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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银行要求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如果5个人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商技能培训一周后成功通过考试，这个小组中的人就有资格申请贷款。先给2个人发放贷款，如果这些贷款都偿还了，另2个人才能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也偿还了，小组中的第5个人才能申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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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将乡村银行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网络的如下特点：“同龄人的压力让每个小组的成员协调一致。”这家银行还避免采用包办的方式组建小组，因为“如果小组是几个人自愿组成的，小组的凝聚力更强。”8个小组形成一个中心。在每个中心，初始的贷款申请由一个大家选出来的成员进行筛选。这种小世界设计模式，跟布莱恩·乌齐在裁缝圈、百老汇和学术界所发现的没什么两样。乡村银行小组内部的强连接关系让成员之间充分信任，然后通过弱连接关系将他们与其他小组成员连接起来，提高他们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努斯是这样说的：“组内、组间的竞争意识，让每个成员都想成为更有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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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网络角度看，这家银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仅把钱借给女性。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抵押物。而且，把钱借给女性，能让这笔贷款产生更多的收益。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将钱花在孩子身上，为他们支付学费和改善他们的健康。女性也更有可能把钱花在丈夫身上，但男性未必会把钱花在妻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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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乡村银行建立以来，小额贷款在减少贫困方面已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最穷的人都受惠于乡村银行的贷款。普通百姓的小额贷款取得如此成功，促使一百多个其他国家也推出了类似的计划。即便是工业化国家，也开始推出类似的计划，比如助学贷款以及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孟加拉在小额贷款上的创造性工作，是建立在对社会网络的天然优势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创新也会沿社会网络进行传播。小额贷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兴趣，华尔街现在已经对这些贷款打包销售，就像抵押贷款或其他普通有价证券一样。诺贝尔基金会对乡村银行和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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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连接关系资本化的类似组织，现在有，过去也有。例如，轮流信贷协会（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就是人们以自愿组合方式成立的小群体。人们定期聚在一起捐钱，并将这些钱的全部或部分轮流给予群体内的一个捐款人。这种组织也称为互助会。这些协会通常都是自发组织的，不依赖正规的组织机构，特点是缺少一个领导者。世界各地都有这类协会，如韩国、中国、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等。在美国，移民群体常利用这种组织集资创业（主要是因为正规银行不会给外国移民贷款）。在19世纪，英国的上班女郎也曾建立过类似的组织。同样是在19世纪，美国新兴的农场主时兴盖牲口棚，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协会：人们组成互助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轮流为每个人盖一个牲口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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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第一次对这类组织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他指出，它们的起源可能跟“轮流宴请”传统有关。所谓的轮流宴请，就是小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意轮流做东请客。格尔茨在印度及西亚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工作。无论是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其他存在轮流信贷协会的地区，当地人往往认为这些协会的主要作用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具有社会和象征意义。他们会说：“协会增强了我们村子的团结与和谐。”这类传统机构大量存在。有些协会还制定了复杂的程序，来决定利息的征收或者确定获得资金的顺序。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社会连接，防止某个人收到资金后出现背叛行为。钱沿着已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乔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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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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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利用社会网络的力量，像改善富人的生活一样迅速改善穷人的生活还尚未可知。但是，我们有理由对利用网络来减少不平等表示乐观。直接的方法包括发放贷款，或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应对起伏不定的市场。间接的方法是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这样来利用社会网络，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管理能力？网络怎样影响我们对幸福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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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第6章 众口铄金胜过一言九鼎——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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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投票决定，会增加其他人也投票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当你决定投票时，也增加了你的朋友、家人和同事投票的可能性。技术进步会改变人们在社会网络上的生活方式，并会对人们的自我控制方式与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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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胜选之夜的演讲中说：“我曾经是最不可能入主白宫的候选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支持者。我们的竞选……开始于辛勤劳作的男人和女人，是他们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捐给了我们：5块钱、10块钱、20块钱。”实际上，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刷新了筹款纪录。到竞选结束为止，他共收到三百多万人的6亿美元捐款。回过头来看，奥巴马的竞选操作堪称完美，如果说存在瑕疵的话，那也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在公众觉得局势对他有利之前，他是怎样把人们拉到支持他的阵营中的呢？他是怎样说服如此众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曾认为自己的投票无关大局的人为他捐钱、给他投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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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辛勤劳作的男人和女人”觉得自己已经跟奥巴马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连接关系。