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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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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诠释与调和过程来结合新的特质，社会就能汲取邻近社会的文化，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个性、特殊性和统一性。因而变化的范围缩小了，与原有文化不一致的可能性也减小了。但不管怎样，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这被称为“文化区”。在一个文化区的界域内，各个组成的社会尽管绝不是等同的，但却具有大量共同的特质。对各文化区的描述表明，其发展过程中涉及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简单的传播机制所涉及的关系则要少得多。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尔于1922年在墨西哥以北的北美土著人中发现九个文化区：东部林区、东南区、西南区、加利福尼亚区、高地区、北太平洋沿岸区、西部平原区、爱斯基摩区和麦肯齐区（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内地）。这些区域几乎与北美环境区完全吻合。威斯勒尔指出，文化区与该区主要的谋生手段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已在第六章中讨论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区——包括大部分内华达州——以采集种子为生，西部平原区的特征是骑马狩猎野牛，北太平洋沿岸区和高地区的社会主要依赖于捕鲑鱼，爱斯基摩人捕猎海上哺乳动物，麦肯齐区的人追捕北美驯鹿及其他动物，而东南区、东部林区以及西南区的部落则主要种植玉米，各文化区内的大部分相似之处都是文化适应于共同环境的结果。再者，由于生态适应的类似性，因而特质也就更容易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整个平原捕猎野牛者就是这样迅速地掌握了驭马术，所有北太平洋沿岸群体的捕鱼技术大致也是如此传播的。作为地理上的统一体，文化区也是密切交流的区域。在整个西部大平原上，人们骑马旅行穿梭来往，西北海岸的人们则乘坐独木舟穿过加拿大太平洋的内陆水路互相交往。有些文化区被自然的障碍隔开，因而彼此难以传播，落基山脉是西部大平原与高地、犹他、爱达荷、内华达的大盆地之间的屏障，而加拿大喀斯喀特山与落基山则从内部隔开了北太平洋沿岸与麦肯齐内陆。这些屏障并非不可逾越，但毕竟不利于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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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时，表面上看，传播现象和各种文化彼此间的历史影响是引进了一种外来的因素，一种偶然的不确定因素。进化论的早期批评家们就认为，传播就是这么回事。纯粹而又规则的进化体系被代之以一种描述，一一列举这种或那种文化的形形色色的特质所以产生的源泉，以此来解释文化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反理论的方法，它以排斥所有的次序来驳斥进化论。实际上，传播作用在本质上与独立的发明并无二致，在我们的资料中，传播过程与进化过程是相谐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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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化，如果具有任何什么含义的话，必然是指有序的和有方向的历史过程。其方向之一是社会日益复杂，另一则指向更高级的技术。这两个特征自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关于传播所知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有序的事件。更有效的技术通常取代较无效者，于是社会就形成一种普遍的趋势，通过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以发展开发环境的更多的生产手段。如短期内的选择包括使用更好的斧子、弓箭或新谷种这样处于表层的传播，最终即导致长远的变化，我们称此为进化。传播偶尔也会引起与过去激烈和根本的撕裂，但通常情况下，在社会的原有模式中没有地位、没有功能、也没有意义的特质不是被排斥，就是被修正。国家观念就不会传播到完全没有制度胚芽的社会中，除非从外部进行周密的干预。没有灌溉知识与技术，农业技术也不会传播到沙漠地区。传播与生态过程遵循共同的过程。若一种文化采纳一项革新，传播也就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采纳一项独立的发明与接受传播项目的前提条件完全是一样的。二者都关系到有序的变化，因为它们都必须安置到一个整合的文化系统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过去铸造了将来。捉摸不定的历史即以这样的方式——使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有序并可以预见——嵌入到文化进化的松散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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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新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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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思潮复兴之时，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的进化以及个别文化的进化，这二者间的区别曾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课题，这一思潮兴起于20世纪，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鼎盛，到20世纪60年代走向式微。这一所谓新进化论的主要设计者是人类学家L．怀特和J．斯图尔德。他们理论的特点是突出经济因素，尤其是技术因素，因而二者都是唯物论学派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这一学派在过去的30年间成为人类学中举足轻重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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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怀特对易洛魁人感兴趣，因而他受到L．H．摩尔根著作的影响。