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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知道，感知不具有逻辑性，它是一种经验。这就是说，首先，人们总是感觉到一个轮廓。一个人不能感觉到单个的细节，细节是整体的一部分。“无声的语言”[正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前卫作品的名称]就是手势、语调，还有整体的综合，更不用说文化和社会的指示物，这些都不能和口头语言相分离。实际上，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口头语言就没有意义，也无法进行沟通。比如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这样一句话，会蕴涵多个不同的意思，听者可能觉得温暖或者冷漠，或者亲热或者拒绝，这就取决于无声语言，如语调还有说话的场合。更重要的是，话语本身，如果不是因为是整个场景及无声语言的一部分，一句话就根本没有意义。只有语言还无法进行沟通，也无法让人理解，甚至没法让人听到。套用一所人际关系学校的古老谚语：“一个人不能沟通一个词，是整个人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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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能感知到他所能够感知的事物，就好像当声音超过一定的音高时，人才能听见。人类只能感知到超过一定界限的事物。当然，从物理学上讲，它可以被听到，或者被看到，但是它不能被接受，刺激物无法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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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述的方法非常有意思，而且很久以前修辞学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这种方法了。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是现存最早的论述修辞学的文献之一。苏格拉底指出，与人交谈时要考虑对方的经历，也就是说，如果和一个木匠说话，你就要用木匠的比喻来说明问题。我们需要用接受者明白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语言要建立在经验之上，所以，向人们解释术语是没什么好处的，因为如果这些术语和他们的经历无关，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些术语，因为这些术语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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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了解到，经验、感知和概念形成，也就是认知，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所想象的都要更微妙和丰富。有一点可以肯定而且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那就是学习者，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他们的感知和概念形成都不是相分离的。除非我们可以理解，否则我们也无法感知。除非一个接受者能够感知，也就是所沟通的内容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否则要沟通一个概念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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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中流传着一句非常古老的说法：“一句话如果说起来很困难，那么肯定表明思路不清晰，并不是说这个句子本身需要修改，而是要理顺句子背后的思路。”写作时，我们尝试着和自己交流。一句不清楚的句子表明其内容超出了我们感知的能力范围，如果我们仅仅是研究这个句子，也就是研究我们常常说的沟通方法，那么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研究自己的概念，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好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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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通过哪种媒体进行沟通，首要的问题就是：“沟通内容是在接受者的感知范围之内吗？他能够接受这个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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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感知范围”是属于生理范畴，大体上（虽然不是完全）是由人的动物身体的限制决定的。不过，当我们谈论沟通时，感知方面最大的限制通常是文化和感情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几千年来，我们就已经知道激进分子们是不会相信理智的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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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到，所缺少的并非“论点”。激进分子们无法理解超出他们情感范围的沟通内容。如果要使他们接受，就只有首先转变他们的情感。换句话说，没人真的“和现实有联系”，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对证据完全接受的话。理智和偏执的区别不在于感知的不同，而在于学习能力的不同，也就是根据经验改变个人的情感的能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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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受到了我们能够感知事物的限定，对于这一点，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早在40年前就意识到了。尽管她的这个看法常常被所有的学生组织引用，但是也最为他们所忽视。福列特教导说意见不一和冲突不一定是关于回答，或者，不是关于任何表面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感知的不一致引起的。在甲看来如此明显的事情乙却视若无睹，因此，甲的争论和乙毫不相干，反过来也一样。福列特认为，甲乙双方看到的可能都是现实，只是每个人看到了现实不同的一面。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是多方面的，但是，人们在一个时间里只能看到一个面。人们很少意识到，可能还有一个方面。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如此明显，且完全得到了我们情感经历的证实，却存在着另一个反面，它和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是也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个盲人摸象的老故事讲的是每个盲人摸到大象身体不同的部位：大象的腿、鼻子、皮，对于大象的描述都截然不同，而且每个盲人都固执地认为自己说的对。这个故事恰恰反映了人类的情况。