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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当务之急又增添了田野工作者最初的忧虑：人们会让他或她留在那儿吗？极少数人类学家甚至不得不担心他们会受到暴力“欢迎”。我急于要向读者再次保证，与漫画中人类学家成为自愿提供资料者的盘中之菜相反，在该学科的全部历史上只有一位人类学家被其研究对象所杀。人类学家一般去已归化的群体中，他们没有像官员、商业剥削者和传教士那种隐匿的动机。初民几乎总是友善地看待外来者，作为交换，后者就要尊重他们的风俗，希望学习他们的语言。但有些群体受到统治社会的非人虐待以致他们排斥一切外来者，而一些人类学家又不太识趣从而成为讨厌鬼。当地人一般的反应是有礼貌地敦促民族志学家离开，或者干脆不搭理他。不管怎样，田野调查中的最初几小时或几天是关键性的，而它的不确定性正是文化冲击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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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提出了人们如何自我介绍的问题，答案简单明了：你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直截真诚地告诉他们：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你究竟要做什么？尽管使他们弄明白这些要花不少时间，但我和我的妻子总是遵循这一准则。许多蒙德鲁库人怀疑我们是天主教传教士，因为我们显然既非政府官员也非商人，除此之外他们所知的白人就只有传教士了。两三个月后他们明白了我们的作为，但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我们竟以此为业。他们会问我：“在你们国家你打猎打什么野兽？”我们设法极简单地解释我们来此的目的。一年之后，我在美国西部的一处印第安人居留地又重复了这一过程——亦即那次我向一位老妪尽力说明自己的身份，她听我说完后答道：“那么，你是一名人类学家了。你怎么不早说？”不消说我感到窘迫无比，这真是咎由自取。我现在告知我的研究生的另一条法则是：绝不要对提供资料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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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个初民社会当然是忧虑重重，但比无法言说更严重的是人类学家的孤独。他的茫然无知不仅只是语言，而且还包括行为和表现，他无法解释社会行为。我们初抵蒙德鲁库人那里时感到十分窘迫，因为除首领一人外，谁也没有上前迎接我们。稍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当地的正常礼节，人们在与客人交谈之前先让其安顿下来。首领迎向我们，因为他深知自己是全村人在外界面前的代表。我们大踏步地上前紧紧握手，同时直盯着对方眼睛的美国方式使蒙德鲁库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这种方式打乱了他们待人接物的所有微妙准则。这些东西因文化的不同而异，在巴西阿拉瓜亚河地区的塔皮拉佩人中，常以礼仪性的哭泣来欢迎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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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塔皮拉佩人的情形一样，世界各地表达情感的方式形形色色。蒙德鲁库男人除了笑之外，尽力克制所有的情感流露。在第一个月里我们简直难以揣摸这种表面的禁欲主义背后隐匿了什么。西非人常以笑声表示窘迫，而他们的欧洲教师却把这当成对待学习的傲慢态度。我在南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中从事研究时，难以弄清向我提供资料者的反应，通常的问题在于男人们戴着面纱，遮住了眼睛以下的脸部，面纱挡住了嘴，这地方正是美国人用以察觉他人态度和情感的部位。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瞳孔的放大和鼻梁上皱纹的舒展所泄露的信息。在我田野工作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图阿雷格人一再调整他们的面纱，或是让面纱滑到鼻尖，或是拉上去只露一线目光。一开始我错以为是烦躁不安或只不过是打扮所需，后来我察觉他们是在传递某种信息。与同龄人在一起时面纱戴得较低，但在岳父面前则要戴高些，正如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面纱的位置表达了社会的距离。知道了这些的同时也就学会了象征性语言，也就是在从事民族志工作。但在获得专门知识前，人们不仅要与自己的文化相分离，而且也要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文化相分离。这是真正的失范，尽管这与涂尔干心目中的失范处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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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到初民社会的田野工作者实际上是一条离水的鱼，我们不禁要问：他或她如何应付这一局面？文化冲击的压抑方面导致了避开互动的倾向；即使没有压抑，境况也是如此令人不寒而栗以致他只想逃离此地。除了打道回府——这很少发生——外，他可能待在住处，给家人和朋友写写信以尽力保持某种人类交往。如果有同伴的话，情况就好一些，我与我妻子在我们进入蒙德鲁库村庄第一周内彼此交谈之多是空前绝后的。（与其余人类学家一样，当我们重新进入美国文化时又经受了一次文化冲击。）文化冲击是痛苦的但也是短暂的，民族志学家到达之后不久即开始忙碌起来。