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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可以表达共同的意愿、规划，并且使各个组织都能为社会和公民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又可以表达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在国际事务中能出现强大、有效的政府，以便我们能够抛开主权来为世界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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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差异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力求一致，而是联合统一。我们不可能指望能超越社会存在的差异。各种不同的机构都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每一个机构都在执行着一个重要的经济使命。我们不能改变这些机构的自治形式。它们执行的任务使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力，无论这种权力获得了政府的同意与否。我们因此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中心，而这样的中心只有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才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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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对于政府来说天生就难办。由于设计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政府就不善于创新。政府也不能真的放弃任何事情。当政府开始实施什么的时候，事情就定了型，不可更改了。较明智的政府不会去改变这个现状。因为政府在创新方面的无能其实是根植于政府的立法和必要的功能之中的，因为政府就是社会的保护和保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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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活动、安置和雇佣行为一经实施就立即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是谈论一个正在衰退的产业，比如，英国国有煤矿或者是欧洲和日本的政府所有的铁路，还是计划经济下的产业，情况都是如此。且不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怎样，一旦要改变这些政策，就会马上想到那些生产力最低的行业，当然，这些行业的工人们收入最低、最缺乏技能，因此，也最“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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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项目都是错误、无效和具有破坏性的，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政府项目最终都将失去它的效用。这时，政府的反应就很可能是：“让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再多投入一些，再多做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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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一个蹩脚的管理者。政府出于必要总是要关注程序，因为出于必要的原因政府都庞大臃肿。政府也意识到它在掌管公共基金，所以必须要说清楚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政府于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官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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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到底是“法治政府”还是“人治政府”还有待讨论，但是，每一个政府，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形式多样的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很大的开支。为了“控制”事情最后的10%，政府总是要花掉比前面那90%还要多的钱。如果政府要解释所有的事情，那么控制就会变得出奇的昂贵，然而，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指望政府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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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不仅仅是“官僚”和繁文缛节，还有一个理由要合理得多，那就是“欺骗”。政府中存在“一点儿欺骗”的现象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很快地传染给整个政府体制，然而欺骗的诱惑总是很难抵御。那些生活局促、收入平平的政府职员掌管着非常可观的政府基金。职位低下的政府官员却手握职权，掌握着对于他人——那些涉及建筑工程、无线电频道、航线、区划法律、建筑代码等——至关重要的合同和权益。因此，害怕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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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官僚”和由此产生的高额支出都不能避免。一个政府如果不是一个“形式多样的政府”，那么它很快就会退化成为一个互相掠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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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使这些决策奏效；集中社会的政治力量；使事情戏剧化；并做出最根本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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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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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机构那儿了解到的那样，和“实施”是相矛盾的。任何企图把统治和“实施”尽可能结合起来的尝试都会使政府丧失其决策能力。而且，任何企图让决策机构来“实施”的努力也意味着失败的“实施”，因为它们没有集中精力在“实施”上，而且它们不具备“实施”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和“实施”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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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那些士兵、公务员、医院的行政工作者会向商业管理学习理念、原则和实务，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过去的30年，商业也在面临和政府面临的同样问题：“管理”和“实施”之间的矛盾，只是规模要小很多。商业管理了解到这两者需要分离，最高管理层，也就是决策层，要和“实施”脱钩。不然，结果就会是既做不好决策，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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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领域，这种把管理和实施相分离的做法被称为“分权”。这种叫法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这种叫法暗示中央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而作为建立结构和体系秩序原则之一的“分权”恰恰是为了使最高决策管理机构更加强大、更好地来履行最高决策层的职能，也就是要更加集中精力来做决策，而把“实施”的任务交给具体运作的管理部门。每一个运作管理层都有各自的使命和目标，也都各有其采取行动和自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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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种体会运用到政府，那么社会的其他机构就自然成为“实施机构”。政府应用“分权”制度不仅仅只是成立另一个“联邦主义”的政府，在这种联邦体制下，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履行“实施者”的职责。实施分权意味着政府采用一整套政策来让社会上的非政府机构来做真正的“实施者”，比如，实施、运作、执行。这样一套政策可以被叫做“重新私有化”。由于最开始的那些社会私有企业和家庭式私有企业无法实施很多任务，这些任务在19世纪就为政府所承担，然而，这些任务已经可以被新的在最近这六七十年里兴起和成长起来的非政府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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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先问这样的问题：“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可以做些什么？”政府还可以考虑：“如何来设计和组织政治和社会目标，才能为这些机构提供表现的机会？”还有“这些机构的能力和接受力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完成这些政治目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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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将扮演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我们所有的理论中，政府包含着实施的各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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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真的实施“重新私有化”，那么政府，尽管会是最高的中央机构，也只是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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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私有化的实施会带来一个任何现在的社会理论都无法预想的新社会。在这些理论中不存在政府，政府存在于社会之外。而在重新私有化的社会，政府会成为社会的中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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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社会理论，在过去的250年里已经分离开来。如果我们把近50年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政府和社会，它们就会重新合二为一。那些非政府机构，如大学、商业，还有医院将会被视为完成任务、取得成绩的机构。政府将被视为社会制定重大目标的源头和领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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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凋谢的政府”，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强壮和积极的政府。但是，我们的确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庞大但无能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强大却专注于做决策和指导方向，把“实施”留给其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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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不是“放任主义的回归”，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任由经济自行发展，经济领域不能也不会被认为是置身于公共领域之外。但是无论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所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再是与政府完全无关或者是完全受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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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也许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或者新的宪法。我们需要新理念和新的社会理论。我们是否会得到这些，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当今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兴趣，主要原因是这个政府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并且真的在统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是“实施者”；这样的政府不是“行政管理者”；这是一个统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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