他并没有在摩尔根的工作中发现错误的理论——怀特早期的工作曾使他认为是这样——而是发现了一位尚未成熟的潜在的理论家。怀特认为人们低毁并且不公正地忽视了摩尔根的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捍卫摩尔根，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了一种更多地具有他自己特点的进化理论。怀特假定并经常当作事实来论述，是技术效率的增长——以一个社会中人均耗能来衡量——导致、推动并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最古老的、最少进化的群体只使用人力，尽管某些技术发明如斧、弓箭等使他们能更有效地释放能量。箭只是受到人力的推动，但手臂肌肉拉拽弓弦则转化为箭的射击。这就是在文化进化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其意义不如农业的发展、使用畜力、发明蒸汽机或利用原子能那么大。所有这些都代表社会支配外部能源的不同阶段，并开始挥霍这个行星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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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特赞颂摩尔根，但他却不是一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由确定不变阶段的单线进化论者。虽然他看到由最简单社会到最复杂社会进程中的普遍序列，但他认为这是整个人类史，而不是这个或那个文化史都要经由的序列。他认识到，要整理出各项技术发展的编目就得在各大陆之间和各社会之间来来回回地周游考察。欧洲与美国可能是先发现了原子能，但肯定不是他们发明了农业、风力、或车轮。在怀特的著作中，技术比人类进步的显著阶段更为重要，是进步的主要源泉。对应于马克思的区分，他也作了一种划分。怀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由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基本设施、社会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前者，即技术，在他关于后二者图景中是决定性的。这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怀特并未承认政治体制、宗教和哲学可能影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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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如此强调文化进化的普遍图景，从而使他的理论提升到如此的普遍化高度，以致难以将其用于个别的事例。所以他在强调技术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注意到技术在具体背景中的应用。由于不能处理个别事例，理论就无法解释自然条件所设定的特殊环境。他随同他那没有告诉我们工具是如何得到应用的技术决定论而离开了我们。J．斯图尔德在1948年提出了考虑到区域生态因素的另一种理论。他的进化论很自然地产生于他关于文化生态学的观念，这在第六章中已作了讨论。如我们所知，斯图尔德发现，在极其相似的社会结构中，它们的工具、资源、所开发的产品，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也是相似的。他假定，这种平行关系是由于在所有时期都起作用的相似的力量，历史将揭示这些社会经由某种平行的发展途径。他认为，前面提及在五个彼此隔离的地区平行发展的都实施灌溉农业的国家，这一事例就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上面这一点。固然，并不是所有的复杂社会都进行灌溉，国家可经由其他途径进化。然而，“灌溉国家”毕竟是社会进化的一条途径，而其他处于不同环境具有不同技术的群体可能会循着别的途径进化。斯图尔德称他的理论为“多线（几条线路）进化”，以强调这一历史的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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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理论被普遍化，以提供了对全人类文化进化的一种解释；而斯图尔德的理论则说明，在为数有限的具有相似经历的社会中如何有序地出现了社会体制。在另一个意义上，斯图尔德的理论可用于判断和确定文化变化的原因。通过比较方法，他以生态背景的共同点来解释跨文化相似性或社会体制的再现性；在以比较方法验证了他的假说之后，他又回到历史，以提出进一步的确证。他的结论是，各种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生态关系，是社会变化与进化的基本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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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德与怀特在进化理论的某一方面奠定了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从未被驳倒过，甚至博厄斯学派也驳不倒。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它在E．涂尔干和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的著作中也表述过，即社会和文化进化的标志是，社会-政治单位在规模与范围上的增长，由简单的社会发展到复杂的社会机体，或者由同质到异质的过渡。将非洲布须曼人（Bushman）的小群猎人与现代民族国家对比，即可说明规模与范围的增长。由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和现代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又周密的相互依赖，确定群体与地位的准则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明显地说明了复杂性的增长。斯图尔德将规模与范围的这些增长视为“社会文化的整合水平”，这是一个不那么直截明了的词，尽管描述是充分的。最简单的和最小的社会单位之例证是几乎完全自主的肖肖尼家庭，然后是由一群猎人或居住于村庄中的农人组成的较为稳定的地区性群体。在这一序列中，最复杂以及无所不包的社会单位是国家。怀特的一位学生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也描述了类似的进化序列，由相对稳定的一群人到部落到酋长国到国家，规模渐次增大，政治控制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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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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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社会不断变化的兴趣，人类学进而研究由于群体的接触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这在人类学中即称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美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目的在于对现存的印第安文化进行编目及描述，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限于进化图式或特质的传播历史。