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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称这些共享资源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指拥有者可以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而且这种物品一经消费，就无法再次进行消费了。假如我有一块儿蛋糕，我可以不让别人吃，而一旦我自己把它吃了，任何人都没的可吃了。相比之下，公共物品被消费的时候，既不会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也不会削弱其他人的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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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灯塔的情况。借助灯塔以防触礁的一艘船，不会排斥另一艘船做同样的事情。公共无线电广播、美国独立日烟火晚会（Fourth of July fireworks）和市政饮水氟化等都属于公共物品。再考虑一下空气。一个人呼吸并不会让另一个人拥有的空气减少，也不会妨碍他人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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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共物品甚至比灯塔或空气更少见。考虑一下公民责任。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初就提出，只有当任何人都觉得有义务维护一个公民社会，在行为方式上值得他人信赖，当国家受到攻击时自愿为国家效劳时，所有公民才能从这些传统和行为规范中受益。某个人获得的利益，不会减少其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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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共物品是难以创建和维护的。多数情况下，似乎都没有人有积极性为它们做点什么，在任何一个被污染的城市呼吸并不新鲜的空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公共物品往往是人们自利行为的副产品。一家船运公司或港口部门为了自己船只的安全而修建的灯塔，最终保护了所有船只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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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共物品，生产得越多，越能体现出价值。电话机和传真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一个拥有传真机的人发现，传真机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人能接收他发出的传真。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传真机时，传真机就显得越来越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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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公共物品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信任（有点抽象）。我们曾在第7章讨论过，当别人也信任你时，信任是非常有价值的，而在充满“坐享其成者”的世界里，信任别人是非常痛苦的。很多其他人类行为和信仰的价值也以这种方式增加。例如，在平均宗教信仰虔诚度较高的国家里，宗教信仰虔诚度对幸福的正面影响更大一些。与传真机类似，如果别人也信仰宗教，宗教的好处就更多。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有助于培养社会连接关系，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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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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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建的社会网络本身就是公共物品。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朋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创建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成了没有人控制但却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的资源。从网络中每个人的角度看，没有办法确切地说出我们居于何方，尽管它是我们创建的。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朋友、家人、邻居和同事，对于这些人彼此之间是怎样连接的，我们也许也知道一点儿，但是，在我们当前社会视域之外的地方，我们与网络是怎样连接的，往往是一个未知数。就像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样，我们周围网络的准确结构以及网络上流动事物的确切性质，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我们就像舞池里挤成一团的人，知道有10个人靠向我们，但不清楚自己身居何处，是在房间的中央还是四周？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一波狂喜或恐惧正在向我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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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网络产物都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共有的，更谈不上是积极的。说到“物品”的时候，我们说的是通常意义上的任何东西：手枪和毒药也是物品。网络的作用可以比喻为“病原体或恐慌的传播通道。”的确，社会网络也可以服务于不好的目的。我们在第1章中曾讨论过，暴力在网络上传播，自杀、愤怒、欺诈、法西斯主义，甚至巫术指控都可以在网络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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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不好的网络结果。一直以来人们对犯罪行为感到困惑的地方，是犯罪随时间（随年份不同而波动）和空间（相邻的警区或司法权变化很大）的变化情况。例如，在新泽西的瑞奇伍德（Ridgewood），人均严重犯罪率为0.008，而在附近的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严重犯罪率达0.384——相差约50倍。这种差别太大了，以至于无法用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某种差异进行解释，也无法通过环境或居民的明显特征来解释，比如是否有课后活动或受教育程度如何等。那么，该怎么解释这一差别呢？很多迹象表明，社会互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罪犯在某一地点、某一时间从事犯罪活动时，附近的人也犯罪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实际犯罪率要比预计的犯罪率高。可能受此影响的群体数量多达几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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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艾德·格莱泽（Ed Glaeser）和他的同事对这些影响进行了细致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某些犯罪相对于另一些犯罪更容易蔓延，社会影响比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更为重要。与盗窃或抢劫相比，如果某个人偷了一辆汽车，人们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像强奸和纵火这样的犯罪，社会影响要更小一些。