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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知道的泰勒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他在培训方面的成就。在泰勒以前的100年，亚当·斯密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要让一个地区获得必要的技巧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要进行至少50年（更有可能是整整100年）的培训，他举的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Saxony）生产乐器，还有苏格兰生产丝织品的例子。在斯密之后的70年，也就是1840年，一个名叫奥古斯特·波斯格（August Borsig）的德国人（1804—1854）——他是除英国以外第一个制造了蒸汽机车的人——发明了德国的学徒体系，这种体系包括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在工厂里和师傅学习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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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然是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但是就是波斯格的学徒也要花3～5年的时间。然后，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总的来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系统地应用了泰勒用几个月时间就培训出“一流工作人员”的方法。和其他的因素相比，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可以打败日本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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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代史上早期的经济强国——英国、美国、德国——都是通过在科技上领先而崛起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经济强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中国台湾和香港——都要归功于泰勒的培训方法。正是泰勒的培训体系使得这些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大批工业前的低收入劳动力变成了世界级的生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泰勒式培训成为唯一真正有效的经济发展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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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运用知识使得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好几百年来，工人的工作能力或者搬运产品的能力都没有提高。机器创造了更大的能量，但是工人本身和古希腊时期修建罗马帝国道路，或者生产出价格昂贵的羊毛织品因而给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带来财富的工人们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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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泰勒开始在工作中运用知识之后的几年里，生产力开始以每年3.5%或者4%的比例在增长，这意味着大约每80年生产力就翻一番。自泰勒时期始，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增产了大概50倍，这样史无前例的增长解释了所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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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额外生产力的一半转变成了增加的购买力，或者说，转变成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大概1/3或者1/2的生产力变成了更多的休闲时间。直到1910年，发达国家的工人们工作的时间仍然和任何以前的时候工作的时间一样长，这个时间大约是一年至少工作3000小时。今天，日本工人每年工作2000小时，美国人是1850小时，德国最多工作1600小时，但是和80年前比，他们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是过去的50倍。其他额外的生产力转变成了医疗保健，从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占任何比例发展到今天的8%～10%，还有就是转变成了教育的形式，从过去在国民生产总值占2%发展到占10%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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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增长——正如泰勒预言的那样——给工人们带来了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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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1863—1947）在1907年时生产出了第一辆廉价汽车，T款汽车。这款车“便宜”只是相对于市场上所有其他的汽车产品而言的，当时汽车的价格，相对于普通收入人群而言，要花相当于今天买一架双发动机的私人飞机的价格。福特的T款汽车售价750美元，这相当于一个全职工人三四年的工资，因为，那时一天赚80美分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福利奖金”。那时，即使是医生也很少有赚超过500美元一年的。今天，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工人一周只工作40小时，赚的钱却是一辆廉价汽车价格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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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0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尽管遇到了来自工会和知识界的抵制，但是仍然席卷了发达国家世界，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成为工业革命真正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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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极少数的人意识到在过去的100年里，是由于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使得生产力极大提高而产生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专家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机器，经济学家们则归功于资本投入。然而，技术和资本在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880年前，就已经很充足了。到了第二个百年，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小。但是，在第一个百年里，工人的生产力根本没有提高，所以工人真正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或者工作时间也没有减少。在第二个百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解释为这是在工作中运用知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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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在向第三个阶段迈进。从现在起，进步、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需要的将是把知识运用于知识。这是知识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也许是最后一个阶段。通过知识来找到怎样使已有的知识产生更好的结果，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管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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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知识正在系统地、有意识地被用来定义什么样的新知识是人们所需要的，新知识是否可行，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知识发挥效率，也就是说，知识被用来进行系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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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它的两个前身——把知识运用到工具、程序和产品上，及把知识运用到人的工作上——新的知识革命席卷了全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100年时间，工业革命才成为世界的主流。生产力革命从开始到遍布全球花了大概70年时间，从1880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知识革命主宰世界只花了不到50年时间——从194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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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革命使知识变成了主要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们是限制的因素。劳动力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也是限制因素。所有的这三个因素都是“成本”而不是“生产要素”，因为没有它们，知识也无法生产；没有它们，管理无法实施，但是只要有高效的管理，也就是把知识运用到知识上，我们总是可以获取其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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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已经成为资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源，这正是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创造了新的政治，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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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以其对语言和含义的分析而著名，他的作品中有逻辑哲学论（1921年）和哲学探究（1953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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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Popper：生于1902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其推动人们对科学推理的理解做出的贡献和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闻名。他的作品包括《科学发现的逻辑》（1931年）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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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tagoras：希腊的哲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诡辩家。他根据他自己的格言“人类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来教授哲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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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的最大成就是著作《百科全书》。此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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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对有机化学贡献卓著，最早创立以实验室为基地的科学教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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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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