如果一个盲人不能理解而且亲自去体会摸到象皮和象腿的人的感知，他们之间就无法沟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接受者，即真正的沟通者，看到了什么，为什么看到了，我们就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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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常，我们感知到我们期待感知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我们想听到的。出乎意料的事物会使我们憎恨，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虽然工商界和政界研究沟通方面的作者们不这么认为。重要的是，那些使人意外的事物根本就不会被人领会。接受者虽然看到并听到了，但是却会忽略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内容。或者沟通的内容被误解了，即把听到和看到的当成了自己期待听到和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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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多世纪的试验了，试验结果毫无疑义，人类的心智倾向于把获得的映像和接受到的刺激归入到自己的期待范畴之中。对于要让自己“改变主义”的事物，人们会极力排斥，也就是说，人们拒绝感知自己没有期待的东西或者感知到的不是期待感知的东西。当然，让人的心灵了解到感知到的事物和他期待看到的事物是相反的并非做不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人们预期的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肯定出现的信号——“这和我想的不一样”，也就是会出现一种震惊，它会打断沟通。认为人的心智可以通过微小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意识到看到的并非自己想看到的通常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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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进行沟通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接受者想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沟通是否能够利用接受者的预期——他们的预期是什么，或者有必要让接受者体会一下“意外的震惊”，还有使他“觉醒”，并打破他的预期，迫使他意识到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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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多年前，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记忆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开始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为了测试记忆，心理学家们编出了一列单词给受试者看，通过给他们看数次不等，来测试他们记忆力的长度。如同设计好了的，一组毫无意义的单词，或者是一堆字母被出示给受试者看，来测试理解对记忆的影响程度。让这些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实验者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受试者（大部分是学生）对不同的单词表现出完全不平衡的记忆力来。更让人奇怪的是，他们对那些毫无意义的单词有很高的记忆力。对于第一个现象的解释相当明显，单词不仅仅是信息，它们附带着感情色彩，因此，那些带来不快记忆的单词就不会被记住。事实上，这种由于感情而产生的选择性记忆从此被用来构建对于情绪失调者的测试或者个性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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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对毫无意义的单词表现出较高的记忆力，这个现象解释起来就要困难一些。实验者们原来预期的是没人会真的记住那些毫无意义的单词，但是通过数年的实验，人们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单词的记忆虽然有限，却的确存在，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些单词没有意义，人们所以能记住它们。因为没有意义，所以这些单词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它们是中性的。对于这些词的记忆，可以称得上是机械记忆，人们对这些单词既没有感情上的偏好，也不存在感情上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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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一个现象是每一个报纸编辑都熟悉的，编辑们为了平衡报纸版面常附带刊登三五行毫不相干的花边新闻，这种新闻长期拥有很多忠实的读者。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看到甚至是记忆一下这样的信息呢？在一个被人遗忘的公爵的庭院里开始流行穿两条腿颜色不一样的长筒袜，还有什么时候在某个地方人们第一次使用发酵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毫不相干的花边新闻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而且读者对这些新闻的记忆远远要比其他新闻深，除了报纸头版头条的灾难性新闻标题除外。对这个现象的回答还是这些花絮不附带感情色彩，正是因为它们的这个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以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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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一种宣传，宣传者总是想“传达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宣传的力量远比那些理性主义者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但是和那些善于缔造神话的宣传者们所吹嘘的相比又要小得多。诚然，过度宣传的危险不在于宣传会为人们所相信，其危险在于人们什么都会不相信了，每一次沟通都会遭到质疑，最终，人们不会再接受任何沟通内容了。任何人说的内容都会被视为是一种要求，所以会遭到抵制怨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被人接受。极度宣传的最终结果不是产生盲从者而是愤世嫉俗者，但是这一点，可能是更大和更危险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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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总是要求接受者成为某种人，做某件事情，相信什么。沟通总是诉诸动机，换言之，如果沟通与接受者的抱负、价值观和目标相契合的话，那么这种沟通就会很有力，反之，如果和接受者的抱负、价值观和动机相反的话，就不会达到沟通目的，至少，会遭到抵制。