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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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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独裁者博弈中分给第二个人较多钱的人，参加投票、为竞选捐款、竞聘更高职位、参加抗议、帮助卡特里娜飓风受灾者的可能性也更大。他们也会在评估“人道主义”水平的心理测试上得到高分。就像豪尔特的进化模型所预示的那样，我们发现，不同的人为了帮助别人所愿意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仅关心自己，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关心他人的幸福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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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形并不完全出于想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最后通牒博弈并不少见，有时还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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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一位名叫鲍勃·基茨的承包商正在拆除俄亥俄州伊利湖附近的一幢有着83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墙体。他在一面墙体内发现了两个绿色的金属箱子。箱子里有一个白信封，上面写着“P. 邓恩新闻社”，信封内装有18.2万美元大萧条时期的钞票。基茨没怎么细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这所房子的主人阿曼达·里斯，她是基茨的高中同学，这次房屋翻修工程就是她包给基茨的。他们所照的照片显示，他们坐在靠近咖啡桌的地板上开心地笑着，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那些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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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分这笔钱时，麻烦跟着就来了。里斯想分给基茨10%，但基茨要40%。如果里斯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出现的百分比数据比较熟悉的话，她在第一次就应该给出一个更好的提议，后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分钱协议，信息被透露出去，当地的《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了2007年12月发现巨款的新闻，于是，邓恩的后人找上门来，有21人之多。与此同时，里斯花了一部分钱去夏威夷旅游，但他谎称被偷了6万美元。这样，可供里斯、基茨和邓恩的后人所分的钱就不多了。邓恩家族的律师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如果这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并合理地把钱分掉，那么，这笔钱的继承人将无从得知有过这样一笔钱。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坐下来以合理的方式分钱，导致了双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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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决定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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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讨论的实验几乎全部都是在美国高校学生中进行的。这样的研究项目往往会吸引急需钱的大学生参加，有的人甚至这样说：“我们对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动物。”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也雇用当地的大学生做了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他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并无区别。最明显的例外出现在研究经济学的大学生当中。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自利的选择，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因此，他们在实验中不会太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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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想知道这样的结果在非工业化国家是否也普遍存在，因此，他在秘鲁亚马孙河流域的马奇根加部落里（他正在对这个土著部落进行研究）也做了最后通牒实验。奇怪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土著居民的行为显得更加“理性”。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充当第一个人的那些土著居民，给出的提议都比较低，而充当第二个人的土著居民还是倾向于接受。这个结果跟传统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结果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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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奇根加另类”迅速成为众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有些研究人员决定加入亨里奇的研究项目，并参加了199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为期3天的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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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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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人员设计了研究提纲，以便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社会，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要研究的国家和人群包括玻利维亚提斯曼人、智利马普切人、厄瓜多尔阿丘阿尔人，克丘亚人、肯尼亚奥玛人、坦桑尼亚哈扎人，三古人、印度尼西亚拉马勒拉人、蒙古土尔扈人、巴布亚新几内亚格瑙人、巴拉圭阿切人、秘鲁马奇根加人和津巴布韦绍纳人等。这些研究人员还对外来人口进行实验，比如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布伦特伍德，这些实验都是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的。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为被试提供的奖金都是丰厚的。他们为一天或更多天的工资而讨价还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认真地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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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马奇根加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同的社会而言，人们做出的初始提议以及拒绝不公平提议的倾向性存在着很大差别。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人在实验上的表现，跟先前所看到的大学生的表现大体相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个人的平均提议是44%。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厄瓜多尔的克丘亚人的提议要少很多，平均大约是27%。另一方面，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印度尼西亚的拉马勒拉人和巴拉圭的阿切人的提议略多一些，分别是58%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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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项研究的人类学家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有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的提议多一些？