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学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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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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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类学家都赞同要以本地语言从事田野工作，对本地语言一无所知时这真是艰苦卓绝的工作，即使稍有所知也是困难重重。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中开设如此多的语言课程，如阿拉伯语、汉语、印尼语、日语、印度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非洲的斯瓦希利语和豪萨语；但这些课程对世界上大多数语言——共有一千余种——都不顶用。因而就必须到当地人那儿去学习语言，通常既无词典也无语法。美国人尤其不能去问没有教科书怎么会学好语言呢？因为他们有了教科书也学得很糟，而是要考虑到我们的教学方法可能是我们的语言地方主义的原因。我认识一些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非洲人能够十分流利地讲两三种非洲语言以及阿拉伯语，兼会英语或法语，或两者都会。亚马逊流域西北部有一个地区，那里的印第安人能够流畅地说五六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所有这些人都以老式的方法学习语言：他们不断实践直到学会。而且，他们还到说其他语言的人那里去实践和使用，因为外婚制要求与不同语言群体中的人结婚。虽然群体是从父居的，但大多数年轻人同时学习父亲和母亲的语言，其他语言是通过旅行学得的。正是依靠这种整体浸入法，即一种语言上的沉人或游泳，人类学家才学会了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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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者通过仔细地对照、聆听和询问来学习语言。他开始先学常用词如身体各部分，再扩展到当下环境中的事物，逐步积累词汇形成词汇表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他也学习正常的发音，实际是学习这门语言的全部发音体系或音位学。下一步，民族志学家仿效听到的那样尽力去说出一系列词汇。他迈出的第一步往往谬误不少，不时笑话百出，但他的老师们一般会耐心地纠正他的错误。于是他的能力逐步发展，从一个只有三十来个词汇结结巴巴的初学者逐渐达到某种流利程度。所需时间视语言难度以及学生的语言能力而定，但要六个月到一年时间才能应付详尽的采访或参加群体交谈。正如每一个用外语交谈的人都深知这是相当费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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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研究早期可以求助于翻译，以后仍可请翻译帮忙，但学习所研究民族的语言对于采访仍然必要。正如我们将了解到的，人类学家在日常互相联系和观察的来往中学得了许多，尽管不是太流利，仍然需要语言的交谈。除了简单的交流外，关于语言的知识是进入作为文化重要部分的范畴和意义之全部领域的钥匙。人类学家能从语法中找到他们如何使时间和空间概念化的大量线索，而他们的词汇则显示了他们的分类系统，在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轻叩社会生活的节律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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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参与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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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方法的标志就是参与性观察，这是一个笨拙的词汇，其意义仅指研究者生活于他所研究的人之中，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要研究亚马逊流域深处的印第安村庄，除了生活于所研究的社会中外别无他路。但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可用此方法。在研究城郊的社区时，即使距家只有十英里，田野工作者也应该住在那里。研究者作为“病人”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一住数日，精确地观察精神分裂者的行为。一位民族志学家在那不勒斯的一个贫民区住了一年多，在某种环境下常与情节较轻的罪犯相交往，而在这种气氛下若去提问或采访都是不明智的。于是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仔细地观察和倾听，以后再将观察记到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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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实地的情形不会如此复杂，一般可做笔记或录音。要是我们不做笔记，提供资料的蒙德鲁库人便会感到不快，觉得我们似乎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但我们的大部分信息来自日常交往过程而不是来自正式的采访。人类学家在村社中四处走动以观察正在发生之事，加入当地人的活动，与相遇的人闲谈。但在田野工作的早期则仅限于被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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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对于刚到初民社会的民族志学家来说，周围的活动是毫无意义的。他所获知的第一件事就是社区中的生活看上去乱成一团，人们走来走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不受时间和计划的约束。