当然，沟通最有力的时候可以转变一个人，这意味着性格、价值观、信仰和抱负的改变。但是，这种情况很罕见，这是关乎存在的事件，而且这也是与人类个人的心理组成方式不相符合的。据《圣经》记载，即使是上帝，开始都不得不把扫罗（Saul）打瞎，而后才使他觉悟成为保罗（Paul）。那种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沟通需要人放弃自我。因此，大体上来讲，除非沟通的信息可以和接受者的价值观相契合，或者至少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否则就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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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沟通是感知，那么信息就是具有逻辑性的。这样一来，信息就纯粹是正式的，没有意义的。信息是非个人的，而不是人际间的。沟通信息越是能够脱离人类因素的影响，比如情感、价值观、预期和感知，沟通信息就越有效和可靠。的确，这样信息会更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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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历史，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怎样从沟通中收集一点信息，也就是从人们的关系中，基于感知的基础上，获取信息。纵观整个历史，问题就出在怎样把信息从丰富的感知中分离出来。现在，我们突然有了提供信息的能力，因为逻辑学家们的概念性研究，尤其是罗素和怀特海的象征主义逻辑，还因为关于数据处理和储存方面的技术研究，尤其是电脑及其电脑的巨大储存量、运算能力和传输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和人类过去的问题完全相反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缺乏任何沟通内容的情况下处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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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信息的要求和有效沟通的要求是相反的，比如，信息总是特定的。我们在沟通中看到的是整个框架，但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我们传达的是特定的个别数据。的确，总体来说，信息是一种经济原理。需要的数据越少，信息质量就越高。信息过剩，也就是所提供的信息大大超过所需要的信息，这时就会出现整个信息的中断。信息过剩导致的不是丰富，而是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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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信息需要以沟通为前提。信息总是被加上了密码。为了被接受，或者被利用，接受者必须要知道并理解信息的密码，这就要求事先有一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沟通，至少，接受者要知道数据是关于什么的。计算机磁带上的数字是指山的高度或者是联邦储备银行的现金余额？无论是哪种情况，接受者都需要知道所指的是哪些山，或者是哪家联邦储备银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数据中得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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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信息系统可能就是那种被叫做“德国军队”（Armee Deutsch, Army German）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在1918年前被奥地利帝国军队当成命令的语言。一支多国部队里的军官、未经任命的军官和士兵通常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依靠不到200个特定的单词，这支部队运转得非常出色。比如，“开火”或者“稍息”，每个词都只有一个不会引起歧义的意思。这些单词都对应着一个行动，而且，这些单词是在行动中，或者是通过行动学习的，也就是行为主义者们现在所说的操作性训练。在几十年的民族主义者动乱之后，奥地利军队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在同一个部门服务的人来自不同国家，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如果不能说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最终，信息系统奏效了。这个系统完全是正式的，非常严格，具有完整的逻辑性，因为每个单词都只有一个意思；这套系统是在事先建立的针对一套声波的特定反馈基础之上建立的。然而，这个例子也表明，一个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事先仔细考虑以下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这个信息系统所针对的对象，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为了什么目的获取这些信息，还取决于在这个体系的各方之间就每个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创造一个沟通体系。也就是说，信息的有效性取决于事先建立起来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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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意义层次越多，每个层次的意义越少，沟通的效果就越好，因此，要确定沟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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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审美学认为一件艺术作品有好几个层次的沟通，如果不是四个层次的话，那至少也有三个层次：字面意思，比喻意义、寓意，还有象征意义。最有意识地把这种理论运用到艺术实践中的作品是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media）。如果我们所说的信息可以被量化，那么但丁的《神曲》根本就没有什么信息可言。但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模糊性、多层次性，从神话故事到玄学的大综合，使得它成为一部极具分量的艺术作品，并且和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很快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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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沟通可能不一定依赖信息。的确，最完美的沟通可能完全是可以分享的经验，也没有什么逻辑。在沟通中，居首位的是感知而不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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