于是，他们对每个社会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包括当地语言的类型和起源，以及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些群体生活在森林里，而另外一些群体生活在平原。有一些群体是采猎者，另外一些群体是牧羊人，还有一些群体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有一些群体是居有定所的，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些群体是游牧的，在很大的范围内活动。这些社会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有的社会以家庭形式生活，而另外一些社会以家族、部落或村庄形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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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体行为差异密切相关的指标，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社会性。其中的一个指标匿名性，是用来衡量每个群体与陌生人互动的频繁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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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厄瓜多尔的阿丘阿尔人几乎从来都见不到陌生人，但是，津巴布韦的绍纳人总能碰到陌生人。这些群体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频次也相差很大。坦桑尼亚的哈扎劫掠者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很少与市场互动。肯尼亚奥玛人则经常买卖牲畜，偶尔也会为挣一份工资而给他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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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与陌生人来往较多的群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说，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会做出更高的提议而实现与他人的合作，同时，他们也很可能会拒绝较低的提议。换句话说，将网络扩展到家庭之外的那些群体现出的行为越来越像网络人，而跟经济人渐行渐远。经济学家心目中的那种提议极低或完全不与他人分享的人，即使存在的话，也只有缺少社会互动的孤独人，但这样的情形，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也不容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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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受基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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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人类总是循序渐进地迈向群体生活：从家族发展到村庄，从小城镇发展到大城市。人们的连接关系日益丰富，甚至跟不认识的人都建立了连接关系。在第8章我们将会看到，连接已从现实世界走向了网络空间。但是，我们并不是机器上可随意替代的零件。人类关心他人的天性和连接能力清楚地说明：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的生活阅历也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该帮助不认识的人，或者与他们交朋友。很显然，即便在久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刚开始学会组成小群体共同生活时，这些差异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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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人们大约在5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捕猎了。就当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创新，因为那时的大型动物数量非常多，捕杀一个动物就能让一个群体支撑一段日子。可是，为了成功捕杀大型动物，人类的祖先必须相互合作。我们知道，在参与群体活动过程中，人们创造了很多同处的策略。有些人喜欢独自行动，而另一些人则愿意参与群体活动。有些人坐享其成，而另一些人则想办法惩罚坐享其成的人。如果许多许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社会网络行为归因于市场，或者说网络行为是由于人越来越多导致的。随着基因的逐渐进化，我们已经能够把握住群体合作中的机会，规避群体合作中的风险。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合作行为和愿意连接他人的倾向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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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我和同事克里斯·道斯（Chris Dawes）一起去了一个名叫特温斯堡（Twinsburg，即双胞胎城）的寂静小镇，它位于以农业为主的俄亥俄州中部。一年一度的“双胞胎节”（TwinsDays）正在这里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嘉年华游戏、坐草车、漏斗蛋糕等。它看起来跟别的乡村集市没什么两样。但这个节日其实是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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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日始于1976年，当时有人说，在小城的200周年庆典上，安排一天时间为双胞胎庆祝以表达对小城名字的敬意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第一年有37对双胞胎参加庆祝活动。这一活动很快红火起来。到1985年，已有1000多对双胞胎参加了“双胞胎节”。他们至今仍积极参与这个节日，使之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年一度的双胞胎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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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双胞胎节”的第一个节目都是为双胞胎和他们的家人烤法兰克福香肠，然后进行的是“后知后觉大游行”等大家都可以参加的活动。“后知后觉大游行”就是让一对对双胞胎从镇中心游行到比赛场。在这里将进行一系列双胞胎比赛，包括“最像的”和“最不像的”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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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闹之外，这里还有另一番相对沉闷的景象。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人员每年都会来特温斯堡，对双胞胎的健康和行为进行研究。在帐篷里，研究人员向双胞胎询问一些他们孩童时的问题，采集唾液和血液样本，进行视觉和听觉测试，甚至做牙科检查。每项研究都要向双胞胎们支付一点钱，他们可以在集市上用这些钱买点什么。实际上，研究活动的高峰期通常出现在午饭前，这时，饥肠辘辘的志愿者们来到帐篷里，目的是为了挣些钱买漏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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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喜欢参加“双胞胎节”，因为它为基因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有些双胞胎是一样的：甚至他们DNA上每个基因的变异都完全一样。另外一些双胞胎更像是兄弟姐妹，平均来说仅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基因相似性上的差异，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天然实验，我们可以据此评估基因对某一特征的影响程度如何。例如，完全一样的双胞胎，他们的眼睛颜色几乎总是一样的，而兄弟姐妹型的双胞胎常常不是这样。这就是说，基因直接影响到眼睛的颜色。实际上，基因学家在研究中已经找到了若干种基因。类似地，通过比较完全一样双胞胎的相似性和兄弟姐妹型双胞胎的相似性，科学家们就可以评估基因在任何一项其他特征上的作用。如果没有差别，基因不起作用；如果有差别的话，差别的大小是衡量基因作用大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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