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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巴拉德（Emory Bellard）是得克萨斯州长角牛队的教练，他在1968年的夏天发明了人字阵型。由于这个球队的四分卫、中卫和后卫都具有拿球奔跑的高超技艺，所以巴拉德给了四分卫三个选择（triple option），在比赛开始后可以三选一。四分卫首先要决定是否将球交给紧跟在自己后面的后卫。如果选择继续持球，他必须选择一个方向突破。当四分卫奔跑时，他可以选择内切，或者将球轻掷给随他沿同一方向奔跑的中卫。在后卫的侧后方有两个中卫，守卫区的四个人的位置呈人字型，因此，《休斯敦纪事报》的米奇·赫斯克维茨（Mickey Herskowitz）称之为“人字阵”（此后，大家都这样称呼这种队形）。另一个中卫的职责是阻挡。队形的对称性意味着比赛时可以选择向左突破也可以向右突破，这样防守方必须准备应付可能拿球的四个的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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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新队形后，得克萨斯州长角牛队平了第一场比赛，输了第二场，然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连赢30场，包括两场全美冠军赛。当巴拉德转到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队及后来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队时，他将这种成功的策略一起带到了新球队。可是，防守教练很快就找到了打败人字阵的方法。这些新的应对策略化解了人字阵最初的优势，迫使像巴拉德这样的进攻型教练不得不继续探索更完美的进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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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形成的社会网络，与橄榄球队或者真人秀节目不同。没有教练告诉我们该选谁做朋友，即便我们输掉了比赛或者未能将火扑灭，也不会被淘汰。可是，人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不少条件的限制，但也正是这些条件限制，决定了哪种类型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加有效和持久。在更早的类人动物时期，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由于形成了群体而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和免受侵袭，他们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形成网络的那些人，或者拥有便于形成特定类型网络特征的那些人，具有选择优势，并可能最终在群体中占比最大。我们今天建立的社会网络，应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其运行的环境也千差万别。由于遗传进化会看好一些模式而淘汰另一些模式，因此，我们必须将大家连接起来并形成朋友圈——不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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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带来合作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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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是残酷无情的。只有“最适合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但将这一自然法则应用在社会互动上，却让人很难理解。假设你乐意跟与你关系并不密切的朋友分享食物。如果食物短缺，你的慷慨将有助于让你的朋友成为更适合的人，而你将成为不适合的人（不容易生存）。因此，跟让人们独享食物的基因相比，让你乐意与他人共享食物的基因，就不太可能遗传下来。那么，“与他人分享”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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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合作与利他行为的令人费解之处：与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人相比，乐意帮助他人的人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似乎更小。更为正式的说法是，相对于那些不支付个人成本就从群体活动中受益的坐享其成者来说，乐意为群体利益付出个人成本的合作者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更小。例如，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学习捕猎猛兽时，知道该如何做的群体就具有更好的适应优势。但是，如果捕猎猛兽有危险，为什么不让别人去做呢？如果你是群体里最自利的人，你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许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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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麦克尤恩的当代幻想小说《爱无可忍》（Enduring Love）的开篇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有关合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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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的绿色田野上空，一阵强风正将离地面不太高的气球吹走。一个吓坏了的男孩蜷缩在吊篮内。吊篮外，他的爷爷拽着绳子，拼命地想拉住气球以防被风吹走。他高喊救命，5个男人跑了过来。现在，6个男人都在拽着与气球相连的绳子，他们中间没有领导者，谁也不听谁的。又一阵风吹过来，将气球吹到离地面3米高的上空，把这些男人也被带到了空中，在风中摇荡。如果他们都拽住绳子不松手，气球会很快安全地降落到地面上。但是，有一个人松手了。减少了压舱物的气球上升得更高。这时，其他人都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另一个人也松手了，这就加大了别人也照着做的压力。最后，只有一个人还在坚持。那个真正的好男人紧紧抓住绳子不松手，他的心里“燃烧着更旺的利他火焰”。其他人只能恐惧且羞愧地看着这一切：他被气球带到了更高的空中，就像一只风筝的尾巴。他别无选择，只能随着气球冲到30米的高空，然后坠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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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尤恩写到，这6个悬在离地面几米空中的男人，“向人们展示了道德上由来已久的、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是我们，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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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高兴的是，当人们与相连接的人互动时，往往不会表现出自利倾向。在《幸存者》节目中，蒂娜本来可以跟基斯在木桩上一决高下，但当基斯提出帮忙的请求时，她选择了合作并跳入水中。在研究利他与合作这个两难困境的过程中，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大概有50%的可能选择帮助他人，即使是那些他们将来不再有机会与其打交道的人。因此，在是否帮助他人这一问题上，僵化地应用进化理论是错误的。自利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否则，我们所有人都将是自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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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就会存在很多其他影响因素。因为我们生活在彼此互动的网络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要不断重复或保持这种互动关系。蒂娜放弃的原因可能是，她知道在今后的挑战中还会与基斯同场竞技，到时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进化理论家称其为“直接互惠”。