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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龄人的行为规范也会导致发生更多的性行为。实际上，同龄人更有可能促进性实践，而不是劝阻。如果青少年认为他们的同龄人对性欲强持赞许态度，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生草率的、一点也不浪漫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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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存在着采取避孕措施、生育决定、离婚等各种各样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浪漫及性行为将因此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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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标题为《生孩子也传染吗？》的文章中，经济学家伊莲娜·库茨尔姆科（Ilyana Kuziemko）在1968年调查了8000个美国家庭，结果发现，如果某个人的兄弟姐妹有了一个孩子，那么两年以后，这个人也有孩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有孩子的时间上，对这个人选择要几个孩子也有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关于类似影响的记载。在这些国家，人们对该要几个孩子以及是否采取避孕措施的决定，会沿着社会连接关系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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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性恋之所以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社会网络功不可没。1950年，同性恋的人数跟今天可能相差无几，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在那时都极力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美国旧金山的政客、同性恋权益活动家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明确要求同性恋向家人公开同性恋身份，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对社会网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随着同性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公开了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会网络上结识了同性恋者，这些人跟他们相距一度或二度。哈里叔叔，隔壁的那个男人，同事，朋友的朋友，他们都是同性恋，这也很正常，与异性关系没什么两样。这又进一步导致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同性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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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一过程也可能起相反作用，指责与歧视也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在这个案例及我们关心的其他案例中，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常常是由网络“之外”的某些因素所决定的。就像流行病的蔓延需要有细菌和第一个患者一样（否则，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新的行为模式的传播往往需要网络之外的某些因素来推动，比如忍耐、逃离——这是社会传染中的关键事件，我们将在第4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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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一笔健康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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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Add健康研究团队等人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性和关系的数据，也就无从得知亲密关系实践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播的。在第8章中我们将讨论，迅速获取大量在线数据，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网络科学革命的。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为了弄清连接关系如何影响我们而做的一些观察研究，与19世纪第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内收集数据时所做的努力，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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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跟踪研究英国的出生与死亡情况，英国议会在1836年建立户籍署（Registrar General’s Office），以便将拥有土地的乡绅的产权向下一代准确转移。非常偶然的是，这也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个新建立的机构里被指定为第一位摘要编辑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威廉·法尔（William Farr）。法尔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医师，但他极具创造性。他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生命统计系统。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里，他以议会和乡绅们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分析这些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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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统计对法尔来说，就如同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查尔斯·达尔文一样：是一门全新科学的灵感，是关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创造性的见解。法尔先是研究了不同从业者的死亡率，提出了最好的疾病分类法（今天人们仍在采用他提出的体系），分析了死亡率与不同精神病院的病人之间的关系。1858年，利用从法国得到的数据，法尔得到了更为重要的发现。他的分析表明，与未婚或者丧偶的人相比，已婚的人寿命更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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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无意间卷入了一场由法国数学家安托万·德帕西厄（Antoine Deparcieux）挑起的争论。德帕西厄当时已经对僧侣和修女的长寿进行了研究。德帕西厄声称，与那些未隐居和非独身的人相比，“单身者”的寿命更长一些。当时的另外一些人的观点则与德帕西厄相左，他们担心“生理功能（也就是性）的压抑有损健康。”因此，争论的问题就是：独身生活对健康是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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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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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8年发表的 《婚姻对法国人死亡率的影响》一文中，法尔第一次有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证明了婚姻对健康是有好处的，从未结婚或者丧偶的人的健康则会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法尔指出：“通过对全法国进行的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察，我们第一次就婚姻状况对寿命的影响得出了决定性的结论。”法尔分析了2500万法国成年人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婚姻对健康来说是一种财富。与结婚的人相比，单身的人的健康更有可能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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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通过细致的数据表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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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在年龄为20岁到30岁的男人中，未婚男人的死亡率是11‰，已婚男人的死亡率是7‰，丧偶男人的死亡率是29‰。在年龄为60岁到70岁的男人中，对应的数字分别是50‰、35‰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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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尔解释说，虽然在年轻的女性中，未婚者（大多数为处女）的寿命似乎更长一些，但婚姻对女性的影响基本相同。法尔推断，这可能反映出已婚女性在分娩的时候，死亡的发生率要高一些——他称之为“分娩之痛”，这在那个时期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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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尔之后，其他一些科研人员开始思索婚姻能够延年益寿的原因。他们给出的解释跟我们今天的理解没什么两样，尽管我们现在的理解与150年前相比要更深入一些。弄清楚人与人的连接关系是如何延长寿命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社会网络上的众人之间的相互连接，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的。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同时，这也为社会网络科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更多的社会现象。夫妻是所有社会网络中最简单的一种，婚姻对健康的影响，很好地说明了连接和传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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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婚姻只是看起来对健康有益。他们认为事情的本质是：由于选择性偏倚，结婚的人都是那些健康状况良好的人。不健康的人结婚的可能性小，而健康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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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医师杜威·卢巴赫（Douwe Lubach）在1872年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些“身体残疾、精神受到伤害以及名声不好的”人都没有结婚，这让人们觉得是婚姻让那些结婚的人更健康。数学家巴伦德·图克斯默（Barend Turksma）在1898年的文章中写道：“寿命短的那些人几乎都不能维持自身的生活，只好选择独身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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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导致寿命缩短的那些因素，贫困、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社会、精神或身体上的限制都可能让人们无法结婚。因此，持不同见解的这些人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健康和婚姻，谁在前，谁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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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研究人员无法给出答案，人们因此困惑了10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针对这一问题的论文才开始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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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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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鳏夫的寿命》，采用的数据也来自户籍署。文章分析了4486名鳏夫在他们的妻子去世5年后的寿命情况，并做了一些法尔没有做的事情：对妻子死亡后这些男人的情况进行追踪研究，并证明了这些男人在什么时候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文章作者发现，在配偶去世后6个月内，鳏夫的死亡率高出预期死亡率40%，然后又很快恢复到预期死亡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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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死亡率的急升现象一次次地得到证实。丈夫的死亡风险因妻子的死亡而突增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了丈夫的死亡和妻子的死亡之间存在着因果连接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他人建立连接有益于健康；失去已有的连接则有损于健康（但愿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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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一结论存在偶然性的话，对这一现象还有三种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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