到1920年代，人们逐步发现已了解不到更多关于“土著的”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知识，学者注意力日益转向现在特许居留地上的居住者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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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西方文化渗入到什么地区的简单社会——实际上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是，那儿初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群体几乎于顷刻之间毁于疾病，另一些则为欧洲的强大军事技术所毁。与白种人通婚对人口作了过滤，许多人迁移到城镇和交界处的殖民者居留地生活。现存的美国印第安人被迫迁往特许居留地，南非的人民在武力的胁迫下去白人殖民者的矿井与农场劳动，澳大利亚土著人不得不依靠牧场和传教救济站，而残存的巴西印第安人则被远远赶到南美的腹地。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到处是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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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两个或多个社会发生直接而持续的接触时，也就开始了文化涵化过程。由于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的联系，因而这一点在社会变化中并不是某种特殊的情形，而可以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因素。文化涵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大范围的传播是由于政治上具有优势的群体的竞争、实用主义动机，以及某些时候是由于胁迫所造成的。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殖民王国迫使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种植园劳动，在托管制下强迫他们去矿井干活，同样，也将基督教强加给印第安人。在这一过程中，印第安人经常吸收他们的征服者的习俗。今天，许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本乡本土”的服饰实际上是16世纪西班牙的服装式样。大量的调和也造成——人们今天仍然能发现——墨西哥南部高原的天主教与玛雅礼仪的混杂物。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单向的运动。欧洲人引进了烟草，这对他们没有多大好处，但他们也引入了印第安人的土豆与玉米，这使欧洲人获益匪浅。相互接触的两个社会在此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尽管程度和方式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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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说过：社会及其文化形成系统，系统某部分的任何扰动都会影响其他部分。在新的项目引入之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钢制的斧子使某些南美印第安人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点缀和强化他们的仪式生活；西班牙马的引入，则改革了西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然而所发生的不只是传播及其影响，相互接触的群体形成一种彼此联系的结构，后者又修正并改变各个社会内部的关系。再者，群体的生态适应性可能会有很大的调整。文化的接触通常由作为各自社会代表的个人作为中介进行。政府官员和传教士在这一意义上扮演了作为“文化经纪人”的重要的“边界角色”，但往往是由商业和劳动建立起最普遍最强大的联系。如我们所指出的，非工业化世界的人民是西方产品热切的消费者。在过去时期是钢斧实用的诱惑力，在今天则是半导体收音机的魅力，后者较之前者毫不逊色。人类学家坎德拉里奥·萨恩斯（Candeclario Saenz）报告说，一个图阿雷格铁匠居然还拥有一架电视机，在撒哈拉沙漠腹地有可能通过卫星的转播接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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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东西都必须是买来的。文化涵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在社会与生态上的结果是什么。北美印第安人做毛皮交易，他们的亚马逊河畔的同族们则采集野生橡胶。太平洋上的岛民在椰子园里操劳，西非人则种植可可。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得制成的商品，但他们也建立了对白人商人与雇主紧密的依赖关系，并且改变了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活动。对可供上市物品的需求引起极其微妙的生态关系的变化。加拿大阿尔衮琴人（Algonquian）、阿塔巴斯卡人（Athapascan）和印第安人为哈得逊湾公司猎取毛皮，他们扩展了布设陷阱路线地域的所有权。印第安人的生活与社区的核心终将转向以商业为中心，原始时期的小群组织相应地削弱了。在南美，许多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对商人已是负债累累，不得不努力去采集更多的橡胶，而因此又误了农时。生态的重新适应极大地改变了初民社会系统，个人经商最终具有瓦解公社式相互依赖、腐蚀合作群体功能的效应。说到底，文化涵化过程用不了多久就会使初民文化寿终正寝，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将日益走向大工业社会的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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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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