如果犯罪风险特别大或者特别严重，别人就不太可能也跟着犯罪。此外，在总的罪犯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罪犯是与他人合谋犯罪的，这进一步说明了犯罪的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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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传染助长犯罪的任何实验结果，但是，人们为研究轻微不道德行为而进行了很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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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一帮学生被要求参加一场有难度的数学考试。在教室的中央，研究人员安排了一个“托儿”，他在考试过程中的某个时候有作弊行为，很多人都能看到他在作弊。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只有当其他学生觉得作弊者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人时，才会出现更多的作弊情况。相对于穿一件印有匹斯堡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当地的竞争对手）标志的T恤来说，如果作弊者穿一件没有任何标志的普通T恤，学生们作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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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与善意，维护网络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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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我们仍有理由连接在一起。社会网络的目的是传播积极的、有益的东西，也许是快乐，也许是捕食者报警，也许是介绍浪漫的伴侣。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好行为或其他有害现象（例如细菌）的传播，只不过是我们为了获得网络带给我们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进化意义上讲，它们被植入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是为了另外一个更有益处的目的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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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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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是，从混乱到国家再到乌托邦的发展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确实相信，我们内心深处一直都有形成网络乌托邦的冲动。我们生活在社会网络上的所得大于我们的所失，这促使我们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社会网络之所以存在这么久，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形成人类超个体，都是因为连接关系的固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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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连接关系基础的关键特征和行为（并培育社会连接关系），都与基因有关。例如，利他就是社会网络形成和运转的一个关键属性。如果人们从未表现出利他行为，从来没有对友好行为有过回报，或者更极端一些——总是野蛮粗暴的，那么，社会连接关系将会消失，人们周围的网络将会解体。因此，某种程度的利他和回报，某种程度的积极情绪，如爱和快乐等，对于社会网络的产生和长久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一旦网络建立起来，利他行为（不论是偶尔为之的友好行为，还是器官捐献的级联反应）就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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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网络而传播的善意多种多样，慈善捐款就是一例。大约89%的美国家庭每年都有慈善捐款（2001年的年均捐款额为1620美元）。募集善款的行动，常常通过巧妙的设计，充分利用社会影响过程和社区镶嵌观念。募捐活动通常都安排得很用心，让人们觉得恳求你捐款的人，是跟你有连接关系的人，而不是陌生人，例如，你的校友或你朋友的亲戚得了癌症（当然，利用这样的志愿者也很省钱）。组织“自行车长途骑行”、“长途步行”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参与者有一种社区的感觉，并鼓励参与者跟发起这种活动的朋友和邻居们直接交往。医院、童子军和小城镇的很多组织，都制作了一种特殊温度计并公开展示，这种温度计将慈善捐款按捐款人的捐款动机分类，意思就是对那些还未捐款的人说：看，所有这些人都捐款了，现在你们该怎么办？实际上，尽管捐款人的捐款动机千差万别，但对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80%的人是由于他们与募捐人很熟悉而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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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亲社会行为规范传播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卡蒂·卡门（Katie Carman）对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20个州开展业务）的7500名员工在2000-2001年年间的慈善捐款（通过工资单中为“联合之路”的扣款）情况进行了调查。她发现，工作时与慷慨同事相邻而坐的员工捐款的数额更多一些。卡门得到一份关于员工工作中的连接关系以及他们办公所处位置的详细资料。通过对那些能想得到的最普通的信息（用于向银行办公楼内各区域寄发信件和包裹的邮政编码）进行巧妙的处理，她识别出了很多群体，这些群体的人数从1到537不等，中位数刚好是19。她研究了当员工不得不从一个办公位置搬到另外一个办公位置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她发现，当人们从一个其他人都捐款不多的位置搬到一个人们捐款很多的位置时，相邻同事平均捐款增加1美元，将导致他们自己捐款增加0.53美元。当然，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有几种：相邻同事可能提供如何捐款的信息，相邻同事的捐款行为可能迫使别人也捐款，或者，这个人的行为本身就实实在在地发挥着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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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利他行为规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而我们自己的实验则清楚说明了利他行为的“感恩与传递”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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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如果杰伊对哈拉慷慨，哈拉也会对杰伊慷慨。但是，如果杰伊对哈拉慷慨，哈拉会对卢卡斯慷慨吗？我们设计了一个用于判断以下观点与否正确的实验：利他行为是否能由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我们招募了120个学生，让他们进行一系列合作游戏，这些游戏要做5轮。做每一轮游戏时，学生们都被分为4人一组，我们通过调整每个组的构成，确保没有两个学生两次被分在同一个组。我们给每个学生发一些钱，他们可以决定把多少钱捐献给组里，捐献的越多，个人留下的越少。然后，在每轮实验结束后，我们让他们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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