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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涵化的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使注意力从初民社会移向复杂社会。美国人类学家E．C．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和露丝·邦泽尔（Ruth Bunzel）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美洲印第安人中进行研究。后者尽管差不多仅能维持生计，但也生产少量剩余物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参加到由他们民族组成的政治系统中。对这种“农民”社会的研究使人类学面临现代社会的问题。如同初民社会，农民们也被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的政治轨道之中，正在丧失其半自主的地位。农民在法国、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日渐消失，那儿农活越来越机械化，需要资本与贷款。随着农场规模增大，农场数量日少。现代的法国“农民”或许有一台拖拉机、驾驶卡车、观看电视、向农业发展咨询专家请教，同时又密切注意共同体市场的农业政策。他们的生活与不到半世纪之前的那种简单的耕夫生活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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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而生产专供销售的作物易于使农业趋于单一化。曾经几乎供给他自家全部食品的农夫已经成为现代的农民，他只种单一的作物，而在超级市场购得他的大部分其他食品。农场的专门化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就极其脆弱。在境况恶劣时，农民可依靠他自己的资源，但今天的豆农和甜菜农都依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处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控制之下。农民已被他无法理解、难以支配的力量逐出半游离状态，永别了他那自给自足的生活，不管愿意与否，均成为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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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称的现代化过程给农民带来的创伤几乎不亚于初民。人们曾经采取了种种措施试图缓和这一转折。援助非工业国的国际项目向那些地区派遣了以新的农作物和技术武装起来的农学家、饲养家畜的专家、医务人员与卫生专家、筑路工人甚至人类学家。后者，即“应用人类学家”通常负责提出建议，使人们容易承受所面临的转变。应用人类学家在促进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其他一些项目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总的效果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人们先不问他们是否应引进某项革新，但在之后却又要他们去研究引进了这些项目的后果，而纠正这些后果往往已是为时过晚。然而人类学家却为制订计划与政策者提供了极重要的信息：人类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系列对于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期望、计划或预料的后果。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既是历史的牺牲品，又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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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全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援助项目与应用人类学正淹没于这一浪潮之中。农夫的桃花源被新的道路与机场划得支离破碎，他们的视野开阔了，教育则使他们的被剥夺感更为强烈，由于大众传播，他们的文化也接近了全民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着手研究农业公社，就好像它们如初民社会——只有极少数完全与世隔绝——那样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社区生活的结构与社会变化的方向，部分地决定于城市和国家政府的行为和政策。于是，对农业社会的研究就成为对于社会变化本质的更普遍之研究的一个部分，成为理解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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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已扩展到乡村，而乡民也进入城市。在货币经济中受到付薪劳动的诱惑，不发达国家中农村的高出生率，以及农场的合并与机械化，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农民离开不能再养育他们的土地而涌入城市。20世纪40年代后，人类学家也偶尔研究过城市，但在接触到城市中农村移民的苦难后，就开始了更为协调一致的研究。近年来，人类学家在那些定居于城市的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工作，这些居住区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族群和应有尽有的都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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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拥有大量人口、内部错综复杂的大型社会，就必须采用许多社会学方法，以保证资料的确切和典型性。在英国的人类学家中，方法论和理论同样服从于具体状况和研究的课题。功能主义一刀切的社会系统界限，并不适合于分析加丹加的铜矿或赞比亚城市中的工薪劳动者。曾经是严格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由此引起根本的松动，变得灵活、不拘泥。研究者的关注点由稳定的封闭的社会系统移向“社会场”或“社会域”（arenas），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更多地涉及人际关系网络，而不是清楚划界的团体。“网络分析”旨在通过理清各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使各种关系线路能涵盖所研究的全部人口，或至少对于解决某个问题所必要的那部分，由此来描述社会关系。正如所研究的群体没有确定的边界一样，方法论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封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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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的一项发现是，原来来自农村的人们常常在城市中聚集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保持他们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提出一个恰到好处的词汇“都市村民”，来描绘“城市街区”（city neighborhoods）内向与自我封闭的程度。