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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利他行为具有传播性，利他的好处将会被放大。当某个人在第一轮多捐献给组里1美元时，与他同组的其他人在第二轮捐献给组里的钱将会增加20美分，尽管他们已经被分在不存在先前同组人的新组！对某个人来说，如果有人对她好，她在将来也会对别人好。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轮分配到新组的这些人，在第三轮还会受到影响。当第一轮那个慷慨的人多捐献给组里1美元时，与他曾经同组的其他人在第三轮捐献给组里的钱将会增加5美分。由于每个阶段的每个组都有3个新人，这就意味着，最开始多捐献出1美元，将会导致其他人在第二轮捐献的钱总共增加60美分，在第三轮捐出的钱总共增加15美分。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的行为与“配对补助金”有几分相像：最初某个人捐出的1美元，将导致其他人在未来的捐款总额增加1.0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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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会表现出利他行为，还与社会网络结构有很大关系。一个很有创意的实验记录了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一所女子学校的“捐献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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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要求五年级和六年级的76名女生说出自己的5位朋友。这样，调查人员就可以画出这些女生的社会网络图，弄清谁是她们的朋友，谁是她们朋友的朋友，谁是她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等。调查人员还要求这些女生玩我们在第7章讨论过的独裁者博弈游戏，询问每个女生愿意将6美元给列出名字的另外10个女生每个人分多少。这些女生对他们的朋友都非常慷慨，但捐出的钱数随着社交距离的增大而减少。平均来说，这些女生将6美元的52%分给朋友，36%分给朋友的朋友，16%分给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无法根据捐出者或接受者的任何可测量的特征准确预测每个女生具体分出多少，这些特征包括她们的高矮，有多少兄弟姐妹，戴眼镜或者穿吊带装，等等。只有根据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分隔度数，才能做出准确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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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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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即受益。”如果你处于社会网络的中心，你与大多数人相距的距离可能是一度、二度或者三度。但是，如果你处在社会网络的外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此，如果有好东西（如金钱或尊重）流经网络的话，处于网络中心的你就可能获得中心性奖赏。很多人愿意对处于网络中心的你表现出利他行为，而对于处于网络外围的人就未必如此了。当所有轮次的女生游戏都结束时，最受欢迎的女生得到的钱是最不受欢迎的女生得到的钱的4倍。社会网络对流经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放大作用，但是，这种放大作用也会因人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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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针对在校大学生所做的实验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结果。一个实验是针对2003年居住在两个大型学生宿舍的569名在校学生密友进行的。另外一个实验则是针对2004年使用Facebook的2360名学生。对方在网络上相距越远，学生们就表现得越不慷慨。对于相距三度分隔以上的那些人来说，学生们对他们的慷慨程度，就如同不认识的人一样。对于拥有共同朋友的那些人来说，大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捐献也更为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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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南和马多克斯都是卡特里娜和戴夫的朋友，那么，相对于只有罗南是卡特里娜和戴夫的朋友来说，卡特里娜更有可能对戴夫表现出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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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捐献给朋友的动机是捐献给不认识的人的两倍，尽管被试不希望与朋友再次互动而期望与不认识的人进一步互动。换一种说法，我们宁愿给一个从不报答我们的朋友一个礼物，也不愿意给会报答我们但我们不认识的人一个礼物。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给予是维持网络所必需的，我们在意的是网络本身。我们的社会连接关系就是回馈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慷慨将网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网络反过来又孕育了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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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所进行的研究证实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合作者倾向于跟其他合作者做朋友，他们在利他意向上存在着“同类相聚”。平均来说，自私大学生拥有的朋友并不比利他大学生拥有的朋友少。但是，利他的人“镶嵌”在由另外一些利他的人所建立的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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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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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种族、收入、性别或地域等方面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注意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健康状况往往都很不错，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一些；白人能享有其他种族的人无法享有的特权；人们住在哪里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未来。政治家、活动家、慈善家和评论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人们对社会产品的使用权是不平等的，获取使用权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公平的。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等级社会里。人们根据我们的社会统计学特征将我们划分不同的等级，并将我们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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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层和等级的认识，还可以按照由人们的连接关系决定的网络位置来进行。“位置不平等”的产生不仅与我们是谁有关，还与我们跟哪些人建立连接关系有关。这些连接关系决定着我们在社会网络上所处的位置，而且，这些连接关系往往不局限于种族、阶级、性别或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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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连接关系多一些，另一些人的连接关系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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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位置更靠近社会网络的中心，另一些人的位置却处于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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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拥有紧密交织的社会连接关系，而且他们的朋友彼此之间也都熟识；另一些人的朋友之间没有任何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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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的网络位置也取决于我们周围其他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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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孕育出来的公共物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对于你来说，死于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朋友，而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关系不大。对于你来说，是不是能找到一份新工作，你朋友的朋友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你的工作技能。别人是不是对你很友好或为你着想，取决于你周围那些人的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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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决策者对这种不平等不够重视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不平等太难衡量了。仅仅通过研究个人或者群体，我们是无法弄清楚位置不平等的。我们无法问一个人：“你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如何？”而问一个人挣多少钱就简单多了。相反，我们必须将社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某个人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这并非毫无意义。幸运的是，正像我们在第8章讨论的那样，数字通讯技术（电子邮件、手机、社交网站）的出现，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网络创造了便利条件，人们也不必花很多钱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调查了。将人们的网络中心性与他们的死亡风险相关联，将传递性与他们偿还贷款情况相关联，或者，将他们的位置与他们犯罪或戒烟的可能性相关联，这一切都为政策干预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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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相互连接关系日趋丰富的世界里，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会进一步改善他们的连接关系，而拥有少量连接关系的人将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结果，越来越多的好处将由社会网络中特定位置的人获得。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鸿沟。网络不平等引发并进一步扩大了机会不平等。实际上，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与同样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建立连接关系的倾向，让社会网络与神经网络、新陈代谢网络、机械网络或其他非人网络有了很大的区别。反之也是如此：对于连接关系少的人来说，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往往也是主动与更大网络断开连接关系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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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了解决社会分化问题，相对于我们的肤色或钱包的大小来说，我们的连接关系要重要得多。为了缩小教育、健康或收入方面的差距，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要帮助的那些人的私人关系。为了减少犯罪，我们要优化潜在罪犯所拥有的连接关系类型——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是，有时我们需要保留一些罪犯。为了让戒烟和减肥干预更加有效，我们要把家人、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也拉进来。为了减少贫困，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招商引资和技术培训，我们还应该帮助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新的关系。一旦我们将关注点放在网络外围的那些人身上，并帮助他们重建连接，我们帮助的就是整个社会网络，而不仅仅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些“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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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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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行为的认识，老方法不再适用了。认识人类集体行为的一个经典方法，就是研究集体中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例如，我们可以将市场、选举和暴乱仅仅看成个人决定买卖、投票或者表达愤怒的副产品。这种方法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关于这种方法的一个经典案例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就是个人提供或需求某种商品意愿的简单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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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集体行为的另外一个方法不再针对个人，而将关注点完全放在以阶层或种族划分的群体上。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集体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些群体里的人在行为上保持一致。追崇这种传统方法的一些学者（如马克思）认为，群体有自己的“意识”，它被赋予的群体人格，是无法根据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推论或理解的。另外一些人把关注点放在群体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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