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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家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在调查自己家谱时做的一些工作，也许最能说明人类流动性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布拉德利记录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他自己的旅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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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曾祖父生活在英国中部北安普敦的一个小村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从不会离开区区40公里见方的一小块儿宝地。他祖父的活动范围稍大一些，曾去过伦敦，但仍然局限在英格兰南部400公里见方的地区。他父亲在整个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活动范围扩大到了4000公里见方的更大区域。而布拉德利是个环球旅行者，活动范围遍布全球，而地球的周长约为40000公里。大体上看，每经过一代，布拉德利家族的活动范围就扩大10倍，照此推算，布拉德利的儿子必须是个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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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中，为了真正掌握人们的流动情况，必须要想办法把一颗芯片植入人体内，然后连续若干天对其进行追踪。但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科研人员无法实施。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想明白了：人们身体上本来就有这样一个装置。在开机状态下，人们携带手机不停地与可使用的基站建立连接，经过一些复杂的几何运算，就可以追踪手机使用者的活动状况。与在WheresGeorge.com网站上追踪钞票的交换情况相比，这是掌握人们活动情况的一种更为精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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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想法，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 Laszlo Barabasi）[1]和他的同事获得了某个国家超过600万手机用户的记录。他们从这套数据中抽出10万人，获得了这些人6个月内的流动记录。每当人们向外打电话或者接听他人的电话时，位置信息就被记录下来。他们获得了16264308个位置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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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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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巴西发现，人类的总体流动模式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人们的移动遵循“列维飞行”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我们已在第5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其次，人们移动的距离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移动的距离很长，而另一些人则移动得短一些。这种复杂情况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返回相同的地点，例如，家、工作单位、喜欢去的饭馆、商场等。我们会多次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且，我们的“飞行”也不总是随机的，毕竟，我们大多数晚上都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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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流动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空间距离对人们限制的逐渐消除，对于细菌、货物、信息和思想等事物的传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与人类的祖先相比，我们今天能建立范围更大的连接关系。我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与各式各样的人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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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让强连接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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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0年间，除了运输技术的发展之外，通信技术也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汤姆·斯坦德奇（Tom Standage）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一书中，记述了19世纪电报的发明和推广应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发明电报之前，人们远距离的沟通速度完全取决于传递信息的人的速度（步行、骑马或坐船）。但是，电报能让人们的沟通跨越时空。这一技术很快就被应用到生意上，并引发了不少浪漫故事。这种新型互动方式在新闻、战争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威力，新的风俗习惯和词汇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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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发明是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很多人都为电话的普及应用而兴奋不已，他们期望电话能打破等级界限，从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电话能减少寂寞（特别是在农业地区），增进社会互动。可是，就像今天人们对互联网的担心一样，当时也有些人对电话持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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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担心，家庭生活将不断受到外面的干扰，家庭的庄严与宁静要画上一个句号了。还有人担心隐私外泄，比如，碰到一个喜欢偷听的、爱说闲话的接线员。另外一些人认为，匆匆忙忙地在电话里交谈，从社交的角度看，存在危险性，因为“打电话无法像写信那样准备充分或深思熟虑。”电话还会威胁到很多传统的社会习俗（比如，不预约就拜访朋友）。人们还担心电话会改变恋爱期间的一些仪式，导致不适宜的两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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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多数人表示的担心跟我们今天对互联网的担心相差无几：互动草率，隐私外泄，道德堕落。但人们更为担心的也许是：亲密朋友的强连接关系有可能被与相距遥远的朋友建立的弱连接关系所取代。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1912年就注意到，由于电话和其他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并不断发展，这让亲密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人相互间形同陌路。邻里间建立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社区，正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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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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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电话对本地连接关系起到了扩展和增强的作用，而不是削弱作用。本地互动更为便利，而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电话都是打给相距不到8公里的人。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他们通过电话建立的关系（不论远近）是肤浅的。实际上，早在1911年，一位对电话持支持态度的评论员就说得非常好。他在预测电话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它能让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交往，让我们与他人有更多的合作。它确实能让分离的家庭不再因时间和空间而相互隔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签合同、作证、提起诉讼、发表演讲、求婚、授予学位、请求投票，以及做任何通过讲话就能完成的事情。电话是社会互动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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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让人们更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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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的争论，完全就是关于电话的争论的翻版。人们关于互联网的争论焦点是：如果没有互联网，人们如何与相距遥远的人以匿名方式进行互动。毫无疑问，有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建立一些以前不可能建立的连接关系。但同样是这些技术，它们也会改变本地的社区和本地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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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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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基斯·汉普顿（Keith Hampton）和巴瑞·威尔曼（Barry Wellman）通过大量不同寻常的观察，生动地说明了这些技术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对多伦多的一个郊区进行了研究，并为这个郊区虚构了一个名字：Netville。Netville拥有宽带设施，那里的居民可免费上网。这一地区新建了109栋独立住宅，任何购买了其中一套住宅的人，都会享有全天开放的高速互联网接入，一部可视电话，并可享受点歌、医疗服务、本地论坛等在线服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因为居民的偏好不同），60%的居民享受了一整套服务，另外40%则没有。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群体，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自然进行的实验中对他们进行对比分析。1997-1999年，汉普顿本人就住在Netville，这样，他就有条件研究这种技术对社区互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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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这些服务的居民与其他居民的连接更为深入和广泛，建立了更多的邻里连接关系。上网居民和不上网居民的对比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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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沟通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直接的社会连接关系，而后者在美国人的邻里之间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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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也有助于Netville居民继续保持与他们搬到这里之前的那些老朋友的连接关系和互动，而这些老朋友的家与Netville都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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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与不上网的居民相比，上网的居民与他们社会网络上、距Netville超过50公里的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略有增加，这样就抵消了搬家带来的、可能对保持社会连接关系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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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社会连接关系，人们还可以策划社区活动与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民这样做针对的目标之一就是安装了这种技术装备的Netville开发商。Netville居民利用在线和离线连接关系，联合起来反映他们的房屋质量问题，敦促开发商进行维修。居民们迅速组织起来，让这家开发商手足无措，迫使他承诺“比预期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以更快的速度”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居民们还共同对小镇的官员施压，不让其批准开发商再次进行住宅开发。汉普顿总结道：“根据在Netville的经验，这个开发商表示不会再去建设能上网的小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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