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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冷战国家已经无法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实行军备控制了。除非可以实现跨国军备控制，否则就根本无法继续，其结果是，即使大国之间的激战可以得到避免，全球范围的武力冲突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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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政国家和保姆国家（Nanny State）不同的是，冷战国家并没有完全失败。实际上，如果说在绝对武器时代，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那么，冷战国家其实是成功的，这也是巨型国家获得的唯一成功。但是最终，这种成功仍会转变为失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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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巨型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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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塞留：法国主教及政治家。作为路易斯八世的首席大臣，他致力于加强君主制统治，并在30年战争（1618～1648年）中领导法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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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reto’s Law：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意大利，全国大约80%的财富掌握在大约20%的人手中。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法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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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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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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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6章 政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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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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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政府可谓是风光无限。1900年最专制的政府也不敢像现在最自由的国家里的税务员那样去调查公民的私事。即使在沙皇统治时期，秘密警察也不会进行安全调查，但现在我们却把这种调查视为当然。而且1900年的任何官僚机构也不会去发放问卷调查，可如今的政府希望企业、大学，或者公民填写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烦琐的各种问卷调查。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史无前例的庞大，拥有最多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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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显然是无所不在，但是，政府是否真的变得强大了呢？或者只是变得更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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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只不过是变得更庞大而不是更强大了，也就是说变得更虚弱臃肿，而不是更有力量，也就是说花了更多的钱却没有做成什么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公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而且也不再对政府抱有什么期望了。实际上，政府身患疾病，而且是当我们正需要一个强大、健康、充满活力的政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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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对于政府的尊敬的确很少，更谈不上什么热爱了。但是，成人、纳税人也在逐渐地对政府失去兴趣。他们仍然期望从政府那儿获得更多的服务，尽管他们还是想获得政府承诺的好处，但是他们全都不愿意再花钱去养一个更庞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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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的失望不分国界，也无关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在白人国家或者非白人国家都一样普遍。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种对政府的失望也许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断层，因为它标志着在当代人和他们的上辈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态度和心情上的改变。从1890～1960年这大约70年间，人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我们热爱自己的政府，觉得政府有着应付一切的能力，而且政府总是一心为民。对于在1918～1960年这个时期长大成人的这代人来说，他们对于政府的热爱达到了顶峰。在这段时期里，只要人们可以想到的需要做的事情，都转交给了政府，而且，每一个人都相信，交给政府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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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由原来的信任很快地转变成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年轻人对政府甚至是持反叛的态度。我们仍然，如果仅仅是出于习惯，把社会的各项任务托付给政府来处理。我们还是会一再地修改不成功的项目，而且当项目实施的过程需要修改，或者“合格的行政工作”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们会声称这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当这个项目需要第三次修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这些承诺了。比如说，有谁会再相信美国（或者联合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一次行政上的改革会真的促进世界范围的快速增长这样的承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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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真的会去相信针对贫穷的战争会消除城市的贫穷？或者，在俄罗斯，谁会真的相信一个新的创新项目会使得集体农场获得丰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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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重复昨天的口号，而且，我们的确还在照着这些口号行动，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些了。我们也不期待政府会做出什么成绩来。我们曾经对政府怀有的深长的热爱现在变成了一种令人疲惫的仿佛中年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摆脱这段感情，而只能由于这份拖泥带水的感情而倍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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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对政府的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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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期望奇迹出现，而这种心理总是会带来失望。人们普遍相信（虽然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想法），政府可以白手起家就做成一番大事业。人们认为花费开销是做事人职能的一部分，而不是做事情时必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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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上观点还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持有的诸多错误观念中的一个，他们还认为：如果把任务交给政府去做，那么冲突和决定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一旦“那些邪恶的私人利益组织”被消除，那么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就会自动浮现，所做的决定也肯定是合理而自然的，既不会是自私的决定也不会感情用事。就这样，对于政府的信仰成为无视政治和责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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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取金钱的欲望，这种动机就可能成为谋私利的基础；除了金融观点，价值观就可以成为冲突发生的理由，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些，他们认为的是经济学看起来更像是去往太平盛世路途中的一个障碍。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权力，虽然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这种对权力的无视让人很费解，所以就更谈不上去理解什么是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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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支持自由企业——更不用说一个有钱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推理不能阻止人们相信政府拥有制是一剂万能良药。这种理论很简单：“私有企业和私人利益是不好的，因此政府拥有制肯定是好的。”我们可能仍然相信这个论点的前提，但是我们不再接受关于政府的那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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