奥巴马参加竞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最为独特的地方还不是筹款。很多人都对奥巴马与选民建立连接关系的出色能力表示赞赏，但是，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将选民们彼此连接起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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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08年的总统选举，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选举活动都离不开互联网。但是，奥巴马尤其善于利用在线社会网络和社交媒体（个人对个人）的力量。实际上，奥巴马对网络的利用让人想起了约翰·肯尼迪对电视的利用，后者赢得了1960年的总统大选。通过应用新技术，这两个男人彻底改变了政治活动的模式，无论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都不得不采用他们的方法去联系广大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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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基地，奥巴马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将非常重要。2004年，霍华德·迪安就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挑战传统的总统候选人，不过那时在线社会网络还没有出现。迪安的竞选活动筹集了一大笔捐款，但由于他的支持者们彼此间缺少连接关系，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奥巴马招揽了两位才华出众的人才开展在线竞选活动。一个是乔·罗斯帕斯（Joe Rospars），他曾在霍华德·迪安的竞选团队工作过，经验老到；另一个是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他是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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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创建的社交网站My.BarackObama.com在高峰期拥有150万用户。用户可以在网站上谈论候选人、捐款，更重要的是，组织现实世界中的竞选活动。在整个竞选过程中，15万个与竞选相关的事件可以在全部50个州进行。与此同时，在线支持者按地区、关心的具体问题、共同感兴趣的流行文化等组建了3.5万个群体。iPhone用户可以下载一个应用程序，鼓动朋友们把票投给奥巴马，或者为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捐款。这个应用程序可以按重要性大小给电话联系人排序，将那些选举临近尾声阶段还处于摇摆状态的朋友排在前面。在关键的最后两个星期，奥巴马竞选团队组织了1000个电话游说活动为奥巴马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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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调查，所有这些活动都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了影响。与克林顿的支持者相比，奥巴马的支持者更有可能通过网上签名请愿，通过文本、电子邮件或在线社会网络等转发政治评论，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动员起来。当然，年轻人更有可能支持奥巴马。但是，即便支持者的年龄差不多，与克林顿的支持者相比，奥巴马的支持者也会更频繁地穿行于自己的社会网络。奥巴马的支持者与麦凯恩的支持者之间的差距要更大一些，正是这种差距，让奥巴马最终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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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无关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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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很多人都因参与了2008年的总统竞选而满怀激情。许许多多的人都鼓动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去投票，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但是，这种行为还是有些让人费解。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成年人都有投票权，每一张投票都只是百万张选票中的一张而已。政治家常常告诉他们的支持者：“每一票都很关键”。人们常常说他们投票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候选人赢得选举。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这一票才会有那样的效果呢？为了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社会学家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每项研究都是在先前那些思想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后，所有研究工作得出的结论都是完全一样的。理性地说，仅仅一票是无关输赢的。实际上，我们投票与“我们镶嵌在群体中”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社会网络有着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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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决定将“理性”科学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他可不是在使用矛盾修饰法。“理性”这个词在这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并不是疯狂的反义词。理性有三层含义，并且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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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理性的人有自己的偏好，并知道这些偏好都是什么。比如说，相对于苹果你更喜欢桔子，相对于1便士你更喜欢1美元，相对于共和党人你更喜欢民主党人，等等。你也可以持中立态度。这就是说，当你将两种东西进行比较时，你要么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要么对他们的喜欢程度或不喜欢程度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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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理性的人做出的选择是一致的。如果相对于苹果你更喜欢桔子，相对于梨你更喜欢苹果，那么，相对于桔子你就不会更喜欢梨。一致性与代数里的传递性是类似的：如果A>B，并且B>C，那么，A>C必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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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理性的人是目标导向的。一旦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会努力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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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斯想弄清楚，是否可以将投票行为理解为理性的，如果是的话，条件又是什么。他注意到美国的政治派别通常只有两个，要么把票投给民主党人，要么把票投给共和党人。在政治观点上，要么是减税，要么是加税。对于一项议案，要么否决它，要么签署它。实际上，政府有很多正式的程序可以将多项选择减少到刚好两个。唐斯假定投票人将会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选项上（比如说奥巴马），然后仔细思考如果选择了这个选项的话将会有哪些事情发生。然后，他们给这一结果赋一个值，这个值代表着收益。换句话说，他们会尝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奥巴马当选总统，对我个人来说，有什么好处？接下来，他们会仔细思考另外一个选项（比如说麦凯恩），也给那个未来的结果赋一个值。然后，投票人会将选票投给能给他们带来更大收益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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