任何纽约人、芝加哥人或波士顿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早已知道这些。居住于陌生大城市的人们会在大众之中形成小小的“岛屿”，岛上的居民互相熟悉，懂得彼此的语言和价值，并且能形成小小的社区。于是他们就在熟人中找到了爱、友谊以及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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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邻近地区与集居区对于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起到了缓冲作用，因而放慢了转向都市生活的速度。但它们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城市居民的都市化，熔炉最终会起作用。总的来说，都市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工业化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的一部分。都市化首要的以及最好的例证就是城市，但它不是唯一的例证，因为在技术最发达的社会中，城市与乡村文化的鸿沟正在迅速缩小。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全部结构和性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影响的观念以及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层级制合理性生长的理论都已描绘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起第七章中论述的这些方面的各个流派：梅恩关于从地位到契约的变化的概念，滕尼斯关于从共同体到社会之转变的概念，以及涂尔干所述从机械的连带到有机的连带的观念。从这些奠基者们的工作中，从现代社会研究的观点中，我们能够预见到将来的总体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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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如同爆炸一般地膨胀的技术点燃它的火种，不断增长的人口使之发展加速，它的标志是内部日益复杂与分化，正在奔向使绝大多数人无所适从和难以确定的将来。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及性质在各个方面的改变，使个人日益孤独，在社会中越来越不确定。广泛的趋势是，地位之先赋让位于地位之获致，强调过去的特殊论为某种普适论所取代，后者认为，所有人的差别全在于他们的能力和成就。从一个观点来看，这是实现了要求自由和机会均等的希望；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则是人及其劳动都还原为商品的结果，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观点。在完全合理性的工业科层制中，工人的亲属、性别或肤色都应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使用他或她的劳动的人所关心的唯有他或她执行角色的能力。于是，受压迫者的合法愿望通过将来后工业社会的进化就能得到实现，同时又不致成为蚁冢中无个性的蚂蚁，时间将会宣示这一天是否能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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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中的一个问题是，在抹去个人身份的许多传统尺度的同时，如何保持个人的价值。表面上看，个人的逐步独立、社会群体的日益松散，一般说来似乎会有利于强化作为积极的个人品性的个性，然而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参加礼拜的兴趣缓慢消退，小的经济体为大的联合企业所吞并，以及越来越隐姓埋名的城市生活等等，与此相伴的是盘根错节的亲属网松弛瓦解。看似个性，实则孤独。再者，由于个人的认同性主要依据其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离解与淡化就会导致失去自我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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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与个性化都密切关联着界限模糊的社会角色的退化，关联着我们作为功能上特定个体的生活意义的增长。如果说以往的角色一般充满了感情色彩，那么新的角色将是中性的。相应地，各种关系是去个性化的，不怎么需要个人的承诺，也没有什么报酬。这些就是新型文化的因素。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如同社会中漂荡的浮萍，没有恨或是爱，从事缺乏意义的活动，在个人的自恋中转向自身。工业化中的人们早就与其劳动的产品相分离，现在，他又日益与他的伙伴、与他自身相分离。这就是将来的轮廓，虽尚未全面到来，但它的初潮早已漫过了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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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另一个方向是，那种渗透了神圣气氛的社会生活渐次退出舞台，代之以彻底的世俗主义。这里所涉及的要比教会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命运广泛得多。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生活正在遗弃巫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惊讶感、敬畏感及其他等等；而在蒙昧时期，正是这些支配了文化与自然的所有方面。科学的方法与成果侵入我们的日常思维之中，这可能是完全有益的，然而其代价却是排除了心荡神迷的感觉，毁坏了幻想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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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并非为美国，甚至也不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所有工业化社会的普遍方向。这一碾磨过程的后果之一是，在技术较发达的国家中，文化的区别渐次消失，同时，世界上的初民与农民正在被我们的方式所同化。不能肯定是否这些趋同作用将会抹平所有的文化差异，但确定无疑的是，相似性肯定会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将会消失。我们正在走向某种世界范围的文化，因有如此之多难以判断的因素，因而不可能对于这种文化作出确切预言。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然资源还能用多久，不能精确地预料新的技术，也不知道究竟能否避免核战争。我们只懂得我们是在未知王国的入口处，这是旧体制将要被新体制废止的时刻。