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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行为的这种变化，传统的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解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类行为是这样的：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会考虑他人的利益，除非他人的利益会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合作行为的存在，都源于每个相关人的选择都是激励相容的：我为你挠背，是因为我认为你也会为我挠背。假如我认为你可能在得到帮助后不考虑回报就溜掉，那我将拒绝帮助你。你以及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也都会拒绝提供帮助。换句话说，在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帮助别人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固有差异。社会连接关系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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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经济人”生活在竞争残酷的世界上，在这里，人们不会关心他人的冷暖。“经济人”这个词的构成很有趣，人们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使用“经济人”这一说法了。那时，人们用“经济人”来表达对自身这一物种的看法：人是自利的，总是试图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个人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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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1836年，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已经提出了“经济人”模型。“经济人”的行为模式，“必然要以最少的劳动和最小的生理节制获取最多的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这就是说，人都是懒惰和贪婪的，同时也是理性、自利和自主的。这个模型根本不考虑人的利他特性。而且，人们最初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也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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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另外提出一个“网络人”假设。网络人（Homo dictyous，由拉丁语和希腊语混合构成，英文是network man）假设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利他与惩罚，也有欲望和反感。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不会是完全自利的。由于我们彼此连接，而且我们已养成了关心他人的习惯，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做出选择时，我们会考虑他人的幸福。而且，由于我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上的，因此，我们的愿望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愿望。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适用于任何事情的，比如健康行为、音乐品味、投票行为等。与我们相连接的那些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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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形形色色的希望在社会网络上流过，网络上传播的新奇事物不断被强化，足以让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喜好。我们最基本的希望是不受我们周围那些人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主观的希望，例如音乐或衣着，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有些喜好是因为别人有这样的喜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信念一旦确立，就会在社会网络内传播和放大。不论这些信念、希望或者喜好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存在更加持久、更为基本的必然因素，例如政治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它们都会在网络里放大，并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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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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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自利的，总是试图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个人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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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网络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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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假设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利他和惩罚，也有欲望和反感。所以，人不会是完全自私的，也会考虑他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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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即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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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传统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进行检验，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合作和起源的问题。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发现表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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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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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一群经济学家设计了一个简单但不乏智慧的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给两个人10美元，他们要对如何分这10美元进行协商。根据要求，第一个人需要向第二个人提出如何分这10美元的“提议”。他可以将10美元全部分给第二个人，也可以全部据为己有，还可以提出平分或者随便怎么分。然后，第二个人决定是否接受第一个人的提议。如果接受，那么他们按照商量好的办法分掉这10美元，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如果不接受，那么两个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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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家假定，在他们的模型里，所有参与者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因此会按照以下思路进行推理。第二个人会认为，有总胜于无。即便是1美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第一个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知道只要给第二个人一点钱，第二个人就会同意。因此，经济学家估计第一个人将给第二个人1美分，自己得到9.99美元，而第二个人不会对此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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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开始的实验是由美国大学生来进行的，经济学家发现，被试往往不接受过低的分配提议。大约有一半的人会拒绝分给他们2美元的提议。低于2美元的提议，被拒绝的次数更多。而且，站在第一个人的角度考虑，他们似乎也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没有出现太多不公平的提议。最多的提议是对半平分。平均来说，第一个人的所得要稍稍多于第二个人，但不会多太多，因为遭到拒绝的提议将导致双方一无所获。即便没有与第二个人讨论，第一个人似乎也知道哪种提议会被接受，哪种提议会遭到拒绝，因此，第一个人的行为与极端自利、只想为自己捞到尽可能多钱的那些人的行为是一致的。可是，第二个人的行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对于这个以前从未谋面将来也不会再相逢的人，他为什么会拒绝从他那里凭空收获1美元或2美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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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启发，人们又设计了“独裁者博弈”实验，以研究第二个人接受或拒绝提议的权力能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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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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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博弈里，给第一个人10美元，他有权决定怎样和第二个人分这10美元。但是，跟前一个博弈不同的是，第二个人什么都不需要做。不论第一个人的提议如何，第二个人都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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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经济学家估计，第一个人将会把这10美元完全据为己有。但很多情况下，结果并非如此。平均来说，第一个人将分给第二个人大约2美元。如果我们认为行为完全是由利己主义支配的话，那么这个简单实验的结果将很难解释。人们确实是在把自己的钱从兜里掏出来，送给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实验进一步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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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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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独裁者博弈中分给第二个人较多钱的人，参加投票、为竞选捐款、竞聘更高职位、参加抗议、帮助卡特里娜飓风受灾者的可能性也更大。他们也会在评估“人道主义”水平的心理测试上得到高分。就像豪尔特的进化模型所预示的那样，我们发现，不同的人为了帮助别人所愿意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仅关心自己，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关心他人的幸福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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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形并不完全出于想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最后通牒博弈并不少见，有时还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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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一位名叫鲍勃·基茨的承包商正在拆除俄亥俄州伊利湖附近的一幢有着83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墙体。他在一面墙体内发现了两个绿色的金属箱子。箱子里有一个白信封，上面写着“P. 邓恩新闻社”，信封内装有18.2万美元大萧条时期的钞票。基茨没怎么细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这所房子的主人阿曼达·里斯，她是基茨的高中同学，这次房屋翻修工程就是她包给基茨的。他们所照的照片显示，他们坐在靠近咖啡桌的地板上开心地笑着，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那些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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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分这笔钱时，麻烦跟着就来了。里斯想分给基茨10%，但基茨要40%。如果里斯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出现的百分比数据比较熟悉的话，她在第一次就应该给出一个更好的提议，后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分钱协议，信息被透露出去，当地的《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了2007年12月发现巨款的新闻，于是，邓恩的后人找上门来，有21人之多。与此同时，里斯花了一部分钱去夏威夷旅游，但他谎称被偷了6万美元。这样，可供里斯、基茨和邓恩的后人所分的钱就不多了。邓恩家族的律师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如果这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并合理地把钱分掉，那么，这笔钱的继承人将无从得知有过这样一笔钱。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坐下来以合理的方式分钱，导致了双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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