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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甚至是1900年前，社会流动性都还很小。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出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决定一个人的职业，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绝大多数其他的国家，如果一个父亲是一名农夫，儿子也会是，他的女儿也会嫁给农夫。大体上，社会的流动性是向下的，往往由于战争或疾病，个人生活的不幸或者由于酗酒和赌博这样的恶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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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要比人们所以为的要少得多。美国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士和经理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都仍然是专业人士和经理的孩子，而不是农民或者是小店主或者是工人的孩子。美国特别的地方不是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人数多，而是这种流动受到了欢迎、鼓励和拥护，这一点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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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对这种向上的流动性更加赞同：这个社会把阻碍这种向上流动的障碍当成是一种歧视。这就暗示现在每个人都被期待获得成功，这种观点在前几代人看来可能会很可笑。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大获成功，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期待获得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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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K.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写了《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富人更多的社会，或者富人更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经济上有保障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相当多的人，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人他们有比经济保障更重要的东西：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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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的这种向上流动性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无休止的竞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困扰。有失败的人，才会有成功的人，但是早先的社会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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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儿子自己又成为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这不是一种失败。在知识社会，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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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青少年遭受睡眠不足的痛苦，原因是他们晚上还要通过家教补习功课，应付考试。如果不这样学习，他们就不能进入他们首选的名牌大学读书，也就不能获得好工作了，这些压力使人们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这些压力也对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平等产生威胁，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因为，只有富裕的家长才可以支付子女上大学所需的高昂学费。其他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鼓励学校变得极具竞争性。这些状况发生的时间还很短，不超过30年或者40年，这表明害怕失败的情绪已经在知识社会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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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竞争努力，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工作者：工商企业经理、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还有大夫，他们无论是男是女，四十多岁时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应该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麻烦了。因此，知识工作者，尤其是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一种非竞争状态的生活，还有自己的社交圈，而且他们会培养一种非常严肃的兴趣：可能在社区做志愿者，在当地的乐队演奏或者积极参与小镇当地政府的管理，这种工作以外的兴趣将给他们提供做出个人贡献和成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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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钢铁世界最大的单件产品：轧制线圈，是汽车车体所需要的钢铁产品，其价格从每吨460美元下降到每吨260美元。然而，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良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也是一样，汽车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钢铁业的这种经历在制造业是非常典型的。1960～1999年，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减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同样减少了将近一半，大概是占到了15%。然而，也是在这40年里，制造业的产量可能翻了3倍。在1960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到了2000年，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很容易地被金融领域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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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购买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进出口交换比率）下降了3/4。然而制造业的产品，由于通货膨胀的调节，下降了40%，而两个主要知识产品：医疗保健和教育却比通货膨胀率上涨快3倍。和40年前相比，在2000年，制造业产品要花费多5倍的价格才能买到这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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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的购买力也下降了，虽然和他们生产的产品相比还是要少些。就产量而言，他们的生产力急剧上涨，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原来持平。40年前，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占制造业成本的30%，现在，这个成本下降到12%～15%。即使在汽车生产行业，虽然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多数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里，劳动成本已经下降到不高于20%。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了，这种状况在美国尤其明显。在美国的锈带（rust belt）危机达到高峰时，大制造企业的员工被无情地解雇，然而国家的消费品销售量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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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制造业发生改变，并使生产力很快提高的是新概念。信息和自动化与制造业的新理论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理论对制造业的促进可以和80年前的大规模生产的到来相媲美。的确，有些理论，比如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这种方法不需要机器人、电脑和自动化。丰田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革新，就是用从超市买来的几个吹干机替换了原来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化烘干生产线（paint-dry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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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早期农业经历了同样的路程。从1920年开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产品的产量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直线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西方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进口农产品。现在，只有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进口农产品：日本。现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大量积压的农产品销售不出去。从数量上来看，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今天的农产品产量大约至少是1920年的4倍和1950年的3倍（这其中不包括日本）。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农民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主力军，而现在他们只占到不超过劳动人口的3%～5%。