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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西班牙的威胁，使得博丁倡导的民族国家成了整个欧洲“进步”的原因。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如此巨大而真实，博丁的建议才为人所接受。在16世纪末，博丁提出的民族国家模型看起来纯粹是幻想。它的内容包括：中央集权的文官体系，只向主权者负责；由中央控制军队；职业军人担任常备军的领导，由中央政府任命并且向中央政府负责；由中央控制铸币、税收和关税；由中央任命的职业法官替代由地方巨头构成的法庭。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与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存在了1000年的惯例相对立。所有这些建议都严重地威胁到了各种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自主的教会和被免除责任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各自拥有只效忠于自己的武装仆从以及司法权和税收权的大小地方贵族、自由城市和自治的贸易行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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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班牙力图控制欧洲的意图使得其他国家别无选择：要么臣服于自己国家的主权，要么被一个外国主权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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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实际上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每个变化都起因于或至少是由于相似的企图，即获得欧洲霸主地位并且用一个超级大国来取代民族国家而引发，而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相继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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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此可能会期望政治学家去研究殖民帝国并为此提出一种政治理论，可这两件事政治学家们都没有去做。相反，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人们可能还指望历史学家研究欧洲的超级大国，但每所大学中负有盛名的历史学教席都是讲授民族历史的教席。著名的历史著作全都是关于民族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美国或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还是俄罗斯。即便是在英国，一个最大的并且多年来也是最成功的殖民帝国里，对历史的教学也仍然集中在民族国家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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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现代帝国缺乏整合力量，而唯有民族国家能够进行整合，能够形成一种政体——一种政治社会，能够给公民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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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现代帝国和所有的超级大国之所以都惨遭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更不必说成为民族国家的后继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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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民族国家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数个世纪中是唯一的政治现实，它却在最近的10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已变异为巨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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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0年时，民族国家已在取得全面的胜利；甚至奥地利也已变成了一个由两个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即奥匈帝国。1870年的民族国家，就其形式和行为而言与博丁于300年前畅想的主权民族国家仍然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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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世纪之后（1970年时）的民族国家，与博丁的国家或确切地说与1870年时的民族国家相比，就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它已变异成了巨型国家，也许与它1870年时的前身相比仍属同一个种类，但其中的差别就像美洲豹与小猫咪的差别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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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设计初衷是要它成为公民社会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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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巨型国家却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人。而在其极端的形式即极权主义的形式中，它已完全取代了公民社会。在极权主义中，全部社会都变成了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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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以及公民的财产不受主权者的随意侵犯。而巨型国家，即便是最不走极端的巨型国家，如英、美形式的巨型国家，也认为，公民的财产应当根据税收者的意见才能得到保留。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在其《财政国家》（Der Steuerstaat，1918年发表）一文中所指出的，巨型国家断言，公民只拥有国家公开认同或默许他们保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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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丁所设计的民族国家，以维护公民社会作为其第一功能，尤其是在战时，这实质上就是“保卫”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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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国家却日益抹去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区别，它用“冷战”替代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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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的转变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迈向巨型国家的第一小步是始自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福利国家。俾斯麦此举的目标是对付迅速高涨的社会主义潮流，它是对阶级斗争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先前人们只把政府视为一种政治机构，而俾斯麦则使政府变成了一个社会机构。他自己推行的福利标准，如健康保险、预防工业事故的保险和老年退休金（30年之后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实施，英国又随之发明了失业保险），虽然很有节制，但其蕴涵的原则却是激进的，而且这种原则远比以此名义采取的个别措施具有大得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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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接管了各种社会机构。但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功能仍然只是保证偿付或至多是提供偿付，大体上它仍然不插手实际的社会工作或不强制公民保持恰当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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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国家从一个提供者（provider）变成了一个管理者（manager）。传统福利国家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项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颁布的《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它资助每个回国的美国退役军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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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府并没有指定退役军人应该上哪所大学，政府也没有去经营任何大学，它只是向退役军人提供上大学的经费，由退役军人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并学习什么专业，而且任何大学也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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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不久即出台的另一项大型社会项目是“英国国民保健署”，它是（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第一次使得政府扮演了超越保险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不过不是完全地充当这种角色。作为政府部门的“国民保健署”承担着保险的功能，它向治疗病人的医生偿付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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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医生并没有成为政府的雇员，病人在选择医生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另一方面，“国民保健署”所管辖的医院和医院治疗则被政府接管。在医院工作的人员变成了政府的雇员，政府实际上管理医院，这就使政府向社会领域中的角色迈出了第一步。政府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促进者、承保人和支付人，它变成了实施者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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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0年时，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认同了这样一种学说：政府是处理所有社会问题和所有社会任务的理想机构。事实上，非政府的私人活动在社会领域中变成了可疑的东西，乃至被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反动的”、“歧视性的”。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领域的实施者，美国通过政府举措或指令以期改变一个多民族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一个（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通过政府的指令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的行为以消灭种族、年龄或者性别歧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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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时，民族国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经济机构。美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它不仅发明了政府制定的商业管制制度，而且还开创了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企业拥有权的先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诸如银行业、铁路、电力和电话的商业管制便逐渐在美国得以建立。这类政府管制是19世纪最原创的政治发明之一，并且在最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从一开始就显然被视为介于“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第三条道路”，并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的迅速扩展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做出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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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后，美国开始将一些企业归为政府所有——最初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领导下的内布拉斯加州。又过了数年之后，在1897～1900年间，维也纳的市长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没收了奥地利首都的市内有轨电车公司、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并将其纳入市政府所有。就像反对社会主义的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卢埃格尔也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是美国所谓的“平民党人”，并且把政府所有权视为平息正在迅速升级的“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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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19世纪极少有人，其实直到1929年之前都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能够或应当管理经济，更不必说政府能够或应当控制经济衰退和萧条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经济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私有财产一旦废除，经济就会进行自我调节。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任务是去维护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气候”——通过保持货币稳定、低税收以及厉行节俭和鼓励储蓄。经济“气候”或者说经济“波动”，其实是无人能够控制的，其原因仅仅是，导致这些波动的事件往往是世界市场的事件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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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应当控制经济气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第一个断言，民族国家的经济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至少在中等大小的国家和大国中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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