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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组织只能进行一种比赛。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组织只能使用一种团队。决定启用什么样的团队，还有进行哪一种比赛是组织生活中最冒险的决定之一。在组织中，很少有比使团队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更难的事情。改变团队需要进行人们所能想到的最难的学习：忘却（抛弃）所学。这需要员工忘掉辛苦学来的技巧，一直以来的习惯，和一个手工艺人和专业人士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还有，也许这是最难的一点，需要员工放弃旧的、珍贵的人际关系。这意味着人们将一直视为“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家庭”的这种关系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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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组织要有所成就，它就必须组成一个团队。当现代组织在19世纪末兴起之时，组织可以模仿的唯一对象是军队。普鲁士军队创造了组织的奇迹，就如同亨利·福特的装配线对于1920年的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奇迹一样。在1870年的军队里，每个成员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而有知识的人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军队通过命令控制组织，商业企业和其他绝大多数的机构都效法了这种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现在正在飞快地被改变。当越来越多的组织以信息为基础，它们使自己成为足球队或者是网球队，也就是说，变成了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者，换句话说，所有的成员都要把自己看成是“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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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必须要管理。这种管理可能是断断续续、马虎草率的，就像美国的郊区学校组成的家长—老师联合会一样，或者管理可能对于相当大的一群人来说是一个全职的棘手工作，就像在军队、商业企业、工会和大学的管理一样，但是必须有人来做决定，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必须有人对组织的使命、精神、绩效和结果负责任。社会、社区、家庭可能有“领导”，但是只有组织有“管理”。而且，尽管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在现代组织中，管理的任务却不是发号施令，它的任务是鼓舞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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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在人类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事物。从表现能力方面来看，组织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任务而设计，而且每个部门都建立在组织和对知识的运用基础之上。从结构上来看，组织是前所未有的，从组织中存在的压力和问题来看，组织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有些问题和压力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解决，比如说社会责任问题，但是还有些问题我们还不知道正确的答案，而且我们所问的问题都可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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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社区需要延续、稳定和组织需要创新、求变之间就存在着压力。在“文人”和“经理”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文人和经理都是需要的：前者可以创造知识，而后者可以应用知识，并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但是前者专注于词汇和观点，后者关注人、工作和绩效。对于组织社会的基础（以知识为基础）的一个威胁来自于越来越细化的分类，来自于一种知识向多种知识的转变，但是最大、最困难的挑战是由新的多元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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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年来，没有哪个社会拥有我们现在居住的社会这样多的权力中心。中世纪的确也存在着多元化现象，当时的社会由数百个相互竞争的自治权力中心组成：封建郡主和骑士，享有豁免权的主教辖区，还有拥有自治权的修道院和“自由”城。在有些地方，如奥地利的蒂罗尔，甚至还有“自由”农民，他们只需对皇帝负责。还有自治的同业指导和跨国贸易团，如中世纪商业同业公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工会，征税者，具有司法和征税权的地方“议会”，可以雇佣的私人军队和数不清的其他的社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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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现代史——日本的也一样——就是一个中心权力征服所有其他抗衡势力的过程，这个中心权力首先被称作“王子”，然后被称为“国家”。到了19世纪中期，除了美国以外的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成了单一的国家，在美国的宗教和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着多元化现象。的确，在长达近乎600年里，废除多元化成了社会“前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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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当国家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时，第一个新的组织出现了——大型的商业企业。（当然，这种事情总是会在“历史结束”被宣告时发生。）自从那时起，一个接一个的新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以前的组织，比如大学，在欧洲似乎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现在又获得了自治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还在为挽救旧的前进信条而做着最后的挣扎。极权主义相信只有一个中央权力和一个组织而不是包含相互竞争，具有自治权力的组织的多元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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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但是中央政权的失败本身对于一个新多元化社会出现之后的问题毫无帮助。为了明白这一点，就想想一个许多人都听过的故事，或者更精确地说，很多人都听错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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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Wilson）的一生中，他都是美国举足轻重的人物，首先他在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然后又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但是威尔逊被今天的人们记住的全部理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对于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也会有利。”在1953年为获得国防部长一职而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威尔逊说过的话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对于通用汽车也有利，反过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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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尔逊此后的时间里，他都在纠正这句不实的引言，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每个人都争辩说：“如果他没有说这句话，他也肯定相信这句话——实际上，他应该相信这句话。”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组织的执行者们，无论是商业企业的还是大学或者医院或者是童子军的执行者，必须相信组织的使命和任务是社会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同时也是其他任何事物的基础。如果他们不这么相信，他们的组织将会很快失去对自己的信念，失去自信、骄傲和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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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发展了专门的、承担一个任务的组织。正是因为这些组织，一个发达的社会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是一个极大的优点。但是真正使组织具有生产能力的特点是每一个组织是基于自身狭隘的使命和愿景、自己的价值观之上，而不是基于任何对社会和社区的考虑而使组织自治、专业且信息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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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多元化社会存在的问题：谁来关心公共的善？谁来给公共的善下定义？谁来平衡各个社会机构不同的且常常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价值观？谁来做出公平的决定，这些决定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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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封建主义被单一的主权国家所替代正是因为它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现在单一的主权国家自己又被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取代——这种多元是指功能的多元而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多元，因为这个主权国家既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不能完成社区各种必要的任务。分析到最后，下面这一点才是我们最应该从包含一切、权力至上的国家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现在，尤其是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利用社会上自治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各个组织来从事专门的工作，同时也帮助增强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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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tenberg（1400—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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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会要求某一个工厂或者企业的员工必须同属于一个工会，并与企业管理层签订协议，不过这种做法已经被叫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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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五部分 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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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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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通用汽车过去并且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公司，我的这本书就是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有两个主要部分，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作为人类成就的公司”和”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55年前，这样的标题还很令人震惊，不过我就是想让我的标题具有这种效果，而人们看到这两个标题也的确感到震惊。对于就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人来说，我的这本书颇具争议。一些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者们认为本书如果不是充满敌意的话，至少也是极具批判性。不过，即使是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的本书的拥护者也很难接受以上那两条标题，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在通用汽车公司之外，这两个标题几乎受到经济学家们还有社会和政治科学家们的一致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企业只能从经济学的领域来观察和研究，这种观点至今都没有消失，比如，美国的重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坚信这一点，但是今天再没人会对这两个标题感到奇怪，更不用说感到震惊了，它们已经成为公认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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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我仅为这本书挑选了我写的关于商业企业作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政体的文章中较少的几个例子。这些选篇中有一篇（第11章”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选自我于1946年出版的书。另外两篇中，第一篇，即第10章，首次写于1990年，是为我写于1976年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再版时写的一篇后记[这本书在1996年又再版时，书名改为了《养老基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这本书首先指出了养老金使得”工人们”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家”，而且使”员工”成为”所有者”，然后，我探讨了这对于社会和公司的意义。第二篇（第12章”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机构”）是有关公司（和一个多元社会其他的自治机构）作为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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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未来的讨论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收入本部分，然而，我觉得把它归入本书的最后一章（第17章”下一个社会”）会更合适，这一章最初写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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