这是一个极不确定的危险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具有甚至更多可能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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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在欧洲流传的童话故事（记录于格林兄弟编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故事梗概是，两兄妹汉赛尔和格莱特被后母遗弃在森林里，巫婆抓住了他们并要吃掉他们，后来两个孩子设法战胜了巫婆，走出森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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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十章 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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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全部四个分支的真正核心，在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这正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本书的结尾处而不是开首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远非只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去野营。必须懂得，人类学即是要准备去理解文化描述，即民族志的复杂性；就像理解人类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本质上就是去理解这些事实是如何搜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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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科学都在不断地分化成越来越窄的专门性子学科，人类学也不例外。但是许多学科都失去了生机勃勃的中心，变成了一些彼此分离的碎片，相互之间既无共同语言也无共同经验。不过人类学因两个缘由而不致如此。首先，我们——体质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是文化与社会背景中的人类的研究者，我们赋予该领域以知识的统一性，并用共同的语言进行论述。其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是田野工作者。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到处发掘，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冻土带到撒哈拉沙漠腹地的岩层，发掘民族志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的历史遗迹，寻觅体质人类学家感兴趣的人体化石。许多体质人类学家在实验室工作，但绝大多数都要从事某种田野工作：研究人类进化的专家在东非的偏僻地区获得了重大发现，比较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研究者在荒野研究几乎所有种类的猿与猴。人类学语言学家广泛地研究非书面语言，从而导致他们也去研究民族学同行们重视的初民群体。这些共同经验有助于人类学结合成一个共同体，某些时候严酷的研究条件也加强了同行们的联系。已故的E．考夫曼有一次问我，我们是怎样让我们的研究生去亚马逊上游地区的，而他却无法说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去离加州伯克利大学仅五英里远的斯托克顿（Stockton）。我答道：“我们授予他们荣誉奖章和紫心勋章，”意思是他们因生活的窘困而接受学院的奖学金。我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学生受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实考夫曼早就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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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入门的人类学家来说，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来自如下事实：实际观察所得与从民族志报告读到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当一位人类学家写下“邦戈-邦戈（Bongo-Bongo）是父系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邦戈-邦戈的亲属关系以什么方式与其他“父系制社会”属于相同的范畴内？民族志学家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从而使他或她得出这一结论？简言之，在原始观察与正式的描述之间，田野工作者作了一系列判断和概括。人类学家进入实地考察时，他或她并未发现那里有什么事实等着他去收集。没有什么自明的、一目了然的父系制资料可以收罗起来纳入一个样本之中。固然人类学家是由他的观察出发来构造文化与社会系统，然而这已经过他思维的中介和过滤。因此，学生进行田野工作并不只是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而是要去获知社会事实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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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田野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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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前必须先回答两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去？去何处？当然这二者是相关的，但前一个问题更重要。人类学家从事田野工作是要阐述某些理论问题或假说。或许这是极为深奥的课题，如关于时空的文化观对亲属系统的影响，或许这是更为直接的，如商业收成对初民社会结构日益增长的影响。不管理论涉及什么，田野工作必然对本门学科整体作出贡献，而不只是为了描述的目的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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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定研究什么，那么究竟去何处？几乎所有的文化人类学家只是专门去世界的一个或两个地区；如果我们的田野工作者是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者，他或她多半会选择通过考察古柯叶在玻利维亚生长的情况来考察商业收成的影响。这还有附带的益处，它是一项适时且具有社会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考察了可卡因贸易——该地区的主要活动——中的第一个阶段。接着这位人类学家必须决定他要研究哪一个印第安社会，在哪一处确定地点进行研究，在这里他要把理论搁置一边，专注于实践。要考虑的因素有：可进入性、健康状况、政治可行性、生命安全（这是总要考虑的，尤其在研究毒品交易时更应如此）以及对研究项目的合适性。通盘筹划这一切后，我们的人类学家即写出正式申请递交给基金代理机构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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