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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捐献给朋友的动机是捐献给不认识的人的两倍，尽管被试不希望与朋友再次互动而期望与不认识的人进一步互动。换一种说法，我们宁愿给一个从不报答我们的朋友一个礼物，也不愿意给会报答我们但我们不认识的人一个礼物。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给予是维持网络所必需的，我们在意的是网络本身。我们的社会连接关系就是回馈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慷慨将网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网络反过来又孕育了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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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所进行的研究证实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合作者倾向于跟其他合作者做朋友，他们在利他意向上存在着“同类相聚”。平均来说，自私大学生拥有的朋友并不比利他大学生拥有的朋友少。但是，利他的人“镶嵌”在由另外一些利他的人所建立的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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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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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种族、收入、性别或地域等方面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注意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健康状况往往都很不错，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一些；白人能享有其他种族的人无法享有的特权；人们住在哪里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未来。政治家、活动家、慈善家和评论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人们对社会产品的使用权是不平等的，获取使用权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公平的。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等级社会里。人们根据我们的社会统计学特征将我们划分不同的等级，并将我们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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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层和等级的认识，还可以按照由人们的连接关系决定的网络位置来进行。“位置不平等”的产生不仅与我们是谁有关，还与我们跟哪些人建立连接关系有关。这些连接关系决定着我们在社会网络上所处的位置，而且，这些连接关系往往不局限于种族、阶级、性别或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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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连接关系多一些，另一些人的连接关系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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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位置更靠近社会网络的中心，另一些人的位置却处于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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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拥有紧密交织的社会连接关系，而且他们的朋友彼此之间也都熟识；另一些人的朋友之间没有任何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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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的网络位置也取决于我们周围其他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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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孕育出来的公共物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对于你来说，死于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朋友，而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关系不大。对于你来说，是不是能找到一份新工作，你朋友的朋友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你的工作技能。别人是不是对你很友好或为你着想，取决于你周围那些人的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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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决策者对这种不平等不够重视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不平等太难衡量了。仅仅通过研究个人或者群体，我们是无法弄清楚位置不平等的。我们无法问一个人：“你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如何？”而问一个人挣多少钱就简单多了。相反，我们必须将社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某个人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这并非毫无意义。幸运的是，正像我们在第8章讨论的那样，数字通讯技术（电子邮件、手机、社交网站）的出现，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网络创造了便利条件，人们也不必花很多钱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调查了。将人们的网络中心性与他们的死亡风险相关联，将传递性与他们偿还贷款情况相关联，或者，将他们的位置与他们犯罪或戒烟的可能性相关联，这一切都为政策干预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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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相互连接关系日趋丰富的世界里，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会进一步改善他们的连接关系，而拥有少量连接关系的人将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结果，越来越多的好处将由社会网络中特定位置的人获得。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鸿沟。网络不平等引发并进一步扩大了机会不平等。实际上，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与同样拥有众多连接关系的人建立连接关系的倾向，让社会网络与神经网络、新陈代谢网络、机械网络或其他非人网络有了很大的区别。反之也是如此：对于连接关系少的人来说，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往往也是主动与更大网络断开连接关系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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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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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了解决社会分化问题，相对于我们的肤色或钱包的大小来说，我们的连接关系要重要得多。为了缩小教育、健康或收入方面的差距，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要帮助的那些人的私人关系。为了减少犯罪，我们要优化潜在罪犯所拥有的连接关系类型——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是，有时我们需要保留一些罪犯。为了让戒烟和减肥干预更加有效，我们要把家人、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也拉进来。为了减少贫困，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招商引资和技术培训，我们还应该帮助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新的关系。一旦我们将关注点放在网络外围的那些人身上，并帮助他们重建连接，我们帮助的就是整个社会网络，而不仅仅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些“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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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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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行为的认识，老方法不再适用了。认识人类集体行为的一个经典方法，就是研究集体中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例如，我们可以将市场、选举和暴乱仅仅看成个人决定买卖、投票或者表达愤怒的副产品。这种方法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关于这种方法的一个经典案例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就是个人提供或需求某种商品意愿的简单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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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集体行为的另外一个方法不再针对个人，而将关注点完全放在以阶层或种族划分的群体上。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集体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些群体里的人在行为上保持一致。追崇这种传统方法的一些学者（如马克思）认为，群体有自己的“意识”，它被赋予的群体人格，是无法根据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推论或理解的。另外一些人把关注点放在群体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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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社会学家爱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不同宗教群体中相对稳定的教徒自杀率是无法通过个体行为来解释的，因为，群体的生命远比群体成员的生命更为持久。他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人们来来去去，为什么法国新教徒（Protestants）的自杀率仍保持不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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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被称为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方法论整体主义将社会现象看做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完全不同于一个一个的个人，也无法仅仅通过研究这些个人而认识清楚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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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把人的境况阐述得清清楚楚，但他们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与这两种传统方法相比，社会网络科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全新方法。社会网络科学是研究个人“与”群体的，特别是前者如何变成后者的。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而引发的现象，在作为个体的人中间不曾出现过，也无法还原为个人的希望和行为。文化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失去了连接，我们将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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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网络研究只不过是现代科学中更大还原项目中的一部分。过去400年间，为了弄清楚整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大自然中更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对简化论充满热情，也取得了难以计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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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生命分解为器官，再进一步分解为细胞、分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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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物质分解为原子，再进一步分解为原子核、亚原子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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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明了显微镜、超级对撞机等各种各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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