在20世纪初，农业是发达国家国家收入的最大贡献者，到了2000年的美国，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到不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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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不可能和农产品的产量增长同日而语，制造业也不会像财富和工作的制造者那样缩小，但是，据可靠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量至少会翻倍，而就业人数会缩减到现在人数的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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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种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没有引起动荡。在这个转变中最受冲击的群体是非洲裔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增长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提高，但是现在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即使是在重工业城市，高失业率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这场转变给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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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的工业国家在这场转变中也能如此顺利吗？在英国，制造业的就业率已经在迅速下降，虽然似乎带来了一些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但是还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在德国和法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僵化，而且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非常小，这两个国家也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吗？目前，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难以消除的失业问题，比如在德国的鲁尔区[3]，还有法国的老工业区里尔[4]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会经历痛苦的转型期，并面临社会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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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未知数是日本。当然，日本没有工人阶级的文化，而且日本早就崇尚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但是，日本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稳定的就业基础上的，而现在，大制造企业的蓝领工人们的就业状况正在很快恶化。20世纪50年代时，日本实行了蓝领工人的稳定就业体制，在这之前，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极其动荡不安。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现在仍然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多——是总就业人数的1/3，而且日本基本上没有劳动力市场，也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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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在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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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生产者，它的衰落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制造业的衰落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再取得“经济奇迹”。在20世纪后半期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是建立在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基础上的，这些制造业产品运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是利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这种做法如今行不通了。促使经济发展的一个方法是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融入到一个发达地区的经济——墨西哥新总统福克斯（Vicente Fox）提出了“北美”经济大融合的设想。“北美”就是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设想在经济上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难以想象的。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办法——目前中国正在采取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建立国内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也都有庞大的人口，建立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完全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小国家，比如巴拉圭和泰国，它们能否对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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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创造者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的保护主义，这一点和农业的发展经历很相似。在20世纪，农产品价格和就业率每下降1%，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农业补贴和保护就会上升至少1%，通常要高于这个比例。农民的选票越少，他们选票的重要性就越大。农民数量的减少使得他们成为所有富裕国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有着和自身的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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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的保护已经存在，虽然这种保护主义采取的形式是补贴而不是传统的增加关税。新的地方经济壁垒，比如欧洲工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南方共同市场，这些机构的确创造了大的地区市场和较低的内部贸易障碍，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则会设置较高的壁垒。各种非关税壁垒正在层出不穷。在美国宣布钢板价格要下调40%的那个星期，美国政府以“倾销”为由禁止钢板进口。无论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多么高尚，它们对于公平劳动法案，还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创造一个充分发展的环境的坚持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对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巨大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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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来看，制造业工人的人数在减少之后却变得更有影响力了，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工人选票的分量比40年或者50年前要重了许多，原因正是因为工会会员的人数在投票人数中的比例小了许多。由于感到了危险，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几十年前，美国工会的会员绝大多数都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在去年的选举中，90%的工会会员都被认为是投给了民主党（虽然他们的候选人还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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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美国的工会都是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至少在言辞上看是这样，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他们成为坚定的保护主义者，而且公然反对“全球化”。尽管真正威胁到制造业就业的并非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制造业不再能创造就业机会了，然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管是工会会员还是政治家、记者、经济学家还有公众，不可理解的是制造业产量在上升然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在减少。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当制造业就业减少，那么制造业本身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要加以保护。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和经济不再由体力劳动主宰，一个国家只需少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可以解决吃、穿、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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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新保护主义的原因可归结为经济上的利益、政治权力，但是怀旧和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情感也是导致保护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努力将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保护正在没落的行业是不会有结果的。70年前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老的农作物——玉米、小麦、棉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投入了无数的金钱，但是它们现在表现都还是很差，然而，那些没有得到政府补贴的新农作物如大豆却欣欣向荣。这个教训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补贴旧的行业，使它们可以维系下去，继续养着多余的人员的政策只会使事情更糟。钱应该花在补贴那些年纪较大的下岗工人上，然后还要留住和重新招聘年轻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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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在1870年出现以来，下面几个基本观点都被认为是可以加以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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