不久他发现，这种自由自在，以及并不需要去生产超过家庭所需的做法，使被研究的初民有了很多闲暇时间。由于无法与之交谈，这位人类学家便变成了一名看人者（people-watcher）。他记下［他们的］饮食和居住地设置，跟随着人们以观察他们耕种，观察他们怎样走路、怎样利用自己的身体，在他们做事时从后面进行观察，在他们的屋里留意居住者的活动，给所有东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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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民族志学家以对其原先意义毫无所知的目光审视一切，则在此最初阶段可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他有点像那个叫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男孩。但田野工作最大的收获来自学习本地语言六个月之后，因此要进行有效的研究至少要一年时间。有了某种对话能力后，人类学家就可以即景提问，亦即不再是坐在屋里去询问打猎之事，而是与猎人结伴，有问题随时问。这是比抽象提问优越得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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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息息相关地与一个小型村社的人生活在一道，就将使他或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成了某种文化的参与者。不管这些人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多么陌生，可以肯定，在当地人心目中他或她甚至更为古怪。在整个逗留期间他或她一直是众目睽睽的中心，别的村社的人也会来看他或她。别的蒙德鲁库人甚至因为我们没有住到他们村去而对我们愤愤不满。人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我们，我们简直没有半刻清静，就如打扰他们一样。如果我妻子正在睡觉，妇女们就会轻轻地摇她的吊床并说，“约兰达，你睡着了吗？”我们的居所是夜晚讲神话、听收音机的聚集地，他们很细心地观察我们的活动并且加以评论。简言之，在我们所居住的两个村庄中，我们成了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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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学家身处某种文化中，但他或她不是这个文化中的人，除非他或她就在家附近做研究。极少数人类学家试图“变成当地人”，但仍然被当地人当作外人。我与我妻子按蒙德鲁库的饮食度日，睡和他们一样的吊床，住在一所蒙德鲁库房子里。然而我们穿美国式样的服装以防范骚扰整个地区的小虫，而且我也没有住在男子居所中。尽管在文化上我们还是美国人，但随着岁月逝去美国离我们越来越远。而蒙德鲁库虽然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却变成了我们日常的社会实在。虽然邻人从头到脚文身，但我们很快习以为常。更重要的，他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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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在社区中的日常接触，乃至他自己的错误，都可使他学到很多东西。诱使资料提供者说出家谱一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曾使我十分烦恼，因为别人教导我们说，研究亲属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要搜集资料提供者的家谱，指望将这些家谱联结起来从而得到整个社区的家系。然而，我的资料提供者记不起他们祖父辈的名字，有少数人则坦率地声称不知道他们双亲的名字。就这么蹒跚地摸索着前进了一段时间，最后有一个男子愤怒地对我说：“你以为我们就像你们白人那样信口谈论死者的名字吗？”于是我偶然揭示了一个关于死者名字的禁忌，从而在工作中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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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蒙德鲁库人的互动反映出他们的社会系统。我们不久发现两性间的划分如此严格以至于我只能在男人中工作，而约兰达只能在妇女中工作。男人们不知该怎样对待我的妻子。她是位妇女，却不是蒙德鲁库妇女中的一员。蒙德鲁库人并不像要求他们的妇女那样要求她，她也不会扮演蒙德鲁库妇女那样的角色。她绝不会偷偷地碰神号，但她直盯着男人看，在笑的时候也不掩上嘴。上了岁数的男人戏谑地称她是荡妇，而年轻人只是简单地把她的行为当成白人的古怪方式，不屑一顾。至于我，当有个妇女佯装无知地问我美国人的阳具是否很粗大之后，我就放弃采访妇女了。她们并不一本正经地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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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观察的优越性之一是，通过采访可以获知一个民族的规范和价值，然后从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检查他们是否遵从这些观念。以调查问卷作为原始资料来源的社会科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论述具有数学上的确信度，但调查研究的结果常常不可靠。因为被询问者经常在回答中将社会的可接受性置于坦白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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