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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到“被统治者”的东西可以运用到任何其他已知的政治合法化的原则。肯定的是，一个机构若被其成员完全排斥，便无法发挥功能。机构必须使其成员有可能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现代组织必须赋予其成员以身份和功能，但组织的成员也必须为机构的目的服务，去完成那些绝非他们自己目的的机构目的。让组织成员满意，并不是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多元组织的首要任务或检验标准。组织必须让外在于机构的人满意，必须为外在于机构的目的服务，必须取得外在于机构的成果。组织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将其成员的目的、价值观念和需求与自己的使命要求整合、协调在一起，但组织的使命应放在首位。使命是赋予的，使命是客观的，使命是非个人的。同时，使命又是特定的、有限的，并基于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众多需求中的一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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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组织投入到满足更大社会的一个有限的目的才使得我们的现代组织富有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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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组织和组织的管理所必须具有的权威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业绩。业绩是我们拥有组织及管理的唯一理由，也是我们可以容忍组织要求拥有权威并行使权力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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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知道“业绩”对于这个或那个机构的含义。我们应当能够衡量或至少能够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负起了它的责任，它的管理能力如何。我们应当坚持，各种机构及其管理都要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任务，唯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证明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力的正当性，此外的一切都是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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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这些特定的任务，是理解多元社会中的组织的力量、业绩和合法性的关键。就一个特定组织的任务而言，可以而且应当存在不同的意见。随着环境、社会需要、社区的价值观念和技术的变化，对组织的特定任务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的确，同一种类的不同机构，例如，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对自己目的的阐述也许十分不同，同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也当如此，甚至不同的医院也应当这样，但其中的每个机构将自己的目的阐述得越清楚，对机构也会越有利；评价其业绩的尺度和标准越具体，机构的效率也会越高；它越是严格把自己的权威基于业绩的证明之上，它就会变得越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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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成果来了解它们”，这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立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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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9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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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2年首次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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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变迁不只是局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诚然，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再也没有所谓“西方”历史或者“西方”文明一说了。我们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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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迁究竟是始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还是始于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是因为信息，仍尚未可知。我自己会选《士兵福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正是这个法案使得每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一笔上大学的钱，而且这一举措若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毫无意义可言。《士兵福利法案》的颁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热烈的响应预示着社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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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是个人首要的资源，总体来说也是整个经济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经济领域传统的生产要素）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屈居第二了。因为土地和资本可以获得，或者说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但是除非你有专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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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时，专门知识自身并不能生产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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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知识和某个任务相结合时，这些知识才会具有生产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知识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组织的社会：每一个组织、企业，非商业企业也一样，它们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专门知识和一项公共任务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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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大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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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已经知道组织社会面临的主要压力和问题：社区对稳定的需要和组织对于不稳定的需要产生了这种压力；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还有双方互相的责任；组织需要自治权，而社会关注公共福利也导致了压力；对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日益增加的需求；还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组织需要这些专家团结合的需求也产生了压力。所有的这些都会是几年内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些问题也不会通过官方宣言、哲学或者立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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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其源头得以解决：通过个人或者组织或者是在某个执行官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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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区还有家庭都是保护型的机构，它们试图保持稳定，并企图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改变。但是现代组织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组织必须要力求创新。正如著名的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的，创新是“具有创造力的毁灭力量”。而且组织必须要力求从体系上抛弃所有已经建立的、人们已经习惯熟悉的或者让人感到舒服的事物，也许它是一件产品、一项服务或者是一个程序；一套手艺；人和社会的关系；或者是组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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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本质就是知识在快速变化，今天得到肯定的知识总是难免沦为明日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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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倍加重要，因为对一个知识体系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改变基本上不是来自它自身的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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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登堡[1]第一次使用活版印刷以来，400年间没有任何工艺上的改变直到蒸汽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