将复活，野牛群也会回来，白人也会消失。这虽然是完全非暴力形式的抗议，但白人蔑视印第安宗教，疑心任何大规模群众集会。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军队于1890年12月29日袭击了在南达科他州苏人居留区的翁第德尼（Wounded Knee）举行的一次精灵舞会，屠杀了二百多名儿童、妇女和男子，在交火中甚至还打中了一些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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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振兴运动是美拉尼西亚的所谓“船货崇拜”（cargocult）。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流行于该地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美国占领期间变得更加频繁和活跃。由于美国军队所展示的众多物资使其感到震慑和敬畏，当地许多人都信奉这样的信念：如果举行某些仪式，他们也会变得很富足。他们首先相信商品货物会用船载来，于是修建了码头，但后来的崇拜者一直在建简易机场。船货崇拜最近的一次表现是19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运动，该运动力图使美国领导人带着美国社会的全部奇迹住到新几内亚去。船货崇拜和其他的千年盛世运动比那些成功地变为既定宗教的运动更易消失，由于当地社会所遗之物已荡然无存，大多数初民民族的运动或是被彻底粉碎，或是变得毫无意义。美洲印第安人今天已懂得精灵舞和其余的一切都不起作用，振兴运动已转向更加实用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方向。至此他们与政府力量发生的最具敌视的对抗，恰恰出现在南达科他州的松岭（Pine Ridge）居留地，这儿正是翁第德尼大屠杀发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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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宗教与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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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涂尔干的说法，宗教是现存秩序的主要支柱，是维护现状的一个堡垒和社会系统的一项稳定性因素。学者、僧侣和政治家曾喋喋不休地论述过这个题目，以致人们会感到惊诧，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所作的类似评论竟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多半是由于他所用的警句方式：“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不是不赞同宗教感情，他完全理解宗教给予人的安慰，并把宗教称为“无情世界的感情”。但马克思致力于推翻这个世界，他把宗教看成是障碍，因为宗教用虚假的观点说明社会和被压迫阶级的境况，从而使被压迫阶级永远处于苦难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只是19世纪基督教的作为，当时它常常散布这样令人生厌的启示：“穷人至福，”“穷人永远伴随您”，“把恺撒之物奉给恺撒，把上帝之物奉给上帝”，并允诺在最后审判日纠正一切。加尔文教及相伴的新教伦理，责成艰苦工作、节俭和避开肉欲享受。它超出了其他教义一步，认为人们在生活中的位置由神预定，并作为对原罪的惩罚；如果你贫穷，那是你该当如此。许多富人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却无需这种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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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对宗教的批驳大放异彩，他却是错误的。长期固存的宗教确实倾向于支持既有的制度和道德，但马克思强调社会变化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使他忽略了宗教的动力作用。M．韦伯正确地指出了经常具体体现于新宗教中的革命力量。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振兴运动致力于恢复旧秩序，重建失落的文化，但新几内亚人民的振兴运动却努力奔向新的生活道路。在当代美国，一些新宗教严格强调公社制（communalism），以致其成员均割断了家庭纽带。年轻皈依者们发狂的父母经常雇请“解洗脑专家”（deprogrammer）来逮住子女并使之重归父母麾下。重要的是，削弱家庭和其他价值的运动一般被称作“崇拜”，以区别于“真正的宗教”，尽管一位人类学家不会这样区分。在已经建立的教派中也会发生变化，罗马天主教中政治上保守的神学家和“解放神学”的鼓吹者之间的斗争已旷日持久。这并不是含糊的教义之争，因为在拉丁美洲，教会对激进社会运动的政策已岌岌可危。最后应当牢记，美国南部黑人教徒站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最前沿。在结束这一讨论时，我们要回忆一下韦伯的另一个观点：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幻象和新意识形态，通常都成为它们帮助迎来的秩序的保守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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