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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由原来的信任很快地转变成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年轻人对政府甚至是持反叛的态度。我们仍然，如果仅仅是出于习惯，把社会的各项任务托付给政府来处理。我们还是会一再地修改不成功的项目，而且当项目实施的过程需要修改，或者“合格的行政工作”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们会声称这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当这个项目需要第三次修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这些承诺了。比如说，有谁会再相信美国（或者联合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一次行政上的改革会真的促进世界范围的快速增长这样的承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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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真的会去相信针对贫穷的战争会消除城市的贫穷？或者，在俄罗斯，谁会真的相信一个新的创新项目会使得集体农场获得丰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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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重复昨天的口号，而且，我们的确还在照着这些口号行动，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些了。我们也不期待政府会做出什么成绩来。我们曾经对政府怀有的深长的热爱现在变成了一种令人疲惫的仿佛中年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摆脱这段感情，而只能由于这份拖泥带水的感情而倍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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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对政府的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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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期望奇迹出现，而这种心理总是会带来失望。人们普遍相信（虽然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想法），政府可以白手起家就做成一番大事业。人们认为花费开销是做事人职能的一部分，而不是做事情时必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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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上观点还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持有的诸多错误观念中的一个，他们还认为：如果把任务交给政府去做，那么冲突和决定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一旦“那些邪恶的私人利益组织”被消除，那么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就会自动浮现，所做的决定也肯定是合理而自然的，既不会是自私的决定也不会感情用事。就这样，对于政府的信仰成为无视政治和责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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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取金钱的欲望，这种动机就可能成为谋私利的基础；除了金融观点，价值观就可以成为冲突发生的理由，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些，他们认为的是经济学看起来更像是去往太平盛世路途中的一个障碍。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权力，虽然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这种对权力的无视让人很费解，所以就更谈不上去理解什么是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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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支持自由企业——更不用说一个有钱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推理不能阻止人们相信政府拥有制是一剂万能良药。这种理论很简单：“私有企业和私人利益是不好的，因此政府拥有制肯定是好的。”我们可能仍然相信这个论点的前提，但是我们不再接受关于政府的那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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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相信，年轻人更不相信，如果把事情交给政府，冲突、问题还有决定就会消除。相反，政府在年轻人看来本身就成了邪恶的“特权阶级”。甚至老一辈的人也没几个相信政治太平盛世的到来会是由于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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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今天大部分的人们都已意识到把事情整个地交付给政府才是导致冲突、特权、牟利阶级和复杂决定的原因。我们意识到我们把事情交给政府的时候是使事情政治化了而不是消除了不利的政治因素。通过其他方面，我们也意识到政府不能代替决定。政府不能通过做出明智的决定来消除利益阶级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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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政府最大的失望是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查看过去30年或者40年的记录，我们就会看到令人沮丧的结果。事实表明政府可以把两件事情做得很好：一是它可以发动战争，还有就是它可以造成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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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事情，政府当然可以做出种种承诺，但是能做到的就没几件了。作为行业管理者，东欧的那些卫星国家和英国的国有化行业的实际情况令人失望。如果私有企业来经营的话情况是否会更糟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政府成为一个完美的行业管理者，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连平庸都称不上的政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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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规划者政府也没有做得更好，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戴高乐执政的资本主义法国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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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大的失败和失望是福利国家的惨败。人们都希望一个富裕的工业国家会为人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福利，但是福利国家许诺的绝不仅仅是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它承诺释放具有创造力的能量、承诺消除丑恶现象和妒忌、争端。无论福利国家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些国家做得有多好，福利国家至多只能被看成是一个超大的保险公司，和一个保险公司那样令人兴奋、具有创造力、令人鼓舞。没人会因为一则保险条款而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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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福利国家获得的最好结果就是政府差强人意的表现，而且常常我们连这种表现也得不到，我们得到的是像保险公司那样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能。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那么一个庞大的政府行政部门，它们什么都不干，只会花钱。这种现象不仅仅在那些大城市存在，面对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像美国、英国、日本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府也无法控制。这种现象还存在于教育行业、交通行业中。福利国家越大，它们能做的仿佛就越少，即使是处理日常的工作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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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如国家于17、18世纪出现时那样，是它取得了统一的政治控制权。在过去的300年里，大的战争都是为了在一个完整的国家里掌握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是这个政治器官，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选出来的，都不再能实施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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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政府实施的这种政治控制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总统有强弱之分就如总理有强弱之分一样。如果是一个像罗斯福那样的总统或者是丘吉尔这样的首相就能做成一个能力平平的总统和首相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人们大都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促使官僚机构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愿意制定大胆可行的政策，并且有能力使人民改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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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个“强大”的总统或者一个“强大”的首相不是一个长于制定政策的领袖，而是一位能够知道如何促使那些掌握大权的官僚们来完成使命的领袖。肯尼迪具有一位强大总统所需要的所有坚定信念和胆识，这也是为什么这位总统深得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爱戴的原因。然而，他没有影响官僚的能力。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是位强势的总统，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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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辈人，俄罗斯的赫鲁晓夫，同样也没有取得有效的政绩，尽管他深受人们的欢迎而且有着过人的胆识。反过来，那些深谙官僚体制的领袖们，尽管他们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也没有领导才华，却可以做出成绩来，他们仿佛知道如何促使官僚机构去完成使命。但是，他们的手段无非是官僚机构最擅长的，就是把从前的一套重新包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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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和谐，即表明拥有权力而实际上面临失控的冲突，也许是政府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非常善于创立各种行政机构，不过事情常常是这些机构刚成立不久就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就需要政府给予“特权”，还有财政拨款以及纳税人的不断支持才能获得政治豁免。换言之，这些机构一经建立就开始违背公众意愿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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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50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欧洲有20个，美洲20个，而世界其他地区总共有不到12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数字增加到大约60个。而现在，我们有160多个主权国家，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迷你型”的国家加入到主权国家的行列中来。只有在美洲大陆上的主权国家没有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在1900年时的那20来个国家现在大体仍然维持现状（除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快速的分裂迹象）。新出现的一些主权国家非常大：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尼西亚。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主权国家都比中美一些国家还要小，也就是以前的人们谑称为“香蕉共和国”的那种小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太小而常常都无法履行主权国家责任。今天我们有好几十个“独立”国家人口都不到100万人，而且有些国家的人口的确就和一个大村子的人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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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天平的另一边，我们也有“超级大国”，这些国家的规模和权力使得它们无法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这些国家参与所有的事情，到处忙活，常常因为一件非常小而不相关的政治事件而受到影响。但是政策是有关选择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决定什么不去干涉，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法去制定一个政策，即使是美国和俄罗斯也无法说：“我们不感兴趣。”这些超级大国是国际版本的福利国家，而且如同福利国家那样，它们无法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也无法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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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的力量太过强大而不能随意使用。如果有个人只有用一把重达100吨的落锤来打一只苍蝇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超级大国常常无一例外地会有过激的举动，比如俄罗斯在处理自己的卫星国家时，还有美国在处理刚果、圣多明各，也许还有越南的问题时的表现。然而它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它们的强大足以使它们消灭彼此，还要再加上我们这些其余的人，这却不是合乎政治使命的行为。它们由于太过强大也无法结盟；它们只能有附属国，尽管附属国的人们对此心怀仇恨。只有一个完全丧失了道德良心和自信的政府才会做出俄罗斯在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做出的那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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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针对国际事务的决定无法再照常规进行了。如今想通过谈判、咨询或者协议的方式来做出决定已经不可能。只有通过命令或者消灭来做决定。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武力变得如此的重要。然而，武力又是那么的无用，除非来一次彻底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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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在我们当今充满各种组织的多元化社会里，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地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真正有作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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