如果你跟同一个人有若干合作机会，得到那个人帮助的一种方法是：承诺未来与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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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在其众所周知的、富有创造性的互惠研究工作中证实：与总是合作或者总是自利相比，“以牙还牙”（tit for tat）策略显得更为有效。在“以牙还牙”策略中，对于你第一次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你都选择合作，此后，你只需简单模仿那个人最后一次与你互动时的做法就可以了。这种行为从本质上说就是逆向“黄金规则”：要像别人怎么对你一样去对待别人。如果某个人合作，那么，下一次就用“合作”回报他。如果某个人不合作，下一次就用“不合作”惩罚他。这种策略简单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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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以牙还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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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是一个在解决博弈论的重复囚徒困境时非常有效的策略。这一策略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回合选择合作。第二个回合根据第一回合对方的选择而定，如果对方第一回合选择背叛，第二回合就也选择背叛；如果对方第一回合选择合作，那么第二回合也继续选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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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千世界里应用“以牙还牙”策略，合作往往成为常态。但是在纯粹由自利的人构成的世界里，“以牙还牙”策略就没那么管用了。如果你在用“以牙还牙”策略，第一次碰到一个自利的人的时候，你会与他合作，但他不会与你合作。你从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一点，因此，你在将来的互动中会模仿他。但是，第一次打交道可能会让他比你做得更好，因为在这第一次互动中他从你这里有所收获。如果你不能很快遇到一些乐意合作的人，那你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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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局面促使数学家克里斯·豪尔特（Chris Hauert）和他的同事开始思考：是否可能存在其他进化模型？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进化模型发表在2002年的《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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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克斯罗德的研究工作及先前的理论模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都是强制进行的。但是，如果他们可以选择不进行互动，那会怎样呢？有些人宁愿不去尝试合作，也不愿冒被利用的危险，这些人可以选择自己照顾自己。换句话说，她可以切断与网络上其他人的连接。豪尔特将采取这种策略的人称为“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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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些巧妙的数学模拟，豪尔特和他的同事证明：世界一旦充满了孤独者，就会便于合作的进化。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即便出现了合作者，也不存在占合作者便宜的人。孤独者自己照顾自己，合作者与其他合作者形成网络。很快，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合作者，因为合作者总是比孤独者做得更好。但是，世界一旦充满了合作者，就会便于坐享其成者的进化，他们像寄生虫一样，不用付出就可享用合作成果。当坐享其成者成为群体的主流时，可被他们利用的人就一个也剩不下了，这时，孤独者又现身了，他们再也不想与这些坏家伙们打交道。总之，合作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相对于分开做来说，人们在一起做事情会做得更好。但由于坐享其成者的存在，合作能否成功是不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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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坐享其成者，需要有另外一种人存在：惩罚者。当人们看见社会行为规范受到侵犯时，他们特别希望这些行为规范能得到遵守。有些人会对开车加塞者按喇叭，尽管这并不能改变结果。另外一些人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在非吸烟区吸烟的人停止吸烟，当然，这要冒着正面冲突的危险。在很多场合下，单纯的旁观者愿意为目击的犯罪而出庭作证，尽管这要冒着被报复的潜在危险。这些人都以较小的代价迫使不合作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另外一种连接关系。合作者连接他人是为了创造更多，坐享其成者连接他人是为了从那些创造者身上获取好处，而惩罚者连接他人是为了赶走坐享其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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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理论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但人们总是纠缠于这种行为最初是如何进化的。在坐享其成者占主体的世界里，惩罚者必须不停地去纠正每一个违规行为，听起来能把人累死。如果是这样的话，惩罚者很快就会招架不住。但是，在一个由相互没有连接的孤独者所构成的世界里，惩罚者不必去惩罚任何人。按照这样的推理，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模型，并证明：在孤独者占主体的世界里，由相互连接的、互动的竞争者和惩罚者构成的小群体能够共同进化，这将促使整个群体向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连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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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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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特和他的同事后来扩展了我们的模型，并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将形成由合作者、坐享其成者、连接者和断开连接者四种人构成的混合体[1]。而且，他们还进一步证明：群体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都会发现不同类型的人有着不同的构成比例。跟预测有太多或太少合作的模型不同，这个扩展模型告诉我们：在可以对坐享其成者进行监视和惩罚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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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加入群体的意愿在不断变化，合作是常有的事情。总之，这个模型预测出了两件事：有一些人将合作，而另一些人却不会；有一些人将与社会网络建立良好的连接关系，而另一些人——孤独者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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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登场，经济人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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