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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抗议说，“但是，你遗忘了丘吉尔。”毫无疑问，丘吉尔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还有与极权主义恶势力作斗争的事实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今天的读者非常有可能低估了丘吉尔的重要性。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直到丘吉尔掌权成为自由民众的领袖之前，希特勒都在毫无阻拦地前进。而当丘吉尔上台之后，希特勒永远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重新获得他曾有过的那种把握时机或者不可思议的料事如神、先发制敌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那些精明的盘算者们成为20世纪40年代无所顾忌的鲁莽的人们。在那件事发生了3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美国很可能会甘心看着纳粹统治欧洲和欧洲还未受到战事影响的殖民王国。而且，如果不是丘吉尔早在一年前破除了纳粹不败的魔咒，俄国也很可能不会抵抗纳粹的入侵。丘吉尔给予欧洲的正是欧洲当时需要的：道德威信、对价值观的信奉和对合理行动代表的正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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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丘吉尔不仅出现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而且我在本书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当我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当时的确在偷偷期待温斯顿·丘吉尔真正成为政治领袖。而且，我从来没有对那些虚假的领袖比如法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有过任何同情，当时有许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很多跟随者在盼望着对他的宣判。然而，在1939年之际，丘吉尔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而且马上快70岁的老人；尽管热情洋溢，但仍让听众感到乏味的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失败过两次的政治家，虽然他在反击时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却不能很好地胜任政府的工作。我知道这一点令人很难相信，即使是在1940年，当由于法国的沦陷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时，签订《慕尼黑协议》的人纷纷被慕尼黑人（“Men of Munich”）扫下台时，丘吉尔都绝不是那个既定的继任者，但是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当时有几个人被考虑出任首相一职，而且其中的一两个更是处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几乎得到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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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于1940年当选首相，那是发生在本书出版一年以后的事，这无异于是对《经济人的终结》书中祈祷和希望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重申。不过在1939年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和希望，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缺乏领导人才、缺乏肯定、缺乏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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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英国的预备军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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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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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威尔·乔治（Orwell George，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象力的小说猛烈攻击极权主义并表达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作品包括1945年发表的《兽园》和1949年发表的《198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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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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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三部分 政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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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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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作品当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要数发表于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的一个章节”政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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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撒切尔夫人数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样，她制定的政策有很多是基于”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举例说，撒切尔夫人发明并倡导”私人化”（privatization）的概念，而我最初是称之为”重新私人化”（re-privatization）。这个观点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观点的核心部分，即一个政府如果想要有效地管理国家，它就必须停止”亲力亲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政策、做决定、建立标准体系和国家的远景规划方面，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在国家的统治上。日本在1970～1980年这个时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据当时的日本首相说，“政府的疾病”这一章节也在日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依据。事实上，他在1970年的新年致词的大部分都在谈论我的这本书（尤其是”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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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政治反响都是时势所致。其实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内容我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比如，在我那本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中我就说过，但是当时没人注意我的这些观点。而且事实上，如果我说的这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一种误解，人们认为我是在为一个无能的政府辩护而不是在为一个高效的政府呼吁。50多年的时间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撒切尔夫人注意到我的理论——人们似乎都相信一个政府越庞大，做的事情越多，那么它就会越有效。在这50年里，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它们相信一项任务如果由政府来处理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于个人的权力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它们对于政府或国家的执政能力的理解。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在做事情方面的无能，这使得人们开始接受关于政府局限性的讨论——这也是”政府的疾病”这一章的话题。几年后，在我那本1989年出版的书《新现实》里，我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可以看得出来，在长达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的人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一样，期待着有一种社会信条，比如说资本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社区、社会和政体的问题。在这一部分的第5章”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展现了导致巨型国家的基本历史发展状况，也谈到了导致”政府的疾病”的基本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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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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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5章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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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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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每一本历史著作都教导说，过去400年的世界史属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世纪。虽然这一众所周知的事情的确是事实，但它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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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个世纪中，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都在努力想要超越民族国家，并用一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来取代民族国家，无论这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殖民帝国还是一个欧洲的（或亚洲的）超级大国。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强大的殖民帝国的兴衰：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于16世纪兴起又在19世纪初瓦解；接着，大英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继于17世纪兴起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在这4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只要有新的主角出现，它就会立即开展超越民族国家的使命，试图把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在自己还未完全统一时，便于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了殖民扩张，意大利则晚至20世纪30年代还做了再次的尝试，甚至美国也于20世纪早期变成了一个殖民国家。为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也做了同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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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国家的大本营，欧洲在这4个世纪里不断地尝试着以建立跨民族的超级大国为主要内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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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欧洲民族国家曾6次尝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希望将欧洲大陆转变为在它控制和支配下的欧洲超级大国。第一个尝试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西班牙不过刚刚在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国、公爵领地、县和自由城市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王子为代表的统一国家，而且西班牙直到100年之后，当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遭到毁灭的时候，才放弃了自己成为欧洲霸主的梦想。接下来，马上是法国开始继续努力成为欧洲霸主。首先是在黎塞留（Richelieu）[1]的领导下，然后是路易十四，这种尝试直到75年之后，当法国耗尽了本国的财力和人力之时才作罢。不过这样的结果没有阻止另一位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不过在75年之后，他重新开始争霸之路，使欧洲卷入了长达20年之久的战乱，为的仍旧是成为欧洲的霸主，建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超级大国。然后，在同一个世纪里，又有两次德国发起的以统治欧洲为目的的战争；希特勒被打败之后，斯大林又开始通过武力和颠覆的手段试图建立一个苏联统治的欧洲。而且，日本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便即刻开始着手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日本也尝试建立一个日本统治的亚洲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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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产生帝国的并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本身就源自于成为跨民族国家的动机。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出产了如此多的金银，使得西班牙能够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即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资助成立了自古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即西班牙步兵——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组织。有了这样的装备，西班牙发动了第一次征服欧洲的战役，第一次试图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统一欧洲。于是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博丁（Jean Bodin）写了《共和国六卷书》（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年出版）一书，公开宣称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就是反抗西班牙